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4日，央行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我国存款利率管制放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目前大多数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定价还是参照央行公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还有待提高。

从国际经验看，由于此前的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后，市场利率可能会加剧波动并有所上行，储户对网点少、公信力相对不足的小银行就会要求更多的溢价。但与此同时中小银行又无法高息揽储，因为在我国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这是违规的行为，属于非理性竞争行为。在MPA考核的七大项中，其中一项就是“定价行为”，重点考察利率市场竞争秩序和银行的定价行为。因而，在管制利率放开、但利率市场化还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中小银行在揽储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济下行期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资产质量压力也不容小觑。自上一轮国有银行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以来，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一路下行，到2011年3季末降至历史最低的0.9%。春江水暖鸭先知，那年秋季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温州爆发了民间金融危机，随后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银行业整体的不良率开始走高，即便如此市场也认为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被整体性低估。

起初受产能过剩行业的影响，国有大行不良率的上升速度与股份行和城商行大致相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后，限产和环保督察的压力加码，但周期价格的上涨却有利于行业头部的工业企业，国有银行近两年的不良率有所走低。

反观中小银行，其客户中的中小型上游企业无法享受周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反而面临产能出清的压力，贸易企业也无法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而近两年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不良率均有所上升，与国有大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图1）。在强者恒强、马太效应愈发明显的核心资产时代，从边际上看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依旧不容乐观。

自银监会开启“三三四十”大检查以来，2017年已经有100多家银行缩表[1]。2018年的金融监管对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依旧是高压态势，前期倚赖同业负债和以同业资产为主的非信贷资产扩表的中小银行势必面临“瘦身”。借用“三期叠加”中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这一提法，我们将这一因素称为监管高压下的前期扩张消化期。

与国有大行相比，中小银行在以异地扩张实现扩表上存在天然的劣势。股份制银行虽可全国经营，但在网点数量上相较国有行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城商行一度热衷于在省外设立分行，但后来也被银监会实质性叫停。中小银行继而通过同业业务一方面规避监管指标，另一方面通过金融市场业务和同业业务在异地设点（如事业部、代表处、办事处、业务中心等），绕道实现异地经营，寻求资产规模的扩张。

我们以央行每月公布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作为商业银行同业负债的近似表征，则两者之和相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负债的比例（即同业杠杆率）于2011年、2015年、2016年出现了三次趋势性上升（图2）。

究其原因，2011年非标债权兴起，中小银行开始通过将主动吸收的低成本同业负债资金投向高收益的非标债权领域实现非标加杠杆。而在2015年股票牛市带来的融配资热潮中，由于融出资金方的要求收益率约在8%左右，显著高于同业负债成本，于是低成本的同业负债资金又成为了股票配资的主要资金供应方。在2016年，同业负债成本与资管产品优先级约定收益率间的显著利差又成为了中小银行资管产品加杠杆的主要原因。

从央行按季公布的中资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和小型银行资产负债表来看，自2010年初到2017年3季末，大型银行对非金融机构和其他居民部门的债权由50%上升到了56%，而同期中型银行这一比例则从60%下降到53%，小型银行由56%下降到45%（图3）。与此同时，大型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占总资产的比重由2010年初的13%微升至2017年3季末的15%，而中型银行则从19%上升至25%（最高曾至30%），小型银行则由19%上升至37%（图4）。由此可见，尽管大、中、小型银行近年来都加码了同业业务，但中小银行同业资产占比的提升对实体部门的信贷投放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中小银行对表外理财也更为倚赖，如图5显示自2015年起股份制银行的理财余额就一直高于国有大行。在“资产荒”的背景下，中小银行通过“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债券投资”的链条实现规模扩张，同业理财（金融同业类产品，指专门面向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的规模和占比扩张迅猛（图6）。

自2010年以来，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一直快于国有大行，而自金融去杠杆大幕开启以来，监管层重点整治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旨在遏制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也随之下降，股份制银行资产规模的增速已低于国有银行（图7）。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未来3年要打好以化解金融风险为重点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小银行对“虚胖”的体型进行瘦身是大势所趋。

我们认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的压力也不容小觑。银监会在通报2017年“三三四十”检查的结果时披露，查出规避资本充足指标一项共涉及资金6336.49亿元[2]。这部分是银行应提而此前未提或少提的部分，银行有补提的压力，后续将在报表中予以体现。其次，考虑非标入表需要新计提的拨备，我们整理上市银行财报后发现[3]，相较国有大行和农商行，股份行和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对较低，但与此同时股份行（剔除招商银行，其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75%以上，不具备可比性）在2017年半年末的非保本理财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是在各类银行中最高的（除招商外8家上市股份行的占比都在15%以上，而五大行和邮储银行的占比均在10%以下），部分城商行的占比也在15%以上（图8）。因而，对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城商行来说，非标入表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

我们认为，经济下行和监管高压仅是影响中小银行经营的周期性和短期因素，而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才是中长期视角下影响中小银行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就在上周，澳洲国民银行（NAB）宣布执行此前宣布的裁员6000人的计划，占据全行员工的约五分之一，只因计算机软件承担了越来越复杂的工作，与此同时却将招聘约2000人高技术金融专业人才[4]。高盛已将自身定位为一家科技公司，其内部的工程师和程序员比Facebook、LinkedIn和Twitter等互联网公司都要多。

渠道和数据，是金融业的底层基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金融服务提供商能随时随地触达用户，在消费和社交场景中可嵌入众多的金融产品，金融场景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在大数据时代，借助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尽管银行依靠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来甄别风险的经营方式没有改变，但效率大大提高。

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来提高对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能力。而一旦大型实体企业（如沃尔玛、GE）通过掌握的大量信息和数据缓解信息不对称，也就具备了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其效率和产生的价值也不逊于金融机构。GE资本（GE Capital）在2013年就被FSOC（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同理，互联网公司也借助技术手段掌握了金融机构不掌握的数据，理论上也能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在有限牌照和监管关注下，阿里和腾讯提供的金融服务已有了极高的渗透率。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这对IT能力有限的中小银行来说，所造成的冲击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扩表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小银行而言，规模扩张的好处不言自明：能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也能实现分散经营。但如果规模扩张靠的是不稳定的同业负债和以同业资产为主的非信贷业务，与此同时风控、管理和科技水平却跟不上，即使扩表，也只能算是虚胖。

前些年中小银行先扩充主动负债，再匹配资产，通过同业业务扩张资产负债表，还有大量非标资产游荡在表外，积累了不可小视的流动性风险，一旦经济下行或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就容易爆发流动性风险。不同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都有资本约束，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缺乏资本占用的约束，仅有一些监管指标，造成一些银行缺乏对管控流动性风险的重视。许多中小银行虽然在总行设立了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但并未设立独立的资产负债管理部门，资产负债管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极易形式化，进而导致其实际作用并未充分有效发挥。

银监会自去年5月1日以来开展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工作，效果可谓立竿见影。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透露，2017年银行业同业资产负债自2010年以来首次收缩，同业理财比年初净减少3.4万亿元，银行通过“特殊目的载体”投资少增约10万亿元。表外业务总规模增速逐月回落，总体呈现收缩态势。交叉金融产品的野蛮生长趋于停止。[5]

未来，中小银行还是应该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资产规模的扩张应当与资本和稳定负债来源相匹配，“有多大本钱干多大事”，规模扩张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益的提升。 

客观来看，严监管和MPA考核等确实对中小银行的影响较大，但这并不是监管的本意，而是因为前期过度追求利润、过度增加杠杆，导致资产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其资本承受能力和稳定负债能力所致。例如，有的资产规模超过5000亿的城商行2017年贷款增长目标甚至高达60%—70%[6]。如此扩表，自然对监管风暴和MPA约束的感受较为强烈。

贪多嚼不烂。对中小银行而言，追求国有大行的大而全模式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小银行应该找准自身的定位，在特定领域精耕细作，形成自己的名片，尤其是县域农商行，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大行的县域支行吸收了“三农”存款后去城市放贷的覆辙重演。因而，深耕本土，与本地的强势行业和企业共同成长，才是中小银行的“初心”。

比如，国宝银行成立于1984年，一直致力于服务中国移民社区，虽然规模不大，但经营一直比较稳健，躲过了2003年的挤兑风波，躲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良率处于全美银行的最低水平。在美国，不乏这样服务特定社区或以特色业务闻名的银行，如道富银行以托管和被动型资管产品而闻名，硅谷银行以投贷联动业务为特色。我国也不乏这类银行，如一卡通和信用卡业务为招行带来了稳定的储蓄存款，南京银行以债券投资为特色，浙江台州的泰隆银行和民泰银行以服务小微企业著称。 

监管层不但无心刻意打压中小银行，对深耕“三农”和小微企业，落实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政策较好的中小银行还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激励。例如，为了引导贫困地区法人银行扩大对贫困地区的信贷投放，央行2016年3月创设扶贫再贷款，其利率甚至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且单笔扶贫再贷款的展期次数累计可达4次，比支农再贷款展期次数多2次，这就使得扶贫再贷款的实际使用期限最长达5年[7]。

再比如，我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多层级的，按照机构类型，规模越大，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越高。2014年以来央行就设计并实施了定向降准，对上一年“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比例较高的银行给予激励，2017年9月宣布的定向降准于今年1月25日落地，就一次性释放了约4500亿元流动性[8]。再比如，MPA考核的七大维度中，其中一项就是信贷政策执行情况，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此外，设立不满三年的金融机构（比如民营银行）可以不参与MPA评估[9]。

凡此种种，皆为管理层为恪守本源和践行普惠金融的中小银行所释放的政策红利。中小银行应当用足这些政策红利，这样才是与大行的差异化竞争之道，而不是对眼前的红利置之不理，反而要与央行博弈，不断试探管理层对金融去杠杆和对系统性风险容忍度的底线。

监管高压下，中小银行通过“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债市加杠杆和信用下沉”来扩表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按照资管新规中理财产品需净值化管理的要求，一些没有投研能力的中小银行或将退化为纯资金募集渠道，互联网金融也分流了大量资金。此外，根据媒体曝光的银监会于2016年年中下发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10]，理财产品将分为基础类和综合类，前者无法投资非标资产和权益类资产。若这一规定落地，一些规模较小的农商行或将仅允许发行基础类理财产品，发展速度会因此受限。

我们认为，受制于规模、地域和激励机制，中小银行要自建一套完整的投研体系并不现实，但可以将有限的资源倾斜于大类资产配置策略的研究上，根据自身特点自主制定策略，并委托合适的管理人进行委外投资，即委外不仅是委托资金，也是委托策略。此外，还要对委外的过程进行管控，委托人自身要了解投资过程，一旦发现问题能及时纠偏，因为最终承担后果的是委托人，而不是管理人。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远未结束，我们应为身处这一变革过程中而兴奋，而不是一边不思变革，一边抱怨被互联网颠覆。

银行和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完全能做到互补。互联网公司的强项在于渠道的触达能力和数据的搜集处理能力，但在金融产品设计和风控上的能力是有限的，品牌公信力也不如金融机构。二者完全可以将各自的强项嫁接在一起，形成互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

这方面，有一些银行已不满足于将互联网作为前端渠道的延伸，而是探索与互联网公司的深度合作，如有城商行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发放消费贷款，银行提供资金和风控技术，互联网公司提供消费和社交数据，损失则由双方共同承担。一些IT能力不强的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公司的云服务，将业务完全跑在云上。有基金公司借助网购平台的数据预判行业冷暖，并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就债市而言，节前央行借助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保持资金面平稳，节后流通中的现金回流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短期内不会对债市收益率造成太大压力。但美联储3月份加息的概率较大，届时中国央行很可能在3月份继续跟随加息；在监管的持续高压下，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的状况依旧，且资管新规落地后非标回表将挤占配债资金，我们保持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在4.0%中枢波动的预期不变，受3月份全球货币政策调整影响短期内可能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