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渠道减少、融资成本高企是当下中小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两者催生了诸多行业乱象。

2月1日，《中国社会融资环境报告》（下称“报告”）和《中国社会融资（企业）成本统计报告》发布，两份报告同属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据了解，这是国内首个关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的调查研究项目，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财经头条新媒体和企商在线（北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发起。近日，项目负责人、经济学家高连奎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采访。

报告指出，融资渠道减少主要体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和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转型消费贷上，银行业务收紧。

根据《中国社会融资（企业）成本统计报告》，当前中国社会融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为7.6%，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为6.6%，而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的平均融资成本则超过21%。

另外，民间借贷等非常规融资方式虽然规模很大，但数据不公开，无法估算，因此尚未计入上述统计。考虑到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一般较高，因此如果计入统计，有可能进一步拉高数据。高连奎直言：“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大部分高于10%。”

小贷、网贷转向消费贷

报告指出，最近3年小贷公司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和贷款规模持续下降。

2014年末，全国共有小贷公司8791家，贷款余额9420亿元；2015年末，小贷公司8910家，贷款余额9412亿元；2016年末，公司8673家，贷款余额9273亿元。由此可见，贷款余额一直是下降的。

2017年9月末，全国小贷公司的贷款余额有所增长。但报告认为，这种增长主要是由面向消费的互联网小贷公司创造的，如果只考虑企业放贷，2017年的贷款余额仍是下降的。另外，2017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全国小贷公司的数量也还在继续下降。

高连奎认为，小贷公司本可以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却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受歧视、融资难、风险高、税负重和监管错位等问题，生存状况严峻。有的由于融资困难，无款可放，甚至主动要求退出市场，个别省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小贷公司退出市场。

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原因一是大环境问题，二是自身模式的限制。大环境问题是指，目前多数中小企业盈利状况不佳，而选择小贷公司的企业在行业中的经营状况还要更差一些，一般是在其他渠道借贷无门的企业。小贷公司为这些企业融资，承受了较高风险。

从小贷公司运营模式上来说，小贷公司无法吸收存款，只能依靠现有的存量资金循环；另外，小贷公司的坏账率较高，即使有钱也不敢扩大规模，只能是不断收缩。

而与小贷公司处境类似的，还有网贷平台。

报告称，在强监管与实体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国内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数量持续下降，2017年底比2016年底减少517家，全国仅剩1931家。其中正常运营的平台则更少，仅有1539家。这一数字不足历史累计上线平台数量的三分之一。新开平台数量也大幅下滑，2017年上线平台仅有168家，同比减少72.2%。

随着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恶化，上述小贷和网贷平台纷纷转型，大多转向个人消费领域。

比如一些互联网小贷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主要由知名电商平台或网络公司设立，早期主要是为商户提供贷款，现在则主要转向消费信贷。包括阿里系的“蚂蚁花呗”、“借呗”，唯品会的“唯品花”，百度“有钱花”，小米公司的“小米贷款”，腾讯的“微粒贷”。2017年中国小贷行业的增长，主要靠网络小贷。

但这些转型后的网络小贷，偏离了小贷公司审批的初衷。报告认为，这些互联网小贷表面利息虽然不高，却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综合利息很多都超过年化100%，是典型的高利贷。

互联网金融（网贷）行业中，借款小额化是主流趋势，现金贷则是主流转型做法。P2P转向现金贷业务，一是为了符合监管要求，二是获取高额收益。2017年P2P个人贷款规模的比例达到63%，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29%。

银行保理业务收缩

与此同时，银行保理业务的融资渠道也在不断收缩。高连奎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保理业务可以简单理解为应收账款融资：一些企业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银行或保理公司会把自有资金垫付给企业，然后再去收回企业的应收账款。对企业来说，保理可算作一种融资方式；对银行或保理公司来说，保理是一种金融服务。

中国的保理业务主要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银行保理业务规模连续两年下跌，我国保理业务总量则连续3年下跌。2014年中国保理业务量折合人民币2.92万亿元，同比下降7.89%；2015年同比下降1.71%；2016年同比下降40.07%。其中国内保理业务量下降近半。

高连奎认为，银行保理业务量下降的原因，一是信用风险上升，银行对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趋于谨慎，更倾向于依靠传统抵押物；二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应收账款拖欠和坏账风险明显加大，导致银行不敢做保理业务。

保理业务萎缩的同时，“反向保理”模式却在快速增长。高连奎介绍，反向保理是指在供应链中，一些财务能力较强的核心企业利用自身较高的信用评级，设立保理公司，将融资成本较低的资金引入供应链，对其上游供应商提供的融资服务。目前我国超过81%的商业保理公司采用了这种模式，成为银行保理的主要产品构成。

在这种大企业主导的模式下，中小企业被迫承受较长的账期、交货时间，利润受到进一步挤压。

降低融资成本比减税效果好

报告指出，中小企业面临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因此，中国应着力降低融资成本。

“社会融资存量是远远大于税收总量的。因此，同样变动1%，融资成本带来的减负效果要明显强于减税。”高连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另一份2017年9月公布的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显示，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余额为171.23万亿元，再加上不纳入统计的社会融资，中国社会融资总规模保守估计在200万亿左右。以此计算，融资利率降低1%，就可以为社会减负2万亿，是减税效果的4倍，而且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只需要将存款准备金降低2%左右即可。

报告指出，中国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成本是西方国家的3到10倍不等，中国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大幅降低的空间。当前中国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6.5%，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3%，都存在大幅降低的空间。如果存款准备金率统一降低到10%，中国企业的融资利率可以平均降低3%左右，将为全社会降低利息负担6万亿，是营改增效果的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