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刚刚腾飞的亚洲在金融危机重创下不得不回到地面，重新整理羽毛，审视过去；今天，整个世界刚刚走出金融海啸，驻足回望，思考未来。这十年一袭的危机难道仅仅是经济周期诅咒下人类的宿命？还是历史前进中成长的代价？

作为金融业监管者以及两次危机的亲历者，沈联涛在《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中试图以一种“大历史”的视野勾勒出十年前的亚洲危机和眼下这场危机的联系。

在他看来，“当前这场危机可能是世界为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而要付出的代价。”

沈联涛曾经在马来西亚央行、世界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担任不同的监管职责，在亚洲金融[2.47 -1.98%]危机“前线”经历过“炮火”。丰富的监管经历和多元的角色转换使得他既可以对亚洲从“三万英尺”的高空进行俯视，也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超低空扫描，并且披露了一些曾经影响过亚洲命运的重要人物们在危机时期的决策细节。

在这本书里，作者用超过一半的篇幅剖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和独特的视角。他所倡导的分析亚洲危机的思路关键在于，不能将其看作一种按国别进行的静态分析，而要看成对一些亚洲国家与他们最大顾客和贸易伙伴——美国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动态分析。这种视角打破了国别差异，让人们走出孤岛，从国际分工、贸易关系、汇率安排以及各经济体的金融体制等各个层面重新思索危机之源。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日本为首，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的“雁型”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层面成了一个奇迹，但是这种结构的阿克硫斯之踵在于“一条供应链，两种汇率”。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的共同点在于：在经济上依赖日本的资本输出和直接投资，而本国的汇率机制安排要么是盯住美元，要么是和美元“软挂钩”；资本账户过早开放，而国内银行体系的风控能力和治理结构存在各种漏洞，短期外债占比过高，远远超过外汇储备覆盖的范围，整个经济在资金期限和币种双重错配中增长。

这些经济体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日元强势的基础上，一旦日元兑美元走软或者出现大幅波动，麻烦也将接踵而至。而广场协议的签署开启了日元低利率的时代，同时拧开了日元利差交易的阀门，也揭开了资产价格泡沫的序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天的危机将一些共同的话题摆到了人们面前：泡沫究竟是如何产生并且轻易得到纵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银行？金融监管者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的危机也可以在十年前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找到端倪。

“本质上，这些造成越来越集聚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实际就是四种套利——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和监管套利。”

在微观层面，他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为什么金融危机得以轻易突破金融稳定的四道防线：即董事会、公司治理、内审部门；外部审计；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分析师、传媒；最后是金融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

正如作者所提出的那样，如果这场危机意味着世界为进入全球化时代而付出代价，那么危机平息后，我们应该在原地修修补补，还是应该着眼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来构建我们的监管体系？“金融上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全球性货币管理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就不能关注全球收入不平衡的风险。”

不过，作为一个亚洲人，沈联涛首先敏锐地看到了亚洲自身必须首先要进行深刻的变革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在美国模式瓦解之后，如何构建适合亚洲发展的新模式，以及更为有效的亚洲官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