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
可行性及其路径^*

王俊生

【内容提要】 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最为严重，而该地区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具备区域合作重要属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缓解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缺口，主要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居高不下、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中日竞争关系的存在，这些因素的根源又是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将东北亚地区逐步纳入“一带一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两者有望形成良性循环。俄罗斯、蒙古国和韩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积极，朝鲜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日本和美国态度复杂，但已经很难置身度外。在推动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时，需先从双边合作入手，争取各国均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扩大到中日韩、中俄朝和中朝韩三边合作；进而扩大到多边范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设立“东北亚建设资金”，专注于东北亚项目投资；同时激活和利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

【关键词】 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07）。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8.02.006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8）02-0117-15

国家间的安全困境长期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最为严重，而该地区“对中国安全利益极其重要”。[①]“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的倡议，它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但遗憾的是，“东北亚和朝鲜半岛虽然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上，却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缺口和断裂”带。[②]本文主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安全的关联以及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及其路径。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与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

多边机制建设和多层面沟通是缓解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最为有效的两个指标。[③] 在东北亚地区暂不具备建立多边机制的条件下，[④]推动区域合作成为缓解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务实有效路径。而且，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能提升多层面的沟通，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

东北亚地区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具备开展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日、韩、俄、朝、蒙五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均为中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国与上述东北亚国家的贸易额约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6.4%”。[⑤]深化区域合作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贸关系，符合各国的经济利益。中国自2003年开始大力推动中日韩合作机制，正如张蕴岭教授指出的那样，“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基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本来是在谈判中面临困难最多的一方，然而中国却表现出比

日韩更积极的态度”，[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希望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深化区域合作。

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该地区的安全困境，致使区域合作难以推进，而“一带一路”则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而是为适应中国内外部环境变化所要构建的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⑦]“一带一路”既是对外战略构想，也是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出的倡议。[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点环节是促进区域及区域间合作”。[⑨]“一带一路”规划中的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及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充分体现出浓厚的区域合作的特点。因此，合理的逻辑是，如果能将具有区域合作重要属性的“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地区实现对接，将会有效推进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

也就是说，如果能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它将增强朝鲜半岛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强朝鲜半岛与该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沟通。同时，还可以促进中国与日本、俄罗斯、蒙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与合作，对于该地区国家间贸易关系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此，李向阳教授指出：“东北亚地区应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推动中蒙俄朝韩次区域合作为主攻方向”。[⑩]如上所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推进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两者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还会有助于推进中美战略合作，这对于缓解该地区安全困境也有直接帮助。笔者曾提出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中美二元均衡的格局”，[11]这在近几年更为明显。如果中美在该地区相关事务上不能合作形成合力，该地区的相关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如果中美在相关问题上形成对峙，那么相关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还很有可能越来越严重。美国仍有不少人奉行对华“遏制”战略，在2017年12月18日美国刚刚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甚至直接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对手”（rival）。[12]东北亚地区又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存在的重要区域，这致使该地区相关安全问题久拖不决，可以说“美国霸权是该地区诸多安全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13]比如，为了所谓的“担心中国挑战现状”、遏制中国崛起并继续主导东北亚事务，近年来，美国强化了同日、韩的军事同盟,不断加强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力图把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日韩三国联防体制转变成具有实质内容的机制,打造亚洲版北约。美国还利用朝鲜半岛问题加强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来牵制中国，利用钓鱼岛问题离间中日关系，两边渔利。可以说，如何引导美国走出“冷战思维”、推进中美实质性合作，应该成为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的重要着力点。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由于聚焦经济领域，而中美在该地区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带动双方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也有利于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相较于其他国家，在推进时中国无疑将发挥更大作用。如果能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也会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这样将有利于使中国为缓解该地区安全困境而进行的各种努力逐渐变成现实，比如中国提议建立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最终得以实现等。

二  安全困境使东北亚地区成为“一带一路”的缺口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了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及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在六大经济走廊中，尽管中蒙俄经济走廊位于东北亚地区，但其两条路线都是通往西北方向，而不是东北方向。其一是从中国的京津冀经二连浩特、蒙古国乌兰巴托至俄罗斯乌兰乌德的铁路沿线城市和地区，其二是从中国北京或大连经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至俄罗斯赤塔的铁路沿线城市和地区。[14]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亚地区不仅没有整体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即使部分在该地区的路线也更倾向于欧洲方向，而非东北亚方向。这与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均被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巨大反差。按照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15]“‘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区，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区，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既然“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区”，自然也应包括东北亚，那为何会出现“天窗”呢？其主要原因正在于该地区居高不下的安全困境。

其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居高不下。苏联解体，冷战在全球层面结束了，但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却成为冷战的遗产而保留下来。近几年随着朝鲜加速“拥核”步伐、韩国的整体保守化倾向以及美国强化了对朝强硬政策，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愈演愈烈。在朝鲜与美韩之间，存在典型的互相疑惧现象，彼此均声称自己的行为出于正当防御，都不愿意先走出“缓解紧张局势”的第一步。螺旋上升的疑惧心理带来不断加码的军事威慑，使得居高不下的半岛紧张局势几乎成了“死结”，失控和爆发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大。继2017年7月两次洲际导弹试射和9月核试验后，2017年11月29日，朝鲜试射了“火星15”导弹,据测算其正常射程可达到近12 000公里，覆盖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全境，半岛局势再度紧张。2017年12月3日，美国国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公开呼吁美国应该考虑从朝鲜撤侨、做好战争准备了。[16]“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需要沿线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作为保障，而朝鲜半岛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在该地区投资的兴趣与热情。同时，“一带一路”的落地需要并会逐步推进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17]某些国家由于对外界抱有严重的“疑惧”心态，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也有可能不愿真心实意参与其中。

其二，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中美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与一个守成的大国，两者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是客观事实，也是正常现象。但正如“安全困境”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约翰·赫兹（John H. Herz）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才使人类处于困境之中”。[18]如上所述，美国在该地区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冷战思维和举措导致了该地区安全困境。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为担心的问题就是随着中国崛起，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被逐渐排除，比如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曾指出，“美国在21世纪初可能遇到的最潜在危险便是中国成为东北亚霸权”。[19]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本质上正是中国在打造一种去美国化的亚洲地区的秩序”。[20]还有美国学者进而从全球霸权和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很多年前就曾指出欧亚大陆的地缘重要性，“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在欧亚大陆举足轻重的地位，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21]“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其实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上要和美国寻求权力分享和划分”。[22]“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23]美国还唱衰“一带一路”，认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心存疑虑，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参与国家局势不稳和恐怖主义威胁严重，中俄合作“同床异梦”，印度的反对等，因而“一带一路”前景不乐观。[24]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美国政府迄今仍未对“一带一路”做出任何正式表态。

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客观存在与影响力最集中的当属东北亚地区，比如驻军就主要集中在该地区。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两国对美国的依赖很大。由此可见，在东北亚地区，美国不仅有意图，而且又有较强能力阻止“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因此，“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中国的‘西进’战略，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有效规避美国的围堵”。[25]

其三，中日竞争关系的影响。在安全困境形成的原因中有一种属于“国家引导性”安全困境，其特点在于“追求安全的过程中某些国家相信自身安全需要别国的不安全”，[26]也就是说某些国家为了服务于特定目的而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日本政府近些年的做法符合这一特点。近几年安倍政府为了国内修宪扩军，不断通过“中国威胁论”、钓鱼岛、历史等问题刺激周边有关国家，旨在利用外部安全局势的紧张服务于国内政治目标的意图十分明显。[27]作为东北亚地区前两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由于历史、领土等问题，双边关系近年来一直磕磕碰碰，尤其是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后，中日竞争有加剧之势。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十分敏感，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是地缘战略工具。日本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在整合东亚地缘板块，提高政治影响力”。[28]“中国的‘一带一路’被日本视为战略挑战，（认为其）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影响”。[29]日本甚至将“一带一路”倡议上升到国际秩序之争的高度。“日本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亚投行’，无论有意与否都挑战了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30]“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美日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将受到削弱，并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利益”。[31]日本还从技术层面认为，“在‘一带一路’中，宽松的环保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影响着它的邻国，这是提供了‘公共的恶’，而不是‘公共产品’”。[32]

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大国，在该地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着较大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如果中日两国不能实现较好的合作，那么东北亚地区的相关区域合作就很难推进，这也包括“一带一路”倡议。

虽然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障碍因素客观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没有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行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三  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可行性

东北亚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是评估该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可行性的重要依据。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宣布俄罗斯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4月，俄罗斯政府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决定既有俄审时度势的战略考虑，也有经济重心转移到东部的经济发展需要。“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两国建立稳定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不断推动双方在科技、军工、农业、森林加工、能源等领域的密切合作”。[33]乌克兰危机客观上也推动了中俄战略关系深化。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特别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其与西方合作的通道被切断，国内经济面临重大压力。“在国际石油价格大幅跌落之后，依靠石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俄罗斯，经济严重下滑。俄罗斯与中国密切双边经济的合作，是摆脱俄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34]

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持积极态度。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蒙古国就于2014年提出了契合政策——“草原之路”。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时提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蒙古“草原之路”对接的倡议，两国间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至此，蒙古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节点国家之一。中蒙两国边境线长，经济互补性强，两国均希望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更多实质合作，其中“互联互通和矿能大项目合作将为优先方向，是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政策抓手”。[35]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蒙已经启动三边合作。2014年9月，中俄蒙三国领导人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期间，提出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合作的基本构想。2014年11月，中俄蒙在呼和浩特市举行首次三国旅游联席会议。三方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铁路和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的“草原之路”进行研究，决定共同推动中俄蒙“草原丝绸之路”文物考古与旅游线路的对接。2015年7月9日，中俄蒙三国领导人举行元首会晤，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

韩国对于“一带一路”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2015年3月，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比俄罗斯加入的时间还早。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文在寅刚刚当选韩国总统仅四天就派出以共同民主党资深议员朴炳锡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表明其对中韩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重视。2017年6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在韩国济州岛开幕，韩国总统文在寅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2017年12月16日，文在寅总统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二站重庆时公开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商定，为推进‘新北方’‘新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积极挖掘具体合作方案”。[36]实际上，文在寅总统访问重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重庆是“一带一路”经中亚、到东欧、再到西欧的重要节点。

对韩国来说，动力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经济层面，“（韩国）即使对‘一带一路’战略意图抱有怀疑的人也都不否认‘一带一路’的巨大经济吸引力”。[37]韩国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对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韩如何加强第三方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抱有浓厚兴趣。2017年12月1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重庆讲到如何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时特别指出，要“推动韩中两国企业携手开拓第三国市场”。[38]第二，推动朝韩合作、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39]由于朝韩双边合作的脆弱性，韩国一直希望通过多边合作框架逐渐将朝鲜纳入地区合作中来。

日本对于“一带一路”抱有复杂心理。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视其为威胁；另一方面，经济利益使然又难以做到袖手旁观。“日本认为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并且拥有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强大的资金优势。‘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投行几乎肯定会产生中国期望的效果”。[40]中国不仅从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具备成功推进“一带一路”的优势，而且作为一项正义且符合时代潮流的事业，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上，特别是亚洲国家。日本作为亚洲大国，为了利益不被排除在外，加入“一带一路”就不是一个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了。

对于日本的戒备和疑虑心理应保持耐心。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研组经过对日本实地调研后得出结论：“日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是官方很犹疑、学界不了解。中方有必要促进日方对其的了解”。[41]实际上，随着对“一带一路”了解的加深，日本的态度正在逐步发生变化。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日本派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赴会。2017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考虑日本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2]2017年6月5日，安倍晋三在东京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表示，如果条件成熟将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这是安倍晋三首次在正式场合表明将与“一带一路”合作。由此可见，对于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要保持乐观心态，做好相关准备。

朝鲜还未就“一带一路”倡议正式表态。但在2015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朝鲜学者在谈及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时，称应对此进行深入思考。[43]2017年5月，在中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朝鲜对外经济相金英才率代表团参加，表明了其高度关注“一带一路”的态度。

美国虽然不是地理上的东北亚国家，但其看待“一带一路”的态度对于在东北亚地区顺利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十分重要。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持复杂心态。基于惯有的“霸权护持”思维，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规划做大做强，因为在美方看来，这将会挑战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侵蚀其全球影响力。[44]因此，美国官方从整体上对该倡议进行“冷处理”，官员较少公开提及甚至有意淡化其积极意义。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变。在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美国派出了以总统特别助理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2017年11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就“一带一路”倡议举行听证会，结论是“‘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战略挑战”。[45]但在2017年10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丝绸之路2.0版：美国应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报告中，作者指出美国不应袖手旁观，而应建设性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46]总体上看，美国目前对“一带一路”尽管仍持较复杂和消极的看法，但已很难做到袖手旁观。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合作的背景下，美国再置之不理，不符合其利益；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主席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指出的那样，“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上万亿美元的缺口需要投入，一定会试图参与其中”。[47]而且“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共同规划‘一带一路’具有一定互利基础并能创造出更多的互利机会”。[48]

四  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路径

东北亚各国并不缺少文化相近性与历史共通性，也不缺乏市场力量，而是缺乏“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时，应将重点放到塑造共同利益和培养“命运共同体意识”上。为此，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从双边合作入手。一方面，继续和东北亚各国加强协调，争取各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支持；另一方面，争取各国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东北亚各国均派代表团与会。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宣布中国将于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应争取届时仍实现东北亚各国均派代表团与会。目前，在东亚国家中韩国、俄罗斯、蒙古国已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一步要争取日本和朝鲜的加入。

第二，逐步扩大到三边合作。中俄蒙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三边合作，下一步重点应放到中日韩合作、中俄朝合作和中朝韩合作上。作为东北亚地区前三大经济体，中日韩经济合作可谓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议题。“中日韩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超过16万亿美元，占世界20%以上。如果中日韩建成自贸区，该自贸区将成为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贸易区”，[49]这对于建立东北亚自贸区也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中日韩三国经贸相互依赖性也很强，中国为日、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韩分别为中国的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韩三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有着密切的合作，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50]此外，三国也均希望透过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和相关制度安排能将双边关系稳定在一定框架内。

中日韩自贸区设想在2002年提出后，于2013年3月举行了首轮谈判，迄今已进行了十二轮谈判。接下来，首先，要发挥《中韩自贸协定》的带动作用。2015年12月20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2017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时中韩签署了“启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可将中韩在自贸协定中的一些经验推广到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协定谈判与安排上。其次，要改善三国间政治关系。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时断时续，目前中日、韩日关系均出现了改善迹象。关键还是要引导日本不要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恶化与中韩两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面对严重的安全困境与结构制约，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但从长远来看，必须将朝鲜纳入地区合作中来，必须扩大朝鲜与该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融合。中俄朝作为有共同边界的三国可以首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起来，这方面可考虑将中国的珲春地区、朝鲜的罗先地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实现对接。在联合执法、口岸通关、税收减免等方面提供便利。

韩国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在对朝政策上希望通过对朝经济援助与合作，逐步使朝鲜实现经济独立自主，进而实现朝韩经济共同体。但朝鲜对于韩国的防范心理依然很强，朝韩双边合作具有较强的局限性。中韩经济相互依赖性强，两国自贸协定也在迅速推进，中国又是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可考虑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三边合作可针对具体的项目开展起来，比如朝韩在金刚山旅游、开城工业园建设的合作项目上，中国可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

第三，应在上述基础上，逐步将合作扩大到多边范围。一方面，利用金融和经济的力量，逐步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与以往重视引进外资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重视建立各种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互联互通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东北亚地区除了由该地区各国与其他地区国家共同注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共同推进相关项目外，还可考虑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专门设立“东北亚建设资金”，专注于东北亚的相关项目投资，尤其是互联互通建设。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51]这对于东北亚地区尤其适用。该地区中俄、中蒙、俄蒙、俄朝、朝韩、中朝都属于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但不少国家间的互联互通还非常滞后。在这方面可以将互联互通首先拓展到上述相关三边合作上，尤其是中俄朝三边合作和中朝韩三边合作上。

另一方面，要激活和利用该地区已有的区域合作规划，并以此为基础，将其逐步充实到“一带一路”规划中。如何开展东北亚区域合作，过去已出台了不少规划。这里面不仅有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而且还包括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1991年启动的大图们江开发计划（GT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地域合作项目之一，是为促进东北亚地区开发合作，由中国、俄罗斯、韩国、蒙古国四国组成的副部长级合作体。[52]“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于2010年正式颁布的。这两个计划的目标都是指向中俄蒙韩朝次区域合作。可以在“一带一路”整体规划下加快提升和完善大图们倡议区域合作机制，利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边境自由贸易区增进合作。

必须指出的是，面对目前的东北亚政治安全局势，上述设想短期内推进的难度很大。为了顺利推进上述规划，需要一定的政治安全局势作为基础。

第一，落实“双暂停”和“双轨制”，营造良好的政治和安全氛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氛围非常不利于区域合作，这其中尤其是居高不下的朝鲜半岛紧张态势。中国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和负责任大国，为了扭转这种不利态势，过去已做了大量工作。当务之急是要继续推进并逐步落实美韩停止军演和朝鲜停止核导开发的“双暂停”倡议、重启六方会谈和将《朝鲜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机制的“双轨制”倡议。

第二，发挥大国合作的带动作用。在区域经济合作和战略合作上，尤其要重视中俄的带动作用。“中俄关系目前是东北亚国家中最好的一对双边关系”。[53]如果中俄共同推动与朝鲜的合作、与韩国的合作，某些时候比双边合作更能打消相关方的顾虑。还要发挥中美合作的带动作用。美国的态度对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影响巨大，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朝鲜外交诉求中所要的安全保障和根本性改善国际环境只有美国才能满足，因此美国的态度对于朝鲜的态度也有重大影响。

第三，坚持循序渐进原则。“一带一路”还是新鲜事物，东北亚局势又复杂敏感，不能盲目乐观，要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切忌一哄而上。即使对“一带一路”态度积极、合作比较好的中蒙俄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俄在经济合作和双边贸易上仍有较大分歧。[54]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蒙古国国民对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排序上，中国排在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之后。[55]中蒙间目前有四条跨境铁路正处于修建中，中方一侧四条铁路基本修建完毕，而蒙方却迟迟未完工甚至尚未启动。[56]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努力将蒙古国打造成为其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对中国真正打通中俄蒙经济走廊尚存有一定顾虑。[57]

五  结语

任何好的外交政策和倡议，必然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又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一带一路”倡议即是如此。“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即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的合作、发展与繁荣，它所带来的不是战争与冲突，而是和平、发展与繁荣”。^[58]作为中国周边重要次区域的东北亚地区，不仅是实现中国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地区，而且事关地区格局与国际格局走向，尽管目前存在种种困难，但是也不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缺口。尤其考虑到该地区安全困境最为严重，将“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地区实现对接还可以有效缓解该地区安全困境。而透过本文的分析可见，无论是现实的关联性上、还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上，都存在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规划的可行性。当务之急需要我们从双边合作、三边合作到多边合作，从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步推进，最终将东北亚地区全面纳入到“一带一路”合作中来。

【收稿日期：2017-10-10】

【修回日期：2017-12-22】

【责任编辑：苏娟】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项目编号：16JZDW00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期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和责任编辑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王俊生：《“安全困境”的形成与缓解——以冷战后东北亚安全为例》，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1期，第18-28页。

[②]石源华：《“一带一路”，应实现周边合作全覆盖》，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5期，第21页。

[③]王俊生：《“安全困境”的形成与缓解——以冷战后东北亚安全为例》，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1期，第18-28页。

[④]王俊生：《东北亚多边机制：进展与出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53-75页。

[⑤]《2016年中国与东北亚地区五国贸易额超6000亿美元》，2017年06月15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6-15/8251730.shtml。

[⑥]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

[⑦]李向阳：《论海上丝綢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5页。

[⑧]安刚：《“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东亚合作——专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7期，第32页。

[⑨]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38页。

[⑩]李向阳：《论海上丝綢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4页。

[11]王俊生：《中美双领导体制与东北亚安全：结构失衡与秩序重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99-113页。

[1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13]黄凤志：《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多维透视》，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3页。

[14]吴昊、李征：《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载《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第47页。

[15]《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504/20150400949816.shtml。

[16]“Pentagon should MoveU.S. Dependents Out of South Korea Due to North Korean Threat:Senator,”December4,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northkorea-missiles-usa-graham/pentagon- should-move-u-s-dependents-out-of-south-korea-due-to-north-korean-threat-senator-idUSKBN1DX0OU.

[17]任之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要义》，载《唯实（现代管理）》2015年第5期，第4页。

[18] John H.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51, p. 3.

[19]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20]龚婷：《“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5 年第1期，第65页。

[21]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2]龚婷：《“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5 年第1期，第65页。

[23]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仪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29页。

[24]杜兰：《“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认知和可能应对》，载《新视野》2015年第2期，第113页。

[25]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49页。

[26] Jack L. Snyder,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1914,” in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3.

[27]朱听昌：《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解析》，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3期，第47页。

[28] 黄凤志、刘瑞：《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37页。

[29]许元荣、郑妮娅：《日本怎么看待中国“一带一路”》，搜狐网，2015年8月1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50811/n418781195.shtml。

[30]李素华：《日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知和反应》，载《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3期，第16页。

[31] 黄凤志、刘瑞：《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37页。

[32]伊藤刚：《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批评与质疑》，载《社会观察》2015年第12期，第21页。

[33]杨闯：《从分歧到契合——“一带一路”下俄罗斯的战略调整与选择》，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2期，第51页。

[34]杨闯：《从分歧到契合——“一带一路”下俄罗斯的战略调整与选择》，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2期，第57页。

[35]王玉柱：《蒙古国参与“一带一路”的动因、实施路径及存在问题》，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4期，第74页。

[36]《文在寅出席中韩产业合作重庆论坛并发表讲话》，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12月16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7/12/16/0401000000ACK20171216000200881.HTML。

[37]朴钟锦：《“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韩合作的韩国认知动因分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83页。

[38]《文在寅出席中韩产业合作重庆论坛并发表讲话》，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12月16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7/12/16/0401000000ACK20171216000200881.HTML。

[39]朴钟锦：《“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韩合作的韩国认知动因分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85页。

[40]黄凤志、刘瑞：《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38页。

[41]薛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载《国际经济评论》 2015年第2期，第78页。

[42]安倍晋三：《条件成熟，就参与中国“一带一路”》，中华网，2017年6月6日，http:// 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70606/30656127_all.html。

[43]《朝鲜学者：应对中国“一带一路”规划进行深入思考》，载《环球时报》2015年9月22日，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5-09/7543594.html。

[44]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仪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22页。

[45] “Development Finance inAsia: U.S. Economic Strategy Amid China’s Belt and Road,” November 15，2017,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hearing/subcommittee-hearing-development-finance-asia-u-s-economic-strategy-amid-chinas-belt-road/.

[46]Gal Luft, “Silk Road2.0: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lanticCouncil Strategy Paper, October 2017,http://www.css.ethz.ch/content/dam/ethz/special-interest/gess/ cis/ center- for-securities-studies/resources/docs/AC_Silkroad_2.pdf.

[47]《美“中国通”详解缘何美国派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国新闻网，2017年5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5-16/8224627.shtml。

[48]王欢：《关于美国学者对“一带一路”认识的思考》，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4期，第53页。

[49]《中日韩时隔九个月重启自贸谈判》，载《经济参考报》 2017年1月10日。

[50]《中日韩时隔九个月重启自贸谈判》，载《经济参考报》 2017年1月10日。

[51]杜尚泽：《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 年11月9 日。

[52]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资助下，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Tumen River 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TRADP）于1991年启动，2005年该计划更名为大图们江开发计划。

[53]参见杨雷：《中俄关系与东北亚区域安全建设》，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第19-20页。

[54]杨闯：《从分歧到契合——“一带一路”下俄罗斯的战略调整与选择》，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2期，第55页。

[55]于潇、王浩：《蒙古的战略抉择：新铁路政策的可能暗示》，载《全球政治评论》2015年第1 期特集，第1-16页。

[56]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蒙古国更期待通过修建东西铁路将蒙古国放置在亚欧大陆桥的核心枢纽位置，同时，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参见王为: 《中蒙四条跨境铁路中修建完成蒙未动工：与日韩利益密切》，载《财经国家周刊》2014 年8月18日；王玉柱：《蒙古国参与“一带一路”的动因、实施路径及存在问题》，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4期，第74页。

[57] 华倩：《“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6期，第62页。

[58]黄靖：《“一带一路”，和平崛起与中国应注意的问题》，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1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