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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的限制措施暂时阻止了抗议运动的高涨，但是新的风暴即将来临。由于社会经济指标空前恶化，抗议活动将愈演愈烈，首当其冲是新兴国家。2020 年，科法斯的全球社会和政治风险指数达到创纪录的 51%，新兴国家更高达 55%。

社会运动将影响国家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对外贸易。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尤其对国家的出口有着显著且长久的负面影响。科法斯估计，在社会运动的一年间，平均出口将低于潜力值 4.2 个百分点。

社会运动的形式、烈度和持续性，对未来几年的国际贸易具有决定性意义。

科法斯经济学家 Samuel Adjutor 和 Ruben Nizard 评论道：“疫情暂时阻止了新兴国家社会运动的高涨。但是，这次疫情危机对社会经济的毁灭性影响，已经使社会和政治风险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重重压力下，新一轮的社会运动即将到来，对相关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影响。同样拖累经济活动的，还有政局不稳带来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的信心下降，供给侧的工业活动和服务下滑，以及需求侧的消费萎缩。外贸特别是出口恐将成为牺牲品。

我们估计，在社会运动之后的三年里，出口仍低于潜力值多达 9%。如果运动提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诉求（在疫情之后很可能如此），那么出口可能降低20%之多。”

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浪潮即将来临...

社会运动大多发生于新兴市场国家，从 2017 年到 2019 年，社会运动持续增加。从过往的传染病和大流行病来看，社会动荡普遍发生在卫生危机的一年后。危机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的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未来社会运动的烈度可想而知。根据科法斯的测算，全球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已经达到空前程度。2020 年，全球指数达到创纪录的 51%，新兴市场国家指数达到 55%。

确切来说，要求变革的社会压力从未如此之大。2020 年，全球的社会压力指数从 46% 上升到 54%，达到历史新高，而新兴市场国家更是从 54% 上升到 61%。上升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经济指标空前恶化。受疫情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人均 GDP 下滑，购买力恶化，失业和通胀飙升，收入及财富不均现象日益增加。在一些国家，面对政府对疫情危机的管理，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做法，又使人备感不公，这些都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2020 年，88% 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压力相关风险都在上升。在比较大的亚洲新兴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泰国或菲律宾，以及一些北非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这种情况明显增加。

...可能影响国际贸易

回顾过往的大流行病可知，大规模社会运动对经济活动有持续的负面影响。

在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的至少一年半时间里，GDP 增长仍然比运动前低一个百分点。在新兴市场国家，GDP 甚至低两个百分点。

这些影响体现在供给侧是工业活动和服务下滑，体现在需求侧则是消费萎缩。家庭和企业信心下降，不确定性增加。此外，政局不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受影响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也减少了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或维持现有关系的动力。贸易流动放缓甚至收缩：工业活动的下降扰乱出口，消费下降则抑制进口。社会运动的一年内，出口将比估计的潜力值低 4.2%。运动之后的三年间，缺口仍然巨大，出口将比潜力值低 6.3% 至 8.9%。对进口的影响相对轻微，因此进口可以很快复苏。

运动的持续性、烈度和诉求，决定了对贸易的影响。

运动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差别很大。有几个因素可以放大或限制贸易的受影响程度，包括：产业分工、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与贸易伙伴的距离、以及双边贸易往来中的首选运输方式。这些因素会对第三国产生连锁的负面影响-无论他们是否与受影响国家有贸易往来。社会运动如何发展，决定了贸易受冲击的程度和持续性。

毫无疑问，社会运动的持续时间和频率具有决定意义。如果运动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则对进出口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并非如此，那么政治的不稳定将加剧信心的丧失，增加不确定性，从而提高贸易成本，进一步限制出口能力。在此情况下，当第一次运动过去三年后，平均而言，出口仍然会比潜力值低约 14%。动员规模也是冲击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诉求的类型对冲击的程度和持续性起着关键作用。

纯粹政治诉求的运动对进出口的影响比较短暂，程度较轻。 

如果抗议活动提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诉求（在疫情之后很可能如此），那么影响将更加持久，也更严重。在此情况下，当冲击过去三年后，出口仍比潜力值低 20.7%，进口低 5.6%。此外，新兴国家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回旋余地，无法遏制社会动荡的影响，这可能使他们的贸易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