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央行在8月6日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再提“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无论是央行还是银保监会，2020年上半年都在不厌其烦的强调不良资产的处置。

种种迹象表明，不良贷款的转移和地方AMC的扩容正在加速进行，万亿级别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已经爆发。

无论通过何种路径处理不良贷款，最后总要落实到“催收”环节。因此对催收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个重大利好。

只不过当下的催收行业，显然缺乏与不良资产市场相匹配的消化能力。

监管对不良贷款处置的开闸，能否成为催收行业“合规化”的契机，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地方AMC扩容与加速 

根据《上海证券报》报道， 近日银保监会公布了海南省第二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名单，海南省批准了“海南新创建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这意味着，海南省迎来了省内第二家地方AMC。

值得关注的是，“新创建资产”背后的股东，是创办周大福品牌的香港郑裕彤家族，是国内首家港资控股的地方AMC，同时也是今年地方AMC的首次扩容。

加上2019年底获批的北京资产管理、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成都益航资产管理等，目前明确获得银保监会批准的地方AMC合计共有57家。

港资背景资本进入不良资产市场掘金，证明了内地不良资产市场巨大的吸引力。

这同时意味着，不良资产转让或将加速进行。

7月3日，作为湖南首家地方AMC，财信资产发布了《关于选聘不良资产处置清收合作机构代理清收债权的公告》，公告称将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选聘不良资产处置清收合作机构，对其持有的湘潭地区的个贷不良债权——“农行包”，进行清收。

2020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移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不良转让试点》），明确将进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

财信资产此次处置农行在湘潭地区的不良贷款，正是在“不良转让试点”的监管框架下进行的。

根据不良转让试点主要规定：

不良转让试点机构：试点银行包括全部六大行和股份行，收购机构包括4大AMC、符合条件的地方AMC和5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不良资产类型：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

试点个人贷款范围：个人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性贷款。

五类禁止转让的不良贷款：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贷款、精准扶贫贷款，“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各项贷款等政策性、导向性贷款，虚假个人贷款、个人教育助学贷款、银行员工及亲属在本行的贷款，在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有限制转让条款的贷款等。

地方AMC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限制：地方AMC仅可以受让本省区域内的银行不良贷款，今后可能逐家放开地域限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可以债转股为目的受让试点范围内的对公不良贷款。

据了解，截至2020年3月31日，“财信资产”发布的湘潭地区的“农行包”，剩余债权共268户，债权本金3490.99万元，利息5907.55万元，合计9398.54万元。

其中自然人215户，本金989.62万元，占比28.35%。很多贷款由于时间过长，个人类贷款共215户，其中67户丧失诉讼时效，且大多数债务人身份证号等关键信息缺失，清收难度较大。

银行不良资产的快速增长，确实需要更多“清道夫”。

根据央行与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6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98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91%，上升0.05个百分点。

其中，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918.75 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7%。

而在2019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700多亿元，三个月的时间，信用卡半年逾期增加了200多亿。

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的影响之下，要想保持银行体系资产质量水平，就必要要打通不良资产处置的路径。相关政策出台算是顺势而为。

不过，一位律师向消金界表示，能够让个人不良贷款实现批量转让，确实是一个政策上的突破。但必须注意的是，单单凭借不良贷款转让的政策，并不能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还需要其他很多方面的配合，比如完善的征信系统、完善的个人破产法，合法合规的催收。

“尤其是催收，整个行业能不能规范化，决定了不良资产清收的效果。”这位律师表示。

 催收行业还没准备好 

即便在不良转让试点之前，催收行业已经满足不了不良资产处置的需求，监管放闸不良批量转让之后，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不良转让试点》中明确要求，AMC机构对批量收购的个贷，只能采取自行清收、委托专业团队清收、重组等手段自行处置，不得再次对外转让，禁止AMC暴力催收不良贷款。

《不良转让试点》并不禁止AMC机构委外催收，只是要求不得与有暴力催收、涉黑犯罪的机构合作，这与所有持牌机构对委外催收的要求一致。

李刚是南方一家催收公司的管理人员，他所在的催收公司员工有几千人，在全国各地有将近40家分公司，合作客户包括了银行、持牌消金及头部助贷平台。

他告诉消金界，银行对委外催收团队的合规要求非常高，而业内真正符合持牌金融机构要求的公司并不多，所以他们并不愁没有业务做，相反扩张的速度跟不上业务的需要。

“把一个人培养成专业的催收人员并不容易，需要有人带，需要时间。”

催收公司现在都非常注重员工培训，因为除了常规的合规检查，如果客户投诉多了，银行就会停止合作。

消金界注意到，2020年7月，上海银保监局对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进行了行政处罚，案由之一便是交行信用卡中心“对部分信用卡催收外包管理严重不谨慎”。

李刚表示，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催收公司被客户投诉到了银保监会，然后追查到了交通银行身上。

虽然感叹催收不好做，但李刚还是认为，只有将不合规的催收公司出清了，催收行业才有希望，整个行业的形象才能改善，不然监管的高压政策不会缓解。

作为不良贷款处置的关键环境，当下催收行业处境非常尴尬。

先看监管的政策层面。

2019年4月工信部对暴力催收，尤其是电话催收的方式进行了整治与规范，各地银监局也不同程度地对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的暴力催收整顿进行窗口指导，要求管辖区域内的发起机构不允许出现暴力催收行为，并明确惩罚措施。

2019年12月27日央行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规定：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催收债务，不得采取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不得损害金融消费者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2020年6月28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也首次将对非法讨债行为进行准确定性。针对采取暴力、“软暴力”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以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并以此为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可以看到，从2019年开始，催收行业受到了“严监管”，对暴力催收的打击净化了催收行业，出清了很大一批涉嫌暴力催收的公司，但客观上也影响了合规的催收公司，让合规催收变得更加“供不应求”。

而另一方面，作为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环节，整个催收行业还处于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至今没有行业协会、没有归属的监管部门、没有统一的准入门槛。

可以说对于催收行业，“高压有余，建构不足”。

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包括助贷平台，都会自建催收团队，但逾期90天以上的比较难回收的不良贷款，大部分还是采用委外催收的方式。

如果不能理顺催收行业，不良贷款的转让也仅仅是将不良资产转出了银行体系之外，长久看，最终会削减不良贷款资产的吸引力。

以上市公司京北方（002987.SZ）为例，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呼叫业务中，信用卡催收的收入占比为X%（想知道具体数值，请关注“消金界”，后台回复“京北方呼叫”）。与其他外包服务相比，信用卡营销和催收的毛利率较高，京北方表示将继续提高催收业务的占比。

只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反应，催收业务的毛利率下降比较明显，这或许与不断降低的催收回收率有关。

在《催收回款难难难！7年下降70%，冲击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我们曾经提到，以招商银行不良资产回收率的数据为例，12个月的回收率，已经由2011年12月的52.64%，一路下降到2018年12月的15.52%。

也就是说，如果招商银行在2011年12月，形成了一笔1亿元的不良，经过一年的催收，在2012年12月，可以收回5264万。但是到了2018年12月，只能收回1552万元。

不仅仅是12个月的回收率下降，24个月、36个月的回收率也呈现同样的态势。

而业内人士表示，催收回收率还会继续降低。

不良贷款转让试点被视为催收行业的“春天”，但催收行业目前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暖意。面对万亿级别的体量的不良贷款，催收行业的消化能力亟待提升。

但无论如何，银行批量转让个贷不良资产，对合规催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利好，李刚期待的行业红利，注定会兑现。而万亿不良资产清收市场的角逐，其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