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经过几年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发展成为统筹中国内外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各个方向上都取得积极进展。

印度对“一带一路”建设比较消极，这在莫迪政府上台后表现尤为明显。印度外交部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发表声明，表达了印方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印度也多次试图阻止南亚其他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据报道，印度还在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四方“准同盟”合作的形式商议提出旨在平衡“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合作方案。

对于聚焦经济发展的其他南亚国家而言，“一带一路”是难得的机遇。尽管承受着印度的压力，尼泊尔最终选择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签署备忘录，支持“一带一路”。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等“一带一路”项目在经历波折后，已逐步恢复。“中巴经济走廊”更是在短短四年内取得快速进展，瓜达尔港已经开港运营。

然而，应当承认，由于印度的疑虑和南亚复杂的内部关系状况，“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面临着地缘政治风险，这对中国在南亚的整体外交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南亚的首要利益吗？在印度很多战略分析家们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要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21世纪初时，中印双方都强调“亚洲和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印的共同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可能攫取印度的发展空间，甚至取代印度成为南亚的新“盟主”。在这一思维主导下，印度面对中国在南亚的进取态势，选择了地缘政治竞争而不是地缘经济合作。

如果将“一带一路”建设看作中国在南亚的首要利益和头号议程，那么以印度目前的态度，中印在地区层面上只会更多地互怨。一个典型例子是，近期马尔代夫内政不稳，就似乎延伸成一场中印为争夺在马国影响力而进行的地缘政治较量，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不满。在未来南亚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中印关系的不和谐，地区中小国家将在越来越多的具体事务上面临在中印之间做选择的尴尬局面，中国的南亚外交可能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南亚格局朝“极化”方向发展，会在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上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对谁都是不利的。

其次，中国是否有必要因“一带一路”同印度针锋相对？莫迪执政后，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不少进展，崛起势头加速。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印度的GDP规模很快就会“超法赶英”跃居世界第五。经济发展上的成就，膨胀的大国自信，加上印度在南亚的天然区位优势，将使印度政府在处理涉华具体外交议程时获得更多“魄力”，中印将来难免时常磕磕碰碰。没有了稳定发展的中印关系，中国的南亚外交很难说是成功的。

再者，“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性在中国南亚外交当中到底应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试图扮演劝和角色。但近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客观上将中巴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印度看来，中巴正在结成“反印同盟”。过去几年印巴在各自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部分恐怖分子列名等问题上尖锐对立，中国也无法置身事外。

与此同时，“中巴经济走廊”正在成为中巴关系的首要议题，对中国对巴政策和南亚外交也产生着我们此前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整体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并非中巴关系的全部，对巴外交也不是中国南亚外交的全部。一段时间来，巴基斯坦陷入美国与印度协调后的“孤立行动”，中国有责任助巴解围脱困，但也要合理管控国内企业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的过热期待。

综合以上三个问题，笔者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有无必要创新性地发展出一套新的南亚外交框架？笔者粗略地将中国学界对南亚外交的讨论分为四类：一是主张印度优先，二是主张巴基斯坦优先，三是主张中国作“南亚平衡手”，四是赞同可以在南亚出现中印“两极”。这四个派别的观点并不完全相互排斥，各有各的理论、现实依据及合理价值，也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推进存在难以匹配的问题，各有偏颇。

有鉴于形势的复杂性，我们或许有必要对中国的南亚外交展开一次充分的讨论了。而在此过程中，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各方的沟通与对话需要持续加强，增信释疑的工作不能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