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四点共识”，在彼此激烈对抗两年多以后正式承诺缓解紧张，恢复对话，甚至像事后证明的那样包括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之间的数度非正式会晤。迄今，尽管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仍在继续，而且双方对立的战略/军事动机和行为甚至还与有限的外交改善平行而有显著加大，但中国和日本大体上仍在“四点共识”的轨道上，都不愿意回到以巨大的代价和非同小可的尴尬存在的、几乎全面的对抗僵局。 

中国和日本看来目前都在实行某种总体上的战略“双轨”方针。一方面，它们都追求一种限制在钓鱼岛水域和东海对抗的外交，有限程度地改善双边关系，并且为进一步的有限改善保留余地；另一方面，中国继续促进急剧和经久的战略军力建设，继续扩展中国的战略军事活动范围，中国的重心之一是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附近海洋区域。同时，日本已发动和步步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升级它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并且将大为增进了的战略注意力和战略资源部署到东海地区。可以预料，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继续保持这种“双轨”方针。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南海局势近来有明显的缓解，但同时期内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却显著地进一步加剧。前者主要指的是，从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南海仲裁案”做出所谓的“裁决”到10月21日美国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驶入西沙群岛岛礁附近水域为止，美国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里没有进行新的“航海自由行动”；而中国从2016年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幕前夕以来，在南海区域未有新的重大的扩岛行动和部署军事装备措施，而且还积极而审慎地与菲律宾改善关系，加强就形成“南海行为准则”与东盟的对话和磋商。可是，与此同时，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显著加剧。特别是，一方面，中国四十余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以监视中国军机几个月来急剧增长的次数，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中国海军部分主力战舰几次穿越靠近日本本土的若干国际海峡，前往日本背面的西太平洋，引起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空前警戒。尽管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都不确定，但中国与日本至少到前不久为止，似乎都不准备调整彼此间的战略对抗和军事对峙态势。这方面的较新事态是：2017年“3月2日，中国海军航空兵轰炸机、歼击机、警戒机等多型多架飞机，经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某海域，与航经该海域的海军远海训练舰艇编队进行了实兵对抗演练。日本防卫省消息称，飞越宫古海峡的是推断为战机和轰炸机等的中国军机共13架，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作为紧急升空对象的外国飞机数量为存在统计数据的2003年以来最多。”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朝鲜威胁加剧为理由，以美韩开始在韩国部署必定损害中国战略威慑力的“萨德”反导系统为助力，在积极考虑将日本的反导系统升级，包括在日本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7年4月14日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在截至2017年3月的一年紧急升空1 168次，远超1984年冷战巅峰时期创下的944次纪录。其中，针对中国战机接近日本领空的起降多达851次，比上一年度增加280次。在中国的战略/军事活动范围显著和迅速的持续扩展之外，“这被视为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一个迹象。”

需要着重考虑和讨论中国当前在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任务，这事实上基于一个前提：中国已经大体上拥有根本的或最低限度的手段去对付或反制日本军事权利和军事实力升级这一危险趋向，因为中国的战略性军力已经急剧增强，而且肯定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如此。在这前提下，一个有自信的中国应当尽可能进一步稳定目前的中日关系，继续缓解对抗，防止中日间军事冲突，同时依靠缓解对抗来阻滞日本行进中的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争取日本未来少在美国推进下干预东海以外的海上洋上热点问题。中日之间至少应当继续进行非正式的最高级会晤；中日高层外交渠道（副外长级或外长级的）必须予以规制化和扩大，必须增加频度，并且产生切实的重要成果；应当有军事对话甚至是军事谈判，特别是为了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因此它们必须足够频繁和具体地进行。不仅如此，还要适当地减少钓鱼岛水域定期巡航的频度，严格管控和实质性减少空中对抗，并且争取建立相关海域军事演习彼此通报制度。

非常值得注意、也令人怀有恰当的希望的是，中日关系最近出现了可能较迅速和较大幅度地改善的重大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有关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代表日本政府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该在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政府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定的有关轨道，中日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实现。

然而如上所述，中日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继续保持“双轨”方针，在有限地（哪怕较大幅度地）改善双边关系的同时继续战略上和军事上的竞争和对峙。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紧张态势将长期存在。就此，审视当今、回顾往昔，不能不想起古希腊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为竞争更宽阔的“战略空间”争斗数十年，而这争斗虽然不无重要的延宕和缓解，但逐渐地愈演愈烈，乃至最后导致全面冲突。中国应当记住雅典——雅典愈益严厉的、对斯巴达的若干盟友或“亲戚”的惩戒行动最终迫使斯巴达宣战。与此同时，日本应当记住科林斯——斯巴达的最重要盟邦：对大冲突的爆发，它为通过武力钳制雅典权势而对斯巴达行使的煽动和压力起了重大作用。类似的危险确实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必须阻止它加剧到泛滥地步。

美国在韩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反导系统）的原因已经得到广泛的评论，但还需要谈论一些被多少忽略的方面。韩国政府同意美国要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敦促，与中国在2016年1月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武器试验往后约两个月里对朝鲜行为的反应方式相关。其时，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美国提出了新的对朝制裁决议草案，它与先前四次安理会关于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的制裁决议相比，是“革命性的”，主要因为美国要求的联合国制裁已不限于朝鲜的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而是扩大到将许多与之仅仅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纳入制裁范围。这是个空前广泛的制裁决议案，倘若通过就势必损害——特别在中国看来——中国与朝鲜的合理交往和无害贸易。原本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局面是坚持安理会决议原则上如同先前各次，只是以更大的力度去制裁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不同意在此之外急剧扩大制裁范围。或者说，宁愿安理会决议进一步推迟产生，也要劝使和迫使美国让步，以便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鲜经久对华敌视，并且有利于防止朝鲜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乱，或者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同时，中国可像2013年上半年那样，“单边”和自主地对朝鲜某些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施行对朝制裁，它们可以因形势和需要的变化而自主地予以缓解、暂停或结束。然而，美国以及韩国方面此次决心空前，强烈坚持，因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受到的美韩压力亦属空前。于是，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原本最有利的做法，而是到2017年3月间经过长时间抵制而突然大幅度让步，大体上接受了美国的“革命性”制裁要求。可是，这对愈益相信朝鲜核武导弹威胁严重加大、愈益焦躁和对华失望的韩国政府来说，已为时过晚，从而定下同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心。了解这一点，有利于把握问题的复杂性，或许也有利于持久地争取“解扣”的努力。

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必定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战略对立的愈益广泛和深刻，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显著浮现，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在韩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特别因为其先进雷达，将严重伤害中国现有的对美战略威慑能力，因而中国不得不以几种很可能的方式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战略核力量，以便维持中国战略威慑的可信性。 

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几乎必定迟早改变中国对朝鲜政策以及中朝关系的总体考虑。中国政府几乎必定迟早倾向于就中美战略竞争和军事对立的显著加剧和扩展而局部地重新考虑朝鲜问题。特别在美韩两国决定在韩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新形势下，中国应当也迟早颇有可能重新回到关于半岛的一大地缘政治概念，即朝鲜是中国的一个“战略安全缓冲区”，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

东亚西太平洋战略形势的变动有时异常快速和急剧，给力求尽可能平衡中国关于朝鲜和朝鲜半岛的诸项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增添了更多的困难。当前，美韩两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导致中国强烈愤怒，因为这实际上代表多年以来韩国政府首度允许美韩军事同盟局部地针对中国，何况如前所述它伤害中国现有的战略威慑能力。然而，如果在强烈愤怒之下施加过重压力和使用过狠的施压方式，那就很可能激起中国更加难以克服的韩国舆论反弹和政策反弹。韩国保守派的首要舆论喉舌之一《东亚日报》已在号召“不在中国就‘萨德’的报复面前屈膝”，强调进一步强化美韩军事同盟，暗示从对付中国的目的出发大幅度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后者被当做韩国的榜样，因为“日本在2012年就‘尖阁群岛’的领土争端期间由于中国的广泛报复而受了大规模损害，但尽管如此，它仍决绝和坚毅地做出反应。东京强化了它与华盛顿的纽带，增进了它的军事能力，为的是抑制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争取和维持韩国——哪怕是一个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对中国的基本或起码友善这重大利益依然存在，它密切地关系到防止和制止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就此可以说，朝鲜半岛南部也应当在长远意义和客观上构成中国的“战略安全缓冲区”。中国对韩国不要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除非绝对必要就不主动损伤中韩关系多年发展造就的每一项已有的重大成果。这关乎中国的总体利益和长期的重大利益。

在韩国政局的剧烈变动中，可称为“激进自由派”（radically liberal）的文在寅经选举大胜而出任韩国新总统，给改善中韩关系提供了契机，也给争取解决中韩两国间的“萨德”反导系统争端提供了可能性。习近平主席在文在寅当选后迅速致电祝贺，并且强调中韩是重要邻邦，中方愿与韩方一起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尽管由于诸种重大内外因素，特别是韩国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国一直坚持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取消在韩“萨德”反导系统对文在寅总统来说难上加难，但他毕竟已暂定部署进程，并且以坚持国会审议而造就了翻转整个事态的可能性。当然，这可能性一开始就颇有限，而且在朝鲜2017年7月两次从事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后大大减小，甚或临近于无。中国在继续坚持强烈反对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同时，可以改变一个不正常和不合算的局面，即中韩关系整体成为单独一个争端问题的“俘虏”。如上所述，争取和维持韩国——哪怕是一个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对中国的基本或起码友善是中国的持久的重大利益。必须记住：情势多变，利益常在。

从战略安全上说，中国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很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它们是：（1）朝鲜半岛基本和平稳定，即“不生战”；（2）朝鲜内部不能出现严重和急剧的大失控、大混乱以致内战状态，即“不生乱”；（3）朝鲜必须对中国有起码的友善，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4）强有力地阻滞朝鲜的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发展，促使它在这方面至少有实质性的收敛，以致争取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5）保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的起码灵活回旋余地；（6）朝鲜半岛不得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而且与此密切相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这些核心或重大利害都对中国持久地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舍彼取此，而是必须以争取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关注、推进、维护或弥补。 

目前，中国大概仍需要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016年3月以来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两项对朝制裁决议，特别是因为如此，对两项目的而言实属必要，即惩罚朝鲜之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牵制和阻遏韩国对华态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这对争取中美关系在美国新政府下有过得去的前景也比较重要。然而，在一段时间以后，需要为了中国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逐步改行大体履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方针，并且不采取对朝“单边”制裁，除非朝鲜做出新的非常严重地直接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有必要为到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留下足够的余地。需要指出，目前这样的余地由于中国与朝鲜之间近年来几番戏剧性的非良性互动，已经空前窄小。

在坚持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同时，需要牢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多方面的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难情况下平衡这些利益，防止扬此抑彼或舍彼取此，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从而在一个重大方面有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有利于中国相对于美国及其东亚太平洋军事同盟体系的战略地位。这与争取中美关系在某些时候的暂时缓解相比，显然更为重要。

与此相关需要注意，中国2016年3月大体同意美国提出的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后不久，美国伙同韩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是年11月大体同意美国提出的进一步显著扩大对朝制裁范围的新的安理会决议案后不久，当选总统特朗普悍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中国2017年2月中旬宣布完全停止年内朝鲜煤炭进口后不足一个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宣布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同时美国政府迅速公开拒绝中国关于以朝鲜停止导弹试验交换美韩停止联合军事演习的“双暂停”提议； 2017年8月初，中国大致赞同美国提案、从而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空前重创朝鲜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2371号制裁决议之后近一周，特朗普就签署行政备忘录，启动作为对华经济惩罚前奏的对华贸易调查，美国海军则稍前在南海中国岛礁水域进行“航海自由行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计划用大大超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频度去周期性地从事这样的军事动作。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一直有个很糟糕的、非战略性的对华战略，那就是将那么广泛、那么复杂的美中关系变成单一问题的俘虏，而这单一问题是世界上最难解决、甚至最难影响的朝鲜核武发展问题。由此，加上他狂野、易变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政治性格，在朝鲜洲际导弹试验的冲击下，海湖庄园首脑会晤后看似良好的中美关系状态几乎必定骤然中止。与此同时，中国对朝鲜的外交影响余地大为缩小，甚或几近于无，而朝鲜对中国的敌意或准敌意则大为增强，同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在当下空前的压力下有搁置或放弃核武的些微可能。近来的最有力证明，就是朝鲜在联合国安理会2371号制裁决议通过后约一个月发射中程导弹飞越日本北海道上空，此后不到一周又进行了爆炸威力就朝鲜来说空前、且据其宣称可以搭载在远程导弹上的核弹头试爆。“韩国官员说，这导弹可能比朝鲜试验过的任何其他导弹都飞得更远。这次试验——来自这与世隔绝的国家的所曾有的最具挑衅性的试验之一，在金正恩威胁以类似的中程导弹对准美国太平洋领土关岛发射之后仅几周向华盛顿发送一个清楚的信号。它还显示该政权愿意通过发送一枚导弹直接越过日本领土去抬高外交赌注。”朝鲜第六次核试验过后，国际舆论的可谓普遍看法如一位美国专家亚当·芒特（Adam Mount）所说，是“认为我们能造就足够的压力和疼痛以致他们会自愿取消他们的武库的想法已为时过晚。”还有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所说，“批评者们担忧，特朗普行政当局之坚持非核化和总统的某些严厉高调已经为害多于为善。”

必须强调，迄今为止所有广泛和严厉的制裁措施都无法扭转朝鲜发展出可实战的核导弹的决心，也无法剥夺朝鲜继续这么做的能力：这是可用的压力手段愈益接近告罄的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面临的最大困难，该文还指出，“伴随进一步经济制裁的余地近乎告罄……较好选择的时代在迅速完结”。也应是中国必须认真考虑的未来有关决策的头号出发点。所以应当如此，因为道理简单：至今制裁始终达不到其直接目的，但由此而来的直接间接代价实在非同小可，亦即促使朝鲜形成对中国愈益强烈的敌意，同时经在制裁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步步退让而逐渐失去相关的政策回旋余地，更何况，可用的压力手段愈益接近告罄。还有，近来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新动向值得密切注意。继多项完全可以解释为俄罗斯政府同情朝鲜、不满对朝军事威胁和严厉制裁的表示后，普京总统在2017年8月31日发表文章，说“俄罗斯相信对平壤施压以制止其核导弹项目的政策是误导的和徒劳的。挑衅、压力和黩武的与侮辱性言辞是一条死胡同”。与之相伴，俄罗斯近来采取了某些对朝经济援助行动，其轰炸机则在2017年8月下旬引人注目地飞行于朝鲜附近，被认为是示意反对美韩联合军演。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评论道：“俄罗斯正在试图与中国竞争影响……（和）介入一场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僵局”，在此背景下，“中国任何进一步的对朝厉声训斥有其风险”。

中国已接近用完基本或主要的对朝施压和制裁手段，大致只剩下较经久地切断对朝油料供应。还必须认识到，即使采取最后手段也不会有成功的颇大希望，而相应关于中朝关系的政治和战略成本将异常高昂和难以挽回，即使不说它极易给世界留下在美国威胁下被迫为之的印象。而且，就算中国对朝断油，美国也不会停止就朝鲜问题无休止地对中国施压；事实上美国很可能马上提出的正式要求将是所有各国切断与朝鲜的全部经济往来，甚或包括人道主义食品援助，不从者将遭受美国空前严厉的“二级制裁”。后一篇文章的标题《特朗普威胁停止那些与朝鲜做生意的国家的贸易》表述了特朗普迄今为止对中国最具威胁性、也最荒诞的言辞。紧接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几乎直截了当地要求规定停止联合国成员国与朝鲜的一切经济交往，并且称中俄“双暂停”建议是“侮辱”美国及其东北亚盟国。

中国要牢记情势多变，策略可换，但利益常在。如前所述，需要就中美、中日战略竞争和军事对立的显著加剧和扩展而局部地重新考虑朝鲜问题。中国有必要重新回到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即朝鲜是中国战略安全的“缓冲区”，那与中朝关系应当是“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概念很不相同，意味着尽可能防止朝鲜对中国持有经久的强烈敌意，还有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半岛北部。

回顾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直至2016年年中为止的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境况，使人不能不对目前的一种形势心存战略忧虑。在上述近二十五年的时期里，尽管有多种重大的负面因素、负面事件和负面波动，中国仍非常努力和大致有效地维持了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过得去的良性关系，有时甚至还较久地维持了与它们的“平行的友谊”。然而目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双方的关系都严重不良和紧张，并且看不到这近二十五年来的空前局面基本转圜的较近前景。这一局面可以有严重的未来战略含义，需要引起中国的足够警觉。

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总的来说是有利的、基本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时机早已经过去。就此，研究冷战时代美国遏制战略史的杰出战略思想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Gaddis）的一段话有借鉴意义，可借以反思中国自2003年以来的对朝政策史：“……官方长期未能觉察到它（现存方针）已失败这事实。所求目标与所生结果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同时却只有偶尔的尝试去注意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提出的警告几乎全未产生可见的回应。这模式提示了……另一个缺陷：长期未能监察执行情况，缺乏保证行动意图与其实际后果吻合的机制，而对一种有效的战略来说这吻合不可或缺。”今后的前途大致很可能有两种，它们对中国来说都严重不祥。其一，美国及其（或其）盟国实施军事打击，中国与美国之间关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战略猜疑、战略竞争甚或战略对抗必然大为增进；其二，美国和中国都在实际上被迫承认朝鲜的核导弹拥有国地位，转而竞争对朝的“最友好大国”地位，如此中国大概迟早会面对拥核的韩国和日本，甚至难以克服拥核的朝鲜的对华经久敌意。如果预计到这些可能的前景，那么从长远出发特别重要的就如前所述，第一，对朝决不将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这两条构成朝鲜问题上“战略缓冲区”概念的全部，也是中国在该问题上应有的战略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