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在比许多国有企业更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却创造出比国有企业更好的经营业绩，为躺在“等靠要”上吃老本的国企树立了自强不息的榜样。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耐人寻味。今年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下降 41.5%，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均接近平均水平，分别为同比下降24.1%、22.4%，独立不群的是，集体企业同比下降仅0.7%，而私营企业则不降反增，同比增长2.4%。

反差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4万亿投资，银行6 万多亿贷款，大多不是投向了国家立项的大项目或流进了国有性质的大企业吗？为什么见效的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反而是救市资金并未问津的民营中小企业呢？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的4万亿、银行的6万多亿相当部分都投入或流向了民营中小企业，那么，经济复苏的效果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一点呢？

尽管从应急的角度来看，抓大比抓小似乎更容易收到遏制经济下滑势头的效果，但从以往的实践效果来看，60%的GDP、50%的税收、75%的就业机会并不是来自大型国企，而是中小企业。在这里，抓大和抓小所投入的成本和收益是不成正比的。现在看来，4万亿＋6万亿也不排除存在相当程度的浪费。事实上4万亿投资相当一部分所投向的并非新增项目，而在有些国有企业，国家和银行的注资甚至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抵消了以往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坏账，未必意味着新的价值和效益的产生。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是GDP还是利润表，呈现的将是另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格局。

金融危机作为客观的外部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可能幸免于外。但同样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损，民营企业东星航空不得不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甚至连战略投资者和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要求，也在非常困难地寻求法律的支持，东方航空却由于出身国企而在获得国资委70亿元的注资之后还得以吸收合并上海航空。它至少说明，优化民营企业经营的环境不仅存在理论上的必要性，而且在现实中更有其迫切性。在产业政策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和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企集中的条件下，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凭借政策和资源优势，不计成本地跑马圈地，中央国有企业收编地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收编民营企业方兴未艾，不仅令相关领域跃跃欲试的民企不寒而栗，萌生退意，而且也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在一些垄断领域，上游的高额利润被国企集团寡头高度垄断，下游产成品价格又遭到行政管制，大批地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么被迫倒闭，要么寻求国企大集团收编，甚至在竞争领域的轻纺业、服务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进民退”的一幕。

民间资本因先天不足而存在诸多缺陷，但在民间资本不得不过多地见风使舵和见缝插针的同时，也掺和着一些复杂的体制因素。尤其是在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中，无可否认，你有你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有我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旦发生了问题，就把民间资本当成祸水，就因噎废食，就“国进民退”，这显然并不是对问题的正确认识，也不是不出问题的保证，更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民间资本的活跃，也就没有中小企业，没有市场竞争。而如果原来计划经济时代“一统就死”的某些弊端卷土重来，势必造成市场经济活力的严重窒息，越来越远地背离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这绝非中央政府启动4万亿投资和振兴经济整体规划的本意。从长远战略取向来看，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原本就先天不足的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下，占我国全部银行的贷款金额比重却从22.5%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5%，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不知有多少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而缓不过气来。而这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的产生，跟银行贷款上的风险偏见也是分不开的。央行信贷政策的放松并未真正解决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的问题。大量的银行信贷宁愿冒着巨大的市场风险流向房地产市场，对于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却隔岸观火，这不仅有着银行本身经营观念和经营机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金融体制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除了商业银行要面向中小企业，加快贷款品种和服务手段的创新之外，当务之急，一是放宽对民间投资准入和民间借贷的限制，加快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二是推出创业板，扩大中小板，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春在溪头荠菜花。中小企业在比许多国有企业更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却创造出比国有企业更好的经营业绩，不仅为躺在“等靠要”上吃老本的国企树立了自强不息的榜样，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说明，中小企业的崛起才是经济复苏的真正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