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的绿:反溯供应链上的社会责任

沈建民 | 2009-08-03 14:42 568

7月22日,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步步紧逼之下,耐克公司公布了一项新的气候变化计划——在巴西,对其鞋类所用皮革的产地和供应商进行限制。耐克官方声明指出,如果皮革供应商不能在2010年7月1日之前建立起产品在地理上的可追溯性,它们将被排除在耐克的供应体系之外。这项计划的目标是保护全球最后的热带雨林——亚马逊。

  耐克鞋和热带雨林,是不是感觉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只要看一下绿色和平组织在最新报告《被“屠宰”的亚马逊》公布的调查结果,就会知道它们的关联到底有多紧密:

  每年,有1720000公顷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毁于巴西牧牛业,相当于每2秒钟,就有1000平方米的森林被毁灭。

  牧牛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毁林驱动力之一,因为牧牛业被砍伐掉的森林,占亚马逊总砍伐量的14%。而毁林导致了全球约20%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全球所有交通系统的排放量总和还要高。

  牧牛业是巴西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自1970年以来,五分之一的亚马逊雨林已经消失。而巴西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并不是耐克直接造成了对亚马逊的破坏。耐克在巴西当地的三家皮革供应商——Bertin公司、JBS公司和Marfrig公司才是毁林放牧的元凶。一位负责调查毁林事件的巴西检察官说:“我们知道,亚马逊森林砍伐的最大推动力就是养牛业。”在地理上,巴西北部并不像南部那样广布草原。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商人野蛮地将森林改造成草原。由于政府部门疏于监管,这些原本是森林的土地开发成本极低,而且,出售木材还会为带来额外的收入。

  不过,作为整条供应链的链主,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公司难脱责任。正是由于他们提供的订单,使得这些本地的不法供应商成长起来并获得利润。自从几年前的“血汗工厂”事件和“苏丹红”事件之后,人们已经接受了关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基本规则——即跨国公司在利用本土化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供应链上游的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迅速占据了全球供应链上的强势。供应链上游任何一个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利,都是因为跨国公司提供的购买机会。它们对一个产业的影响,往往比消费者或法规来得更直接、更强大。正是因为跨国公司获得了额外的话语权和利益,因此,在企业公民理论下,他们必须承担额外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大小不应当与企业规模相匹配,而是与其在制定行业游戏规则中的话语权相匹配。如果那些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供应商不承担社会责任,跨国公司就必须接替这份责任。

  最广为人知的通过供应链反溯社会责任的风潮,是始于1996年的沃尔玛“血汗工厂”事件。在其后的近十年中,中国也加入并见证了这股风潮,包括沃尔玛、迪斯尼、富士康等知名跨国企业不断卷入其中。作为结果,今天,以保护劳工权益为主要目的的“验厂”已经成为沿海城市工厂在执行跨国采购订单中的通行做法。而这个积极的结果,也从侧面证实了通过供应链反溯是解决类似社会责任问题的根本路径。

  由于“血汗工厂”是以一种较为紧密的合作方式——OEM与跨国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他们的行为被很容易视为跨国公司行为的一部分。但有时候,由于供应链环节过长,或者地理跨度过大,反溯社会责任并不容易。

  首先,真正的目标往往隐藏得很深。亚马逊的毁林事件就是如此。表面上看,耐克没有破坏雨林的动机,因为它对供应商的土地征用过程并不知情,耐克也没有破坏行为,因为耐克产品本身并没有对环保带来危害。但问题在于,耐克将皮革工厂放在巴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降低成本。这种成本降低的压力向上游传导并最终得以实现,其前提就是供应商找到了“改林为草”的非法手段。既然耐克享受了这种非法手段带来的好处,而且,它是整个供应链条的发起者,那么,它也必须承担责任。比起传统的“绿”来说,这是一种“更深的绿”,但并非苛求。

  事实上,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对涉及毁林、侵占原住民家园等行为的农场所生产产品的调查结果,应当对此负责的位于供应链顶端的品牌还包括阿迪达斯、锐步、Timberland、健乐士、家乐福、欧洲之星、本田、古驰、宜家、卡夫、其乐、乐购和沃尔玛等。

  供应链下隐藏着“黑金”。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并不鲜见。

  在全球最大的棉花产区中国新疆,高产棉田的背后是对农药的过度使用,对地下水源不可逆的破坏,以及劳工权益的被漠视(详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5月4日第20版“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荷兰公平贸易组织Solidaridad期待以组织农民合作社的方式改变局面,并最终求助于政府,但最终无功而返。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人沿着供应链反溯,去说服和约束那些在“黑色棉花”供应链的建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跨国公司,而事实上,它们是唯一拥有改变整个戏规则话语权的人。

  一些NGO组织指出,在中国,大豆产业和茶叶产业也存在相似的问题。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个体农民或供应商造成的不环保行为,例如破坏耕地,过度使用农药、化肥、激素,背后推手往往是那些在大宗贸易中“运筹帷幄”的跨国公司。如果不对这些不公平贸易的实际受益人发起改造,实现整条供应链变绿无从谈起。

  其次,解决供应链上的社会责任问题,需要协调众多对象。在亚马逊毁林事件中,三家本土供应商都与政府之间“关系深厚”。有的公司破坏森林建立牧场所用的钱,甚至来自巴西开发银行的公共资金贷款。而且,畜牧业不是集中在一个工厂内生产,且最终产品经过层层转手,传统的验厂模式在这里效果不大。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Bertin公司和JBS公司从非法牧场采购肉牛,将牛肉和牛皮运至设在巴西南部的场所再予以出口。有记录显示亚马逊几百个牧场供应的牛以这种方式混在一起加工,使得产品的来源无法追查。

  所幸的是,经过“血汗工厂”的启蒙,供应链上的强权企业态度比起十年期已有转变。

  由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日益敏感,它们在最初的压力之后,也开始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的商机。例如,沃尔玛已经将“绿色供应链”作为其继“天天低价”之后的新的价值主张。因此,他们更愿意从战略而不是营销的层面判断得失,并以此作为其建立绿色领导力的关键步骤。

  在耐克公布的新的皮革供应商准则之后,一贯以激进著称的绿色和平组织响应称,这才是真正的“Just Do It”,“耐克赢在了起跑线上”。与此同时,包括家乐福、沃尔玛在内的巴西最大的几家零售商,已经决定暂停购买来自亚马逊毁林地区生产的牛肉制品。相对于几年前在“血汗工厂”风潮中的表现,耐克这次的快速响应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不过,国外亦有媒体指出,耐克此举亦受到了外部压力——在此之前,巴西联邦检察厅对包括对Bertin公司在内的21家牧场及屠宰公司,以“危害巴西社会的环境罪行”之名提出了指控,并寻求6.3亿英镑的经济赔偿。

  换句话说,由于司法的介入,对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表态将变得“非黑即白”。如果不接受“更深的绿”,它们将被人们看做“不想变绿”。

  问责风暴也反溯到了为这些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身上。绿色和平组织指出,巴西开发银行因为没有将环境审核纳入贷款审批程序,才导致了几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被用来资助破坏亚马逊热带雨林。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被迫宣布撤回对Bertin公司9000万美元的贷款。世界银行以关注区域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己任,但它们将贷款发放给Bertin公司,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供应链上的社会责任是多么容易蒙蔽人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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