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湖北武汉开庭二审的系列存款被盗案中，主犯李志勇在2003到2009年间，以给中间拉款人及存款单位财务负责人高额好处费为诱饵，将存款单位资金“引存”到指定银行，随后对银行工作人员进行拉拢腐蚀贿赂，内外勾结，采取私刻存款单位公章、银行印鉴及更换客户银行预留印鉴卡，以及使用伪造的转账支票等手段，将存款单位存入银行的资金转入自己控制的账户，涉及数家银行，总额超过5亿元。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在这过程中，银行“内鬼”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有协助造假、盗划的客户经理和柜台工作人员，又有为违法犯罪活动“开绿灯”“打掩护”的管理层人员，还有大量跟班跑腿的外围人员。这些“内鬼”收取几万、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好处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和犯罪网络。

高额佣金作饵 “灰金”网络用钱开道

东风公司亿元存款失踪系列案的操盘手李志勇，深谙金融系统回扣文化，用钱开道，编织起一张涵盖银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社会资金掮客的灰色金融网络，7年的时间盗用11家单位超5亿元存款，形成了稳固的闭环利益链条。截至2010年1月案发，仍有1.89亿元存款无法归还。

银行工作人员是网络中的关键一环，他们充当李志勇团伙在银行机构的“内应”，偷走印鉴，将存款转出。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件中，十多起存款失踪案都是银行内部人所为，他们监守自盗的动力是高额的好处费。在7年的时间里，李志勇发展了三个“盗款”通道，分别是工商银行湖北分行香港路分理处、建设银行湖北分行解放公园路支行和曜兴支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梨园支行。每个通道都有李志勇最核心的“内应”。

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则是李志勇金融网络中的“金主”，拿到巨额好处费的财务人员，变相地成为这个网络的“保护伞”。以发生在2009年3月的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案件为例，李志勇通过中间人许诺给该公司财务总监代小勇高额佣金后，代小勇在其指定银行开户并存款1.1亿元，随即李志勇通过银行“内鬼”将钱全部转走。不到一个月，公司会计发现这笔存款不翼而飞，“闹了起来”，李志勇通过中间人找到代小勇，代小勇不仅没有继续追款，反倒“把会计叫了回去”。事后，代小勇获得650万元的好处费。

社会上的资金掮客则是李志勇金融网络中的粘合剂，既能帮助李志勇找到金主，又能在网络露出破绽时“补位”，化险为夷。这些资金掮客动用自身的关系，一般可获得每个月2%的佣金，如果碰到危机公关，获得的佣金更高。为李志勇联系上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的中间人刘峰，因为成功为李志勇引存1.1亿元存款，又化解了危机，仅此业务就获得佣金3541万元。

银行管理失控 印鉴证书皆可伪造

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并不复杂，但其猖狂程度令人震惊，从公司公章、银行印鉴、存款证实书到对账单，无一不敢伪造，甚至敢假冒银行工作人员接待企业财务人员。在这过程中，银行监管漏洞、管理混乱等弊病暴露无余。

手段一是伪造、调换印鉴卡。这是犯罪嫌疑人最普遍的作案手法，几乎每一笔盗划都离不开这一步骤。在2009年挪用东风公司社保中心1亿元银行存款案件中，李志勇通过资金掮客说服东风公司社保中心将1亿元存款转至中信银行武汉梨园支行，并安排客户经理潘晓翔上门办理开户手续。潘晓翔随后将盖有东风公司社保中心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的预留印鉴卡交给李志勇，用私刻的印章伪造虚假开户资料。此后，潘晓翔用假资料、假印鉴控制东风公司开户、转账，轻松盗走1亿元存款。

手段二是伪造存款证实书。2007年3月，李志勇购买了虚假的空白存款证实书、私刻了建行某支行公章及柜台人员印章，在银行“内鬼”协助下伪造了东风公司社保办2000万元的存款证实书。随后，李志勇利用真实的存款证实书，在银行工作人员和东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配合下通过了银行的“核保”程序，并假冒东风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伪造了《担保意向书》等资料，为自己的公司办理质押贷款1800万元。

手段三是假扮银行工作人员。2009年初，李志勇挪用了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在建设银行的1.1亿元巨额资金后，为掩盖犯罪事实，李志勇伙同保利公司财务总监找借口将名义上还有9000万元存款的银行账户转至工商银行。根据保利公司财务人员梅园的证言，在工行某支行，“客户经理”李志勇从柜台出来，带她到会计柜台办理了开户手续。此后，李志勇为掩盖工行账户并无实际存款的事实，又先后两次假冒工行工作人员向保利公司提供了伪造的工行对账单。

一位银行资深业内人士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开户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按照规定，任何非本银行人员都不得在本行开展银行相关活动，这应该是个红线。在众目睽睽之下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帮企业开户，显然不是‘搞定’一两个人就可以的，银行风险管控之失效、内部管理之混乱可见一斑。”

潜规则变明规则 利益输送“心照不宣”

记者调查发现，腐败作为一种传染病进入金融领域，传染性大、破坏力强，与银行机构内部拼关系拉存款的文化一碰即和。可怕的是，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将拿佣金、收贿赂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商业规则，毫无罪恶感。

兼职充当资金掮客，牵线搭桥，提取佣金，是银行工作人员获取灰色收入的重要渠道。一种情况是帮忙拉存款，筹集资金。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除了一批敢于铤而走险的银行“内鬼”，还有不少银行工作人员乐于充当外围，收取中介费。他们在熟人圈子里面打打电话、拉拉关系，就可能得到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好处费。

据业内人士介绍，银行还有一种隐蔽的掮客形式，即是与小贷公司等民间金融组织勾结，通过欺骗企业还贷的形式，帮小贷公司介绍客户，让企业陷入高利贷之中。湖北一家菜籽油加工企业老板介绍，有些企业因为银行欺骗“续贷”，去借高息过桥资金，搞得资金链断裂，面临绝境。其实这背后是银行内部人员给小贷公司介绍客源，“其中的利益输送大家心知肚明。”

在放贷款时索贿是银行业内另一个腐败环节。多位人士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银行贷款各种费用加到一起利率约10%左右，而民间借贷平均利率40%，到年底的时候甚至可以高到80%，这增加了银行信贷人员的谈判砝码。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2008年李志勇通过伪造存单，在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骗取了一笔7000万元的质押贷款。贷款过程中，支行副行长、办公室副主任、客户经理、信贷员均接受了李志勇的好处费，其中支行副行长王彤两次以丈夫炒股亏损为由暗示李志勇，获得142万元现金和一辆价值23.4万元的小轿车。

加快利率市场化 铲除金融腐败土壤

专家表示，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反映出来的利益输送、内外勾结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过去式。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外部监督，银行机构对于工作人员道德风险的管控仍然停留在组织教育、内部约束层面，并未找到好的堵漏办法。

一方面现有的机制管不住银行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在东风存款失踪系列案中，经营稳健、风控严密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都深陷其中，直到东风公司报警才揭开黑幕。据了解，案发半年前建设银行江岸支行已经发现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支行负责人并未报警，只是让相关人员停职，并想办法将已是“空壳”的账户销户，明哲保身。

另一方面，在存款利率管制、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我国银行机构之间虽然竞争激烈，但竞争的还不完全是服务水平、风控水平和定价优势，尤其在公司业务上往往靠拼关系、拼回扣，这种金融生态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存款被盗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往往接受了李志勇或其中间人的高额回扣，在各家银行利息类似的情况下，回扣、人情关系是他们选择存款银行的首要考虑因素。

有专家判断，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体制内外资金价格差居高不下，金融领域的腐败将呈现高发、频发态势。建议在继续加强银行机构系统内部监管的基础上，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督，建立健康、良性、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

湖北社科院经济学所所长叶学平则建议，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不透明的议价空间。他说，利率管制导致了资金市场的双轨制，有价差肯定就有寻租空间，要铲除金融领域的腐败土壤，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让金融机构的竞争回归正轨，把精力集中到主业当中。

多地存款失窃暴露银行监管缺失

银行存款“失踪”案近期频频爆发，上市公司酒鬼酒、泸州老窖先后公告称数亿元银行存款“失踪”，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被盗9500余万元，武汉一连环案在7年内盗用银行存款超5亿元。《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系列银行存款被盗案背后，都有银行“内鬼”的身影，他们与犯罪分子里应外合，通过伪造金融票证、私刻存款单位银行预留印鉴等非法手段轻松盗走存款。这充分暴露出银行风险防控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执行不严等问题。

内外勾结 多地频现存款被盗

银行存款一直是公众心目中“最安全”的代表，近期密集出现的存款“失踪”引发各界对银行信用的担忧。记者调查发现，离奇的存款“失踪”背后，“内鬼”作案的痕迹明显，银行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内外勾结，突破了银行风控防线。

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被盗9505万元盗窃案犯罪嫌疑人落网。据警方披露，犯罪嫌疑人邱某为化解资金危机，以高额提成请多名资金掮客引诱储户进行所谓“贴息”存款，杭州联合银行古荡支行文二分理处主任祝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储户的钱转入邱某账户。监控显示，每次都是由资金掮客将事先准备好的转账凭证交给在柜台守候的祝某，由祝某进入转账界面让储户输入密码。随后，祝某将事先打印好的对账单以及存折还给储户，待储户离开后祝某敲击回车键转账将钱转入邱某的账户。

近期在湖北武汉开庭二审的系列存款被盗案中，主犯李志勇以给中间拉款人及存款单位财务负责人高额好处费为诱饵，将存款单位资金“引存”到指定银行，随后对银行工作人员进行拉拢腐蚀贿赂，内外勾结，将存款单位存入银行的资金转入自己控制的账户，总额超过5亿元。在这过程中，银行“内鬼”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有协助造假、盗划的客户经理和柜台工作人员，又有为违法犯罪活动“开绿灯”“打掩护”的管理层人员，还有大量跟班跑腿的外围人员。记者翻阅武汉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书，发现仅穿针引线、跑腿跟班的“蠹虫”就多达十数人。

在挪用武建富强公司银行存款1000万元、挪用凌鑫房地产公司银行存款1990万元的案件中，工商银行武汉香港路分理处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晏晓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不仅提供了存款单位的开户资料和印鉴卡，还在李志勇冒领存款单位密码器时陪在旁边，当伪造的印鉴没有通过电子验印扫描时，晏晓要求柜台人工验印。“他作为银行行长，应该明白印鉴给我意味着什么。”李志勇后来在供述中说：“这一点他应该比我更明白，但是我们双方都没有把中间那层纸捅破，把话说明。也就是说他也知道(我)要把这些单位的钱从银行搞出来自己用，但他仍然帮我的忙。”

默许纵容 银行风控形同虚设

系列存款失踪案暴露出，我国银行业在经营模式、风险防控、管理机制等方面长期存在深层次矛盾。

第一，“揽储至上”的经营模式为存款诈骗埋下了风险之根，很多企业存款自被“引存”之日就踏上了被诈骗之途。

在酒鬼酒1亿元存款盗失案中，酒鬼酒之所以愿意将资金存入并非其主打市场的杭州，一个重要原因是南京金亚尊酒业从中牵线为银行揽储。一位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这暴露出银行业高息揽存的潜规则，在部分地区，利息之外给予大额存款的费用高达2%至4%。还有一些银行有贷款规模但没存款，就要求贷款企业自己承担成本去拉“协议存款”，业内称为“买存款”。但武汉李志勇系列诈骗案件表明，有些定向“引存”从一开始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骗局。

第二，银行相关制度执行不严，风险防控意识不强，给了犯罪分子上下其手的空间。

一位银行监管部门人士对记者表示，银行普遍将单位定期存款定性为低风险类业务，在业务办理时通常存在放宽审核、违章操作、对账不严等行为，为犯罪分子留下操作空间。例如在企业开户环节违背了“当面办、交本人、不转手”的原则，导致开户资料如印鉴卡、支付密码等被掉包或泄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业内人士说：“从防范风险的角度，银行的很多岗位必须相互分离以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企业开户、发起对账等前后台业务都可以由一个人完成，很容易上下其手违规操作，银行内控防火墙也就形同虚设。”

杭州联合银行9500万元存款被盗案就暴露出银行在授权监督环节的问题，祝某利用同事间的信任，在交叉授权时柜员只对操作界面与单据进行简单核对，但未对储户办理的业务内容进行进一步询问，导致祝某“一手遮天”。

第三，李志勇系列案件等暴露出，部分银行存在一种“捂盖子”的亚文化，一些人对违法违规行为“心照不宣”，认为只要不出事，或者不用我负责，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10年初，东风公司发现其在建行的1000万元存款不翼而飞后立即报警。建行支行领导蒋某获悉后，采取了一系列“捂盖子”行为——要求李志勇还清存款并协调企业取消报警；要求责任人把已被挪用9000万元的保利公司账户迁走，但既未报警也未向上级行报告。正是这种默许和纵容，使得李志勇得以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辗转腾挪，盗用5亿多元资金而未被发现。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