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四清（中国银行董事长）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亟须高质量金融支持。这要求中国加快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提高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现代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金融与现代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产业体系“核心组件”，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都亟须现代金融体系支持。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是中国迈上新征程、应对新变革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中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推进“两阶段”战略构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此同时，世界也将发生一系列新变革：一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全球经济重心向东方转移。据测算，2035年左右，中国GDP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全球份额升至24％；2050年左右，中国GDP有望达到60万亿美元，全球份额升至26％。二是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酝酿兴起，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将深刻改变世界，重塑金融业态。三是全球化不断加深，中国将更加广泛深入融入全球体系，“一带一路”成为引领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驱动力。四是全球金融治理规则发生重大变革，新兴市场话语权显著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显著进展。五是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世界经济仍会有起伏波折，经济金融风险外溢效应、交叉传染持续存在，挑战不容忽视。只有全面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新变革，增强实现“两阶段”战略构想的金融基础。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石。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史，经济强要求金融强，作为一个大国应有强大的金融体系作支撑。17世纪初，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股票、期货等金融业务蓬勃发展，强大的金融助推了荷兰海上贸易扩张，铸就了“荷兰世纪”。17世纪末期以后，伦敦逐渐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助力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依赖强大的经济、金融、军事实力，至今保持世界第一强国地位。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在美国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中，控制国际银行系统、控制硬通货和掌握国际资本市场排在前五位。新时代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筑牢现代金融体系这一基石，保障中国的全球经济金融权益。

中国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和条件。过去40年，伴随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中国金融发展成就显著，全球地位不断攀升。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金融部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主动适应引领把握经济新常态，金融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扩大，金融安全稳定成效显著，金融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如今，中国已拥有全球第一大银行业，股市、债市和保险市场等规模跻身世界前列。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格局，中国金融应当以更大的担当，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二、建设现代金融体系需平衡好四大关系

中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任务十分艰巨，在肯定金融领域发展成就的同时，应当清醒认识到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金融结构不协调、金融机构治理不完善、金融乱象频出等。为了更好支持现代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未来中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需平衡好以下关系。

一是平衡好创新创业等金融新需求与传统金融服务供给的关系。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由之路。“十三五”规划和十九大报告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第一大理念是创新。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金融风险较大，既要求传统金融给予支持，也要求创业投资加快发展，将债权和股权融资相结合。美国创新企业最活跃、创新成果最丰硕，在金融上归功于它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创业投资体系，像苹果、Facebook等都曾获得多轮创投资金支持。同时，美国商业银行广泛参与创业投资业务，是创投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硅谷银行是典型代表。相较而言，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还较少介入创业投资，投贷联动仍在试点探索，尚未形成成熟的业务模式和经验，加之国内创业投资仍处于成长阶段，导致现有金融供给难以满足创新创业巨大的金融需求，初创期小微企业普遍受制于融资约束。

二是平衡好新时代全面协调发展新要求与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关系。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新时代中国金融的一大使命。中国传统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近几年又开始向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扩展。2017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6.8％，当年房地产贷款增量占全部贷款增量的41.1％；城投债余额7万亿元，相当于企业债券融资存量的38.1％；煤炭开采洗选业、黑色金属加工业资产负债率分别高达67.8％和64.1％，分别比全部工业企业高12.3个和8.6个百分点。同时，小微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农”领域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根据2018年1月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在5600万中国中小微企业中，41％的企业存在信贷困难，或者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或者所获融资无法满足需求。根据2018年5月社科院发布的报告，“三农”金融缺口约为3.05万亿元，相当一部分涉农融资需求尚未满足。

三是平衡好全球配置资金新要求与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足的关系。中国金融业总体上以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化程度不高，难以有效调动全球资金，还不能完全满足中资跨国企业广泛利用国际资源的新要求。2017年，中国企业在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兴业，而中资金融机构仅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但中资金融机构覆盖国家不足一半。与金融强国相比，中国金融机构整合全球资金能力不高，与欧美大型跨国机构还有明显差距。这要求中国金融体系深度融入全球市场，提高中资金融机构聚集国际资本、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在全球资本运作中的影响力。

四是平衡好扩大金融开放新要求与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制定的关系。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大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金融开放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排头兵”，既要求中国金融机构增强市场竞争力，也要求国内金融规则、标准、惯例与国际接轨，发挥更大影响力。但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引领度不高，总体上还是国际规则的跟随者、遵循者，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不匹配，缺少熟悉国际规则并能胜任国际金融组织管理的人才，对如何构建新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也缺少深入研究和完善方案。

三、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应吸取历史教训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不仅要补齐自身短板，平衡好各种关系，更要从经济金融发展史特别是金融危机史中吸取教训，减少金融发展不协调对经济稳定运行的干扰。

第一，高度重视金融周期波动的可能冲击。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一度过于乐观，认为“这次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认为“经济周期基本上已经被驯服”。2004年，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也表示，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经济周期问题。然而，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无疑是对这些论调的当头棒喝。“历史并未终结”。资本本性决定了金融体系内生不稳定。金融资源流动性强，投机性强，容易形成自我循环，一旦态势加剧，就可能导致泡沫甚至危机。

第二，避免金融产品过于复杂和不透明。历史事实表明，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理论上，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如果链条过长，就会加剧信息不完全，给过度投机和泡沫膨胀创造空间，形成金融虚拟循环。金融衍生品就是典型的金融创新，复杂度高、透明度低是其突出特点。巴菲特曾说，金融衍生品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大规模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泛滥。有的衍生品复杂程度之高，不仅超出了投资者理解能力，甚至连负责销售的金融机构也不清楚。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金融衍生品甚至基础资产变得声名狼藉，流动性趋于枯竭，增大了市场不确定性。近年来，中国表外业务、杠杆交易、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不良影响。

第三，及时有效治理金融乱象。金融乱象就像毒瘤，不仅破坏金融生态，引发恶性竞争，还损及居民“钱袋子”，危害金融稳定。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贷协会道德风险泛滥，管理者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将个人消费品或奢侈品计入公款，做假账掩盖亏损和问题，联合审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报告，资产质量不断恶化，结果爆发了储贷危机。进入21世纪，美国抵押贷款机构失控，发放无抵押、零首付或“诱惑性”低利率贷款，金融机构财务杠杆过高，故意低估或掩盖风险，高管薪酬设计不合理，市场上投资欺诈盛行，评级机构丧失客观性独立性，最终爆发了次贷危机，也出现了麦道夫诈骗这样的庞氏骗局。这表明，金融乱象一旦被放纵，不及时治理，往往愈演愈烈，成为“风险之根源”。

四、努力开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局面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应当在补足自身短板、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各种新机遇，切实增强金融自我发展和促进发展能力，着力促进经济与金融良行循环，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丰富科技创新创业金融服务。立足中国金融实际，创新科技与金融结合机制，开发满足“双创”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打造多元融资工具搭配的科技金融生态。借鉴美国硅谷银行经验，总结推广国内“中关村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科技信贷产品与服务，积极开展投贷联动。支持科创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发挥股权质押融资、信用类债券作用，强化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功能，鼓励支持创新的项目收益债及股债结合融资。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强化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融资支持。加快发展科技保险，引导保险资金支持创新。

第二，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力度。瞄准转型升级难点痛点，支持《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和现代服务业融资。积极开展供应链融资、商圈融资，综合运用多种融资工具，为关键技术、高端装备、高附加值服务提供中长期资金，完善信用风险补偿机制。支持金融机构紧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使资金更多流向中西部、东北、雄安、海南、粤港澳等重点地区，创新乡村振兴、精准脱贫金融支持模式，鼓励区域之间、城市群内部金融合作，加快培育若干区域性金融中心。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形成广泛覆盖的金融机构体系，扩大服务半径，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鼓励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金融等，大力支持绿色低碳产业。

第三，增强整合配置全球资本能力。提升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加大对重点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布局，提升现有机构辐射能力。联合多边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信用保险组织等，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多层次金融支持。通过银团贷款、产业基金等方式，充分动员全球资金，合作支持“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升国际货币合作水平，稳步推进股、债、汇市场双向开放，推动人民币资本走出去。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多吸引全球投资者。

第四，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高度关注经济金融周期性，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完善金融法治和金融监管，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规范金融创新，完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和黑名单制度，提高新产品透明度。严明金融纪律，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治理整顿各类金融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把握新时代金融风险特点，妥善平衡财政金融关系，管控好更加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增强预防、处置、化解风险能力。充分评估金融科技影响，防止过度创新、非理性投资、规避监管等风险隐患。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全面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

第五，提升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话语权。深入研究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主动提出中国方案。利用G20、APEC、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联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探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议题。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倡议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担当责任，减小货币政策负面外溢效应。推动世界银行和IMF治理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投票权。在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平台上，积极参与修订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诉求。加强国际化金融教育培训，培养和用好一大批高端金融人才，加速形成一批既懂中国金融实际又懂国际金融规则的专家型人才、一批熟悉国际金融组织运作的管理型人才，支持更多人才到国际金融组织任职。

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发挥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顺应现代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潮流，全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助力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贡献。（完）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2018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