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新掌门人易纲: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2018-03-19 16:0114887

刚刚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19日接受记者采访。对于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易纲回应,主要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来源:中国证券网



刚刚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19日接受记者采访。对于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易纲回应,主要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一图了解央行新行长易纲(转自:信贷)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网易研究局




易纲:央行的老面孔、新“舵手”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3月19日,易纲60岁生日的第14天,他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


这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开始在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面对前任周小川15年央行行长生涯,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易纲如何继续扛起改革大旗?他能做什么,他将做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1
研究起点:通胀与货币


易纲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1980年,22岁的易纲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被派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哈姆林大学学习,并通过一篇关于统计模型精选方法的论文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的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在1994年,他和一同归国的林毅夫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教授、副主任等职。1997年,他从北京大学的讲台转战央行,开始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开启了长达20年的央行生涯。


在美国求学期间,易纲的研究领域侧重在计量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方面,而其研究的核心就是货币问题。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易纲等一批留学人员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形势。1988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末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不仅是困扰国内经济学家的难题,也是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1990年—1993年期间,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都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发现,中国的货币扩张主因在于外汇储备增加,即便央行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但“跑冒滴漏”的外汇占款仍旧增加了货币投放。


此后,关于通胀的研究,他一直在持续。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即1998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易纲当时提出的对策是长短期政策协调使用,短期来看,


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中长期来说,应该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在1998年底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指出,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 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


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较为系统地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并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时候,他的视野已经从金融领域也更多地延伸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方面。


丰富的学术经历,让易纲成为媒体口中的学者型官员,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他拥有宽广的知识结构,著作和论文数量丰富。目前,他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2
相信市场的改革者


在改革问题上,易纲与周小川同样属于坚定的改革者。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易纲的知青岁月让他了解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据南方周末报道,易纲曾经回忆起他18岁时在北京顺义县插队的故事: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回忆时总结。


计划还是市场,曾一度是困扰中国知识学界的难题。对在海外留学的易纲来说,其深受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易纲曾在一个公开讲座上说,“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的易纲,曾在2015年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做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今天,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大,虽然在全世界来看占比还是较大,但是和1978年中国的情况相比已经小了很多。目前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他一直强调产权对于宏观和微观的重要性,他在1988年《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一文中就提到,在计划经济下很多产权是不清楚的,目前贪污腐败、利益输送等问题,根源之一就在于产权不清。而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他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一文中提出疑问。他认为,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市场经济。易纲的论文集、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通过这本书还可以看出,除了金融改革、货币政策,易纲还关心环境保护,比如大城市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等问题。同时,他还特别关心国民素质问题。他在书中写道,“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在他看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3
人民币“入篮”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在央行工作的日子,易纲参与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改革,包括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近两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币加入SDR。


2016年10月1日,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人民币成为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一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全面回顾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


对于人民币“入篮”的历程和意义,去年12月20日,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1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8期上,进行了深入介绍。(详情请点击:入篮一年,人民币改变了什么?)


他介绍,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方案”。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作用开始进入G20峰会议程。经过多轮讨论,终于在2015年,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易纲说,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金融体系韧性和抵御风险能力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愈加成熟,都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


他同时指出,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存在差距,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支付清算系统、托管系统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待完善。“我们要找到这些差距,使之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今后的方针是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缩小同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不断地进步。”


对于中国经济领域下一步如何改革开放,他认为,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减少外汇管制,这“三驾马车”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


易纲表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必须要考虑减少外汇管制。但也要注意,减少资本管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如果走得太快,又容易发生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错误,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倒退,重新进行管制,这将使整个推进过程变得更加缓慢和漫长。


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须同时推进。易纲表示,应考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能够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金融稳定器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器。“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考虑,如果在哪一个方面走得冒进,其他两个方面不配套,都会发生问题。这是三个方面同时改革的一个要求。”


4
货币政策下一步?


在今年两会上,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一行三会”变成了当前“一委一行两会”模式。未来,央行如何发挥其协调作用,以及中国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于2018年及中期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可以预见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易纲在两会答记者时解释了“松紧适度”的考量,他说,松紧适度主要针对实体经济而言。“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流动性方面的松紧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今年初,易纲也撰文分析了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政策思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在文中表示,央行将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与此同时,金融业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不会变。易纲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性。他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他指出,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易纲简历:

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1982年至1986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1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先后担任经济系助教、副教授;

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至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至200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1月12日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同年12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





易纲:外汇管理改革——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来源:《求是》


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紧紧扭住金融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与改善人民福祉的中心任务,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让更广泛的开放助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外汇管理改革的战略目标


国际收支平衡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是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志。因此,维护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既是外汇管理的核心职责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外汇管理改革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挑战,我国采取了一揽子综合性政策措施。一是重视发挥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二是综合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等数量型对冲工具,抑制流动性过剩。三是加强外汇管理,开展应对和打击“热钱”专项行动,启动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急预案,强化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加大对违规银行和企业的处罚力度。实践证明,这一政策组合及相关措施有利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对保障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要看到,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于我不利的“怪圈”。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开动机器印钞票。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国内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流向国外,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却留在国内,耗费的资源能源也记在中国头上。同时,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汇资金大量流入,银行、企业和居民都不愿持有外汇,就在市场上卖给中央银行,造成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虽能投资于海外资产,但因发达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虽经努力,外汇储备投资经营获得了较好收益,但总体讲投资环境并不乐观。


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还不十分牢固。特别是随着我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通过资本管制来缓解收支失衡的空间越来越窄,短期内虽仍有效,但长期实行,效果会减弱,影响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虽是我国经济发展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但与我国经济发展较多依赖投资和外需、国内储蓄投资关系没有理顺、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资本流出渠道不畅息息相关。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实事求是地推进制度创新,打好外汇管理改革攻坚战。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优化经济结构是根本,理顺体制机制是关键。简言之,就是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方针。从改革实践看,采取这一能够相机抉择的综合性措施,就好像开出一剂“中药方”,比起极端或激进的措施效果更好。其主要依据是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药方”里有多种元素,它们在调整逻辑上是一致的,机制上是互相配合的,实践中可以形成政策合力。实践显示,近年来我国采取扩大进口、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措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明显改善。2012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7年的10.1%降至2.3%,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区间。


二、现阶段外汇管理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满足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需求。


为此,我们解放思想,在全面开放经济框架下重新审视外汇管理工作,在2009年率先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的“五个转变”: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逐步从较为依赖审批和核准的管理方式转变为重点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逐步从事前逐笔审核转为事后核查和重点查处;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逐步从按交易行为和业务性质监管转为以经济主体为单位进行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事前排查经济主体外汇收支的真实性转为事后举证查处违法违规经济主体;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


“五个转变”是对传统外汇管理理念的重要扬弃。从提出到实施经历了一个适应过程,比如有人担心“五个转变”会使外汇管理工作失去“抓手”,外汇管理部门失去“权威”,对改革心存疑虑。近年来,随着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项目便利化改革的推进,外汇管理部门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市场意识和成本观念明显增强,人们从改革中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五个转变”渐入人心。在“五个转变”促进下,我国外汇管理方式呈现明显变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步入改革的“快车道”。在深化改革中,我们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积累了有益经验。


坚持简政放权,推进外汇管理依法行政和职能转变。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外汇管理部门已分6批取消61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全部门审批事项的73%。我们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加强外汇管理法规的长远设计和规划,着力构建适应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一方面大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做好外汇管理法规的清理和简化;另一方面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不断提高外汇管理透明度,加强社会对外汇管理行政权力运用的监督。2009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共废止外汇管理法规近700件,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调节作用。在改革中,我们主动调整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外汇管理措施,尽量避免增加市场主体的经营和管理成本。例如,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开展货物贸易核销制度改革,允许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直接投资实现基本可兑换基础上,加快完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大力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夯实外汇市场基础建设,完善市场交易规则,丰富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品种,提高外汇市场自我出清能力,等等。上述改革措施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符合广大市场主体的期盼,获得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评价。


着力改进服务,不断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改进服务始终是外汇管理工作的基础。近年来,我们更加重视基层调研,根据群众意见实事求是地对部分政策进行调整完善。在推出每一项改革措施时,我们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降低银行、企业和个人办理外汇业务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例如,近两年实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后,但凡守法合规企业均能充分享受到货物贸易外汇收支政策便利,仅简化凭证和流程一项就平均为每家企业节省工资费用约7万余元,银行办理贸易收付汇业务时间也由平均每单26分钟缩短为9分钟。


坚持底线思维,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红线。外汇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防范外部风险内部化。近年来,我们始终将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从管理制度、管理方式、技术手段和队伍建设等入手,加强监测分析,完善事后监管,健全风险预案,稳步提升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范能力,切实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同时,我们把防范风险放在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首要位置,不断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稳步推进多元化经营,适时调整风险管理政策,优化海外机构经营平台,切实保障了外汇储备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的工作要点


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改革,要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动力,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紧紧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一战略目标,大胆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坚持把推进改革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要紧扣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中长期工作规划,对外汇管理各项重要任务进行梳理,确定实施步骤、时限以及分工,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改进和完善外债管理体制,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扩大外汇市场开放,放宽交易范围,增加交易主体,丰富避险保值产品,逐步建成一个成熟发达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


坚持把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关键。要密切跟踪形势变化,针对潜在风险,加快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平台和指标体系,充实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政策预案。加强与相关部门的监管协调,不断丰富和完善监管协调的合作形式和机制,着力形成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监管合力。坚持多元化和分散化投资,管好和用好外汇储备,加大优质资产配置,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能力,实现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经营目标。


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增强服务意识,善于换位思考,促进政策调整与市场主体商业运作模式相衔接,为守法合规市场主体尽可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优化流程和手续,通过改进服务来深化改革,切实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降低外汇管理的社会成本,真正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对于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通过试点等方式,鼓励开展外汇管理政策创新。


坚持依法行政和简政放权。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行政效能。着力加强外汇管理法规建设,进一步加大法规清理力度,切实推动管理重点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深入推动政务公开,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外汇管理各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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