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出庭派（ID：chutingpai）、法务之家（ID：law114-com-cn）

▌导 读

《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市公司违反该规定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是否会导致合同无效，最高院一则判例给出了裁判意见。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其并未规定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对此负有审查义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从维护交易安全角度考虑，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应当不受其内部程序性规定的约束。

《周亚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

最高院观点

最高院认为：涉案《保证合同》及《承诺保证函》中贤成矿业公司为国新公司所欠周亚的债务提供担保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法律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虽然《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是该规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其并未规定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对此负有审查义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应严格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否则会损害交易安全。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应当不受其内部程序性规定的约束。《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意在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股东会的决议，是公司的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民商事主体，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是公司的行为。即便法定代表人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也只能够过内部追责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主张担保行为无效。周亚作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主张周亚并非善意第三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合同》及《承诺保证函》有效，并无不当。

判例延伸

虽有前述判例，但最高院对于公司违反内部规定对外担保的合同效力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

1、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2期刊载的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资有限公司、天宝盛世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宾俄欧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北京高院二审认为，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不能简单认定无效。首先，该条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合同无效；其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其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四，如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不能仅凭公司章程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

2、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刊载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再审认为，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在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新方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合同相对人在接受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是否对担保事宜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审查义务及未尽该审查义务是否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久远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中承诺对新方向公司进行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向通联公司提供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得到股东会决议追认，而通联公司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从而认定久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生建代表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上签字、盖章行为，对通联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出庭派认为，相较最高院在（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案中的过于注重交易安全所采取合同相对方不负审查义务的裁判观点，最高院在此后的判例中认定合同效力时增加相对方的形式审查义务，更为公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