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 | 杨晓宴

3月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上海非持牌银行机构正在加速撤出。有城商行驻沪人士透露，该行要求3月底前撤出上海办公室，6月底前完成人员安排：或辞职，或回总部工作。亦有银行接到的撤租通知时间点在6月底。

各地区撤离情况汇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另外，有城商行在年前就已接到相关通知。据多名驻沪银行人士确认，辽宁省的几家城商行于去年已经全部撤出，吉林省除个别银行也都已离开；还有的银行目前正在办理退租手续，人员也开始分流。

至于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的银行，有驻沪中心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

自2016年以来，地方监管多次对驻沪非持牌金融机构进行调研，而最新一次监管公开表态，是1月13日银监会下发《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将“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网点，包括异地事业部、业务部、管理部、代表处、办事处、业务中心、客户中心、经营团队等，并从事业务活动”定义为“违法违规展业”行为。

业务中心撤回总部，提前结束违约，意味着银行将需要向写字楼支付违约金。以中小银行较为集中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为例，日租约在15元/平方米，若按400平方米来计算，月租就在18万元，年租为216万元。

“这些钱不得不花，对我们来说，主要是出路的问题，”某城商行驻沪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般来说，从上海社招的人是不会回总部的，接下来找工作的话，银行合适的位置不多，非银金融机构的日子也不好过，特别是同业业务。”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跟踪了解，地方监管对在沪非持牌银行调研从2016年就已开始，贯穿2017年，且各地银监局也是从去年开始加强了对“沪漂”机构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

所谓“非持牌”，对应的“持牌”是指银行设立分支行和专营机构，需当地银监局核准。银行在异地设立部门、部门分部或业务中心的，不受当地银监局管辖，业务数据报送给总行（法人）所在银监局。

在上海设立的非持牌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属于总行部门的分部；另一种是独立部门，相当于是把整个部门搬到上海，由分管行长直管。具体涉及的业务板块包括同业、金融市场和投行等，但挂牌可能以“研究中心”为名。

谈及区域性银行的入沪原因，某城商行驻沪人士表示，一大原因是彼时区域性银行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坏账比例较高，通过同业业务，实现资产在区域和资本占用上的多元化。

“比如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区域性小银行面临的境况比较相似，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存量资产盘活，另一方面是要做一些资产配置，分散一下风险，”上述驻沪银行人士表示：“集中到上海，主要是上市公司资源和金融机构比较多，同行交流聊起来比较方便。”

但从监管的角度看非持牌机构，由于物理隔离，法人所在地银监局在监管资源和手段上都存在局限；经营所在地监管部门又不掌握真实数据和情况，有可能因此形成一定的监管真空地带。

随着监管政策逐渐明朗，据多名消息人士反馈，已有银行在2017年底前撤回总部，而2018春节后，更多银行开始部署行动，已有银行一边谈判“退租”，另一边安排人员分流。

这场始于2015年的中小银行“入沪潮”开始退潮。应对频繁的监管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抑或是忙于寻找出路，在沪银行人“无心做业务”状态，与一两年前的同业光景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据一名农商行上海负责人回忆，2016年中旬业务鼎盛时，几乎每天都有银行和非银机构人士登门，包括基金、券商和金融中介人士上门营销、路演。“2016年和2017年，单金融同业组织的游艇会就参加了多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未来银监会可能会进一步出台银行异地经营的相关规范文件。但总体而言，该规范性文件不会对小型区域性银行放开门槛。

入沪的小银行多选择在陆家嘴和浦江西岸一带聚集，特别是陆家嘴的行业聚集和行业配套较为成熟。据相关从业人士介绍，陆家嘴的日租约在10元/平方米到20元/平方米之间，个位数和20元以上均较少。

以某农商行上海业务中心为例，在沪员工不到10人，办公室租赁面积却超700平米，按照15元/平方米的日租来计，一个月租金就超30万元。

“我们当时决定引入这些小银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评估，对客户的资质有比较严格的审核，比如资产规模，我们之前也拒绝过很多银行。”陆家嘴某知名物业相关人士表示，但近期咨询提前结束租约的银行确实在增多，监管政策影响明显。

据一名资深银行“沪漂”表示，2015年开始，小银行加速进入上海，因为租赁合同一般是三年，目前有部分银行正好要租约到期，但也有一些银行存在提前结束租约的问题，需要和物业咨询及沟通违约金情况。

“这些（违约金）损失都是小事情了，现在的大环境下，防风险、不出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因为我们的业务开展都是合规的，去争取留下来之类，没有意义。”某城商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表示。

上述陆家嘴某知名物业相关人士坦言，区域性大银行，比如当地省级城商行的撤出，预计会加剧地方小银行的撤出。

不过，就陆家嘴的甲级写字楼出租率而言，影响可能并不大。据相关内部资料，入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城商和农商银行在20家以上，但租赁面积占比仅约5%，而环球的整体出租率接近100%。

相比租约，更棘手的是人员处置安排。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各家驻沪银行情况迥异，人员少的可能不足5人，最多的银行有上百人规模。

“一般来说，总行会派驻一些，上海当地招一些。”上述某城商行人士表示，上海当地招聘的人员出路将成为难题。

以上述某已接到撤回总部通知的银行为例，目前人员安排方案为二选一：一为同级别、同薪酬（一年）调回总行，二是当事人主动辞职，但给予一定经济赔偿，标准参照工资，但按几个月计算未定。

对于大部分上海招聘人士，要么坚定在上海发展，要么已在上海成家，一般不可能选择回外地总行；而辞职的问题在于：下一站去哪儿？

对于像王苏育（化名）这样出生在1980年左右的银行人而言，背负着二孩家庭重担，当下的选择需要勇气，也需要运气。

“为什么难呢？第一个是薪水。”王苏育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般银行利润中心部门（比如金融市场部和同业部）一把手的年薪在100万元以上，普通员工的年薪至少也在20万-30万元，这样的薪水，在全社会来看算高，而且在当前的环境下，再去银行找也不容易；哪怕是薪酬持平，还要考虑到头衔，总有其一要变化。

然后就是银行同业人员的自身能力和禀赋问题。

“去券商和基金，日子也不是很好过，我们平时做的主要是线下的非标业务，纯股票和债券交易不太懂，” 王苏育说：“去产业公司或者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上扮演的更多还是偏渠道的角色，而且这类创业型公司未来怎么样也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