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2019)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成功召开。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中国银保监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部门和机构，以及山东青岛市、湖北宜昌市等地方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金融业不忘初心”“新消费、新零售的变量与变局”“求解数据治理与数字化转型”三大议题分享有识之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论坛中发表了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很高兴来参加新华社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我今天围绕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谈四点看法。
第一，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0月份CPI同比增长3.8%，PPI同比负增长1.6%。长期这样的话，相对而言，相当于老百姓的存款利率下降了、企业贷款利率上升了。为了吸引老百姓更好地保持稳定的储蓄增加点存款利息，降低企业的贷款利息，明年为了稳经济、稳增长、稳金融各个方面发展，按照央行推动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推动贷款利息降得更多一些，是一个现实的考虑。
考虑到要降低利息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提出来这么几种忧虑：
（一）如果现在把利息降个百分之零点几或者1%，是不是会助长房地产炒作？基准利息的下调面对的是实体经济，是整体的国民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的调控只是其中一小个环节，要稳住房地产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有各种经济措施，不是光靠货币政策一条来控制的。
（二）现在发达经济体都在降息，中国降息是不是在跟他们走？其实，这是两码事。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原本实际利率已经到了1%左右，再降已经变零利息、负利息，他们这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量化宽松政策，无底线的宽松货币，长远看是有害的，我们绝不能走他们的路子。但是，这和我们讲的当前实际贷款利率适当降低是两码事。他们是在1%往0%、往负利率降，而我们基准利率4-5%，中小企业的利率在6-7%甚至10%以上，影子银行出去的15%、20%都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适当再降一点，跟美国人降到零利息、宽松货币两码事，不应该混在一起。
（三）围绕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困难或者国际金融负面的冲击，我们要多留一些货币政策工具空间，这个思考居安思危、留有余地，很重要，也很正确。目前，很多中小企业已经比较困难了，这个政策空间是可以及时用起来的了。事实上，我们中国的金融存款贷款利差是很高的。我们的金融GDP占全部GDP的5%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多出来的2-3个点，相当于2-3万亿，如果返还给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会更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每年1万亿、2万亿，应该说把这个工具用的比较足够了。下一步，如果金融业降一个点，国民经济中各类企业就减少1万多亿元的成本。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中国金融的问题，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问题不仅是总量性、周期性的问题，更多还是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性的，货币政策是总量性政策，对周期性问题有效，对结构性问题效果不太大。凡是结构性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主要还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靠中央提出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要把中央这方面的政策、措施、战略性的要求落实好。供给侧的问题往往是基本面的问题，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问题，涉及到货币政策的制度体制供给、资本市场的制度体制供给、金融企业的体制机制供给等方方面面。如果结构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不从根子上改革解决，靠周期性的、总量性的货币政策调节也是很难的，所以要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从基础性制度上解决好。
第三，过去两年在资管业务调整上“一行两会”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了非常好的、全面的、健康的方案，推动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效果。目前问题不在资管政策、金融监管政策方案本身上，方案本身都是非常周到、完整的，但在操作节奏上要有针对性，在实施的过程中，避免落实的环节简单化一刀切倾向、层层传递加码倾向、不同部门方案同时叠加共振现象。
第四，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不仅是金融企业的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小企业实体经济信用不到位的问题。信用不到位，金融机构贷款天然的、本能的就要回避，所以关键在企业基本面，在企业本身的高负债。许多实体企业负债率不是50%、60%，而是80%、90%，甚至资不抵债。许多企业在顺周期的时候、效益好的时候，四面开花，到处布点，一遇上困难，资金链断了就破产、关闭或者各种问题都出现。所以，要做好政策引导，告诫企业必须避免高负债现象，避免产能过剩、库存爆满、市场周转不灵的现象，避免四面出击、到处开弓、到处伸手的现象，避免上马项目环节过多、串联运行的现象，避免好高骛远、干不熟悉的事情的现象。
总之，如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特别是第四方面做好工作，那么我们整个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能够比较好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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