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经济的上述变化究竟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这个问题的回答，21日接受记者采访的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与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员方明有明显分歧。前者认为是结构性的变化，但目前还难以判断消费模式是否会永久改变，后者则认为是周期性的。无论如何，两位专家都认为，未来中国出口难以呈现过去那样的高增长，企业对此应做好充分准备。

　　实际上，美国个人储蓄率的回升是从去年8月开始的，当时的储蓄率仅为0.8％。这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情况很类似。在大萧条的复苏时期，在个人可支配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1933年至1936年储蓄水平回升了7.5个百分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和无信贷无就业背景下消费结构的变化所致。正因如此，有分析家表示，决定未来美国消费复苏的最主要变量是失业率、家庭负债表和消费信贷，而失业率短期内难以见顶、消费信贷急剧萎缩和违约率上升给消费复苏前景蒙上阴影，预计危机后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预防性储蓄的回升将在3年至5年内改变美国的消费格局。

　　随着美国家庭开始减少债务和增加储蓄，去年年末美国的消费开始下降。鉴于消费增长的重要作用，其下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具有深远的意义。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的消费在其GDP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4；自1990年以来，私人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3。

　　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预计，美国的储蓄率最终将达到10％至11％。他说，最重要的是看储蓄率的增速有多快。明年储蓄率的迅速上升会推动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如果这个现象发生在几年后，经济可能会出现增长。巴克莱资本公司的美国首席经济学家迪安·马基认为出现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他说，储蓄率将是一个砝码而非铁锚，会抑制而不是阻止经济扩张。

　　方明告诉记者，本轮危机以来美国消费者的整体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其实是增加的，消费支出缩减的原因是储蓄率上升。而储蓄率上升则是由于危机对世界的真实影响及其带来的恐慌尚未完全消除，美国人不敢放开手脚地花钱。尽管如此，方明认为，美国人要很快彻底改变“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很困难，储蓄率的上升是一种周期性变化。美国人从美元本位制中获益多多，他们并未生产很多商品，但仰仗美元地位可以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他们不可能放弃这种利益。

　　从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格局看,美国透支型消费的收敛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种校正。然而，伴随着这种校正，未来全球经济很有可能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期，这无疑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数据显示，尽管全球经济疲软不堪，但美国贸易逆差的收窄防止了2008年该国经济出现更大程度的收缩。据统计，当年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4个百分点，为1980年以来最大比例。今年来自净出口的推动力继续保持。第一季度经济折合年率收缩5.5％，而净出口的贡献为正的2.4个百分点。

　　汪涛表示，尽管很难判断美国人是否永久地改变了消费习惯，但美国储蓄率的上升意味着经济的结构性改变，至少3到5年内美国会处于储蓄率比较高、消费比较低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必然要被迫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汪涛解释说，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指望出口增速仍然像2002年到2007年或者2008年上半年那样快速，尽管短期内受美国经济复苏的刺激可能出现反弹，但不可能持续20％、30％的增速，5％、10％的增速已经相当不错了。在这样的结构调整中，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期望值也应相应下降，不能还指望年均10％以上的增速。

　　方明则认为，中国企业应该从这次危机中认识到，过分廉价或低利润的规模化扩张是有限的，美国消费的高增长也难以长期持续。因此，不管美国的储蓄率增加与否，中国出口的调整早晚会来。他建议企业一定要设法在市场的终端把握、产品的结构、产品附加值方面下功夫。

　　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汪涛建议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她说，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提高产能，而收入的增加不可能永久地依靠别国购买你的东西，而是要依靠自身的循环，这个循环能够刺激国内长久的内需。从这一点来说，最主要的政策就是要刺激就业。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优点是见效快，最大的缺点则是带动就业不足，因为这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将来中国应设法刺激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