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网  转自：IMI财经观察

2018年中国经济将进入开放引领的新时代，中国金融业也将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及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力军。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认为，国际货币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成功的基础是强大的经济规模与国际贸易量，以及稳健有序的金融市场，三者缺一不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金融市场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从具体实践看，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仍有一定的顾虑，内地资本市场管制和资金自由进出程度、二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等问题仍然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来加以解决。他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重要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有效管理及人民币汇率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元脱钩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发展；其次，资本流动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渐进退出及资本外流控制机制的运行效果，则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速度。同时，外汇管理政策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下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

2018年中国经济将进入开放引领的新时代，中国金融业也将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及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力军，在有效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应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增强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提升中外资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目前，中国正有序放宽对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期货等的投资比例限制，并取消中资银行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20%、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25%的限制，这将提升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吸引更多的外资以多种形式流入中国，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增添新的发展动力。

探索人民币国际化最佳路径

国际货币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成功的基础是强大的经济规模与国际贸易量，以及稳健有序的金融市场，三者缺一不可。人民币提升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需要离岸金融市场和发展成熟的境内资本市场的双重支撑，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在岸金融资产选择、更顺畅的交易管道和更充沛的市场流动性。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金融市场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为境外投资者提供的人民币资产配置渠道越来越多，为各类别投资者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提供更多便利。非居民持有内地债券以及股票的数量将会有所上升，从而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在人民币国际化初期，全球央行、主权基金和国际货币机构主要在离岸市场配置人民币投资标的。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很大部分面向各海外央行。英国政府、加拿大卑诗省政府等分别在离岸市场发行过人民币债券。中国债券市场一度由离岸市场引领开放进程，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搭桥。2017年内地相关管理部门优化了“沪港通”，启动了“深港通”；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政策框架进行了修改，弱化约束性政策。2017年7月3日“债券通”正式开通，为境外投资者进入境内债券市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境外平台，在为香港市场引入增量资金的同时，提升了内地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水平。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规模继续扩大，在岸熊猫债发行快速上升，点心债发行有所减少。

从具体实践看，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仍有一定的顾虑。例如，担心内地资本市场管制和资金自由进出程度，担心二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担心内地信用评级不能充分反映相关隐含风险等。这些问题仍然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来加以解决。

尽快提升金融风险管理有效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重要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金融风险管理有效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首先，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有效管理及人民币汇率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元脱钩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发展。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表明，美元指数强弱仍是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外部压力来源，人民币汇率仍然需要尝试与美元走势脱钩，展开自身的独立走势。

2017年，支持美元强势的特朗普新政预期没有有效实现，市场对之由充满希望转向极度失望，特朗普交易溢价转为特朗普交易折让。美元汇率走势趋软，美元指数转入下跌通道，从年初的103点左右下降到9月的91点上下，下跌幅度超过10%，随后虽有回升，但仍低于年初水平。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呈现由单边升值到双向波动的趋势性波动，波幅显著小于美元指数的变动。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中，中美利差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近一个时期，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尚好，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但通胀水平仍然低于预期，美联储加息更多是出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考虑，因而在加息和缩表之间保持货币政策的弱平衡。尽管美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但长期利率不升反降，利率曲线更趋平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接近2.2%，远低于 2014年初3%左右水平。中国货币政策虽保持稳健中性，但去杠杆、强监管抬升了市场利率，市场资金紧平衡，SHIBOR利率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4%。因此，尽管美联储持续加息并推出缩表举措，但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温和，中美利差不仅没有收窄，反而由50基点左右拓宽到150基点上下，从而改变了资本跨境流动的方向和结构，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较大影响。

其次，资本流动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渐进退出及资本外流控制机制的运行效果，则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运行平稳，经常账盈余相对于GDP的比率保持在1.2%的可持续水平，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偏向中性，资本流动成为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2016年底，有关部门针对非理性的对外直接投资采取了阶段性管控措施，今年监管当局推出了“促流入、控流出”等措施，成效明显。在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对外投资逐渐成熟并回归理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放缓、结构改善。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新增直接投资(ODI)累计达780.3亿美元，同比下降 41.9%，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制；1月至10月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67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集中公布20例外汇违规案例，此次处罚案例不仅涉及企业、个人和相关银行，而且首次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违规行为进行通报，体现了外汇局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加大处罚力度、整顿外汇市场乱象的决心，显示了巨大的威慑力。

对于未来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取向，外汇管理当局明确表示，外汇管理政策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下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具体包括: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和微观市场的监管体系；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深度，丰富交易工具，扩大交易主体，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显然，中国外汇管理局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沟通水平都有明显提升，“工具箱”里有足够的工具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为人民币汇率提供实质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