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南亚问题专家

来源：《当代亚太》2017年06期

自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当选印度总理以来，“问题外交”策略（issue by issue  Diplomacy）在印度的对华政策中日渐明显,印度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各种“问题”，并不断就这些问题向中国直接提出交涉或者通过多边舞台间接检验中国的态度，辅之以印度媒体的大量宣传鼓动，试图通过具体问题试探中国对印度的真实心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切实的对华外交成果。

印度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首先是因为印度和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缺乏与中国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的信心，与此同时，印度对两国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势却抱有较强信心。在自信心不足与自信心过度的交织作用下，相对于曼莫汉·辛格（Ｍａｎｍｏｈａｎ　Ｓｉｎｇｈ）政府时期，莫迪政府的对华“问题外交”在保持基本策略不变的同时有所突破，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更不受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长期共识的约束，这种策略使得中印关系多年来的基本稳定态势遭遇了更频繁的冲击，对中国稳定西南战略方向并使“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取得更大成果的政策目标形成了持续性的挑战。

然而，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也存在着寻求合作、避免全面对抗的一面，这又使得印度在对华推行“问题外交”时始终保存着风险控制意识,更多采用姿态性、象征性的动作表达诉求，而不是直接寻求在双边关系中印度所认为的重要问题上改变现状。

印度在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莫迪政府对华心态的复杂性决定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具体政策应对也是摇摆不定的。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心态，通常被纳入国际关系的知觉研究范式。罗伯特·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强调了决策者对客观世界以及其他行为体的主观认识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重要性。“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

而观察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心态，显然不能仅仅凭借一国在双边关系中某一维度的行为表现，或者一国对外公布的外交立场文件,即做出具有结论性的分析和概述。分析一个大国对另外一个大国的外交策略所依托的心理基础，至少需要对分析对象有分隔意义和讨论价值的某一时间段内所采取的外交行动进行梳理，以便从各种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行为表现中理清分析对象在处理自己与行动伙伴／对手之间关系时所依托的心理基础。

中国学术界在印度对华外交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这些文章从不同维度入手解读了中印关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具体问题领域自有其价值。但考虑到中印同为亚洲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主要成员，双边关系非常复杂，对其的研究很难以一个维度为标准确定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因而，此类研究的学术和政策价值体现在对中印关系框架某一维度的认识上，但难以发挥系统性的战略指导作用。

特别是，中印两国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进行互动时，所采取的政策往往合作、协调、竞争、对抗同时存在，单一维度视角很难对中印关系做出全面解释，也很难描述中印对彼此的认知和心态。总之，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无法依靠某一具体维度全面考察中印关系的性质和印度对华心态。

国内学术界讨论中印关系的另一类文章则更关注对双边关系的状态进行整体描述和战略解读，试图为中印关系确定系统性的认识框架。此类文章中，近年来，从印度对华心态的角度对印度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解读的有所增加。不过，这类文章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是仅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讨论中印合作的战略价值。即使有研究认识到中印合作存在诸多障碍，也主要侧重于讨论印度对华思维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被“纠正”,印度应如何自我纠正或者中国应该采取哪些行动说服印度纠正这些思维误区。

在讨论印度对华认知和心态存在问题的文章中，唐璐从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入手，分析考察了印度对华策略决策层内部媒体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虽然印度英文主流媒体的数量不多，但却能真正地影响并且反映印度精英的战略思维。

印度官方虽然在对华问题上保持友好立场，但印度非政府战略层面的对华敌对情绪却非常严重。她认为中印关系的未来在于年轻一代，从目前看，印度青年人对华认知情况却并不容乐观。郑斌等凭借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也对印度对华心态进行了分析，得出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的结论。

他们从三个层面分析原因：个人层面，这一结果是由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无知以及某些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接造成；在国家层面，媒体肆意渲染中印之间在边界争端、Sitsang问题、中印巴和中美印这四个敏感而关键的议题上存在分歧，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

关于如何认识莫迪政府的中国政策，不少中国学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张根海在文章中提到，莫迪上台执政彰显印度对华政策的新变化,不仅积极推动印度融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圈，而且全面提升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这种新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的发展需求，加速印中两国关系的互动与发展，有效促进双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共赢。陈利君也对莫迪政府涉华政策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莫迪政府会促进印度对华政策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虽然莫迪政府在某些问题上依旧态度强硬，比如中印边界问题、中印竞争问题、核问题和贸易逆差问题等，但中印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莫迪上台后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中印关系基本上会沿着友好的大方向前进。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林民旺认为，莫迪政府上台执政后中印关系发展呈现“高开低走”的趋势。中印之间的“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给双边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同时，美国、巴基斯坦等第三方国家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冲击也越来越大，莫迪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更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扭转双边关系下滑趋势。刘红良试图从探究印度国家身份的构建与其外交政策的转变之间的联系这一视角出发，对印度的身份建构以及印度外交实践做出解读。他认为，尽管中印两国在稳固和加强双边关系上采取了多种努力，然而印度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上对中国的猜忌难以消除。

以往，学者们大多将制约中印合作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边界问题、贸易不平衡、中巴关系以及印度洋问题等。如今，学者们考虑到了更多影响印度对华政策的因素，比如从印度的“Sitsang情结”、地缘政治方面等研究印度的对华政策。亢升认为，在新时期隶属于印度政治文化范畴的“Sitsang情结”仍是影响印度对华政策改善的变数。

印度“Sitsang情结”下的对华政策选择，对中印关系发展负效应明显，直接导致了印度在Sitsang归属中国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和政策措施倒退，甚至为实现其在藏特权挑战中国主权“底线”，损害中印关系发展的基础。朱翠萍从地缘政治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印度极为丰富的“地缘政治想象”影响了印度的对华政策。印度惯于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来审视对华关系，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这种固化的认知，直接影响印度对华外交战略思维。

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备感威胁，中印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矛盾相对突出。推进中印合作，印度需要避免地缘政治想象对中印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更加自信与开放的心态推进中印关系向前发展。莫迪政府对华外交呈现出明显的“谨慎”与“防范”特征。

在考察中印关系整体状态时，尽管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印度对华心态的复杂性，并提出了相关解释，但这些研究往往主要强调中国视角，以如何实现中国的期待作为研究出发点。考察这些文章的结论，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式是印度没有认识到良好的中印关系将给印度的发展和崛起带来巨大好处，而参与“一带一路”将使印度迎来至关重要的发展机遇。此类文章与其说是在试图指出印度存在的心理问题，毋宁说体现了中国对中印关系的主观期待。同样的心理倾向也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对印度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的讨论当中。

在“一带一路”研究上，国内学界同样存在心理期待引导研究结论的倾向，侧重于研究中国应如何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缺乏在假如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的情况下，中国应如何推进这一倡议的假设性讨论。“一带一路”倡议自２０１３年下半年提出以来就被中国政府视为具有关键甚至决定性意义的优先外交任务，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衡量对象国与自己双边关系的标尺。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地处印度洋战略要冲，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地理、经济乃至政治相关性。印度如何认识“一带一路”、采取怎样的策略，自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要点。

在印度外交政策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研究上，许娟等在文章中认为，“印度国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或认为印度可以与中国进行海洋领域的合作，或认为应当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而大多数学者则表示印度政府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一倡议。

印度近期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可能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各项举措。中国是否会在印度洋尤其是在北印度洋投入并强化海军力量或部署军事设施，将是印度对此项建议做出最终选择的关键所在。”牛同等认为，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中，印度作为这一线路上经济规模最大、军事实力最强、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区域性大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印度战略文化与大国情结的作祟和两国存在战略层面冲突,印度对中国缺乏战略上的信任。印度政府和智库对此计划的态度审慎、存疑，印度精英阶层的认知存在偏见，但大多数主张有选择性地加入。韩召颖等同样认为印度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其战略认知与政策立场直接关系到“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进程。由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方式及对华战略不信任，导致印度对于中国“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战略意图、内容与前景以及对印影响等均存在疑虑。

显然，从中国的战略利益和期待出发，中国并不希望印度对华产生疑虑心理，因此学者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倾向于将重点集中在如何应对印度的疑虑心理上面。朱翠萍认为，“受个人层面、国家层面和体系层面因素的影响，（印度）对华战略总在纠结与矛盾中选择，中国被视为印度崛起的挑战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导致印度对华政策面临‘战略困境’、‘合作困境’与‘安全困境’。如果印度能够抛开心理上的障碍，走出‘囚徒困境’而相互合作，两国必将收获经济合作带来的巨大收益，共同促进亚洲的繁荣。”陈水胜等认为，针对印度小心翼翼的姿态，中国应从经济、政治、人文和安全等重点领域入手，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度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两国关系，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携手实现共同崛起。

上述从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进行解读的文章均提出了相似的主张,实际上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的期待，是有倾向性地对印度涉华心态进行概述，隐含的假定是如果印度能够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将给印度，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将给中国以及印太地区整体带来怎样的收益。然而，问题在于，从印度的自我定位、对地区环境的判断以及对自身外交目标的设定出发，印度会不会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更多思考中印合作的积极后果从而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呢？对此，笔者认为，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进入了一个“强势政府”时代。

印度的对外政策也受到这种“强势政府”心态的影响。在中印领土问题上，印度急于“一揽子解决”但不会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印度不会明确反对，但也不会积极参加。冯传禄认为，在“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战略对接的问题上，印度“季风计划”的相关局限性限制了中印“战略对接”的合作空间，基于印度方面的战略图谋和政策算计,现阶段在地区层面上讨论中印战略对接或是个伪命题，“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难以构成有效的政策选项。

事实上，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采取的似乎是与中国心愿反向的思维模式，即更多思考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如果不是竞争甚至对抗的话——给印度带来的战略收益。这种反差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又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学术界目前对中印互动及彼此心态的讨论中，尚缺乏系统性讨论莫迪政府对华心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文章。本文试图从印度对华“问题外交”的表现、特征和心理基础入手，站在印度的角度，分析印度对华策略，并讨论印度“问题外交”策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实施前景的影响。

“问题外交”并不是一个存在精确定义的概念，而是对印度政府近年来涉华外交策略的描述，即印度政府把中印关系解构为若干具体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不断向中国提出要求，并以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为衡量中国对印度的尊重程度以及对中印关系重视程度的标准。印度政界和媒体一向高度关注印中关系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始终把这些问题的进展作为衡量与中国关系发展水平的标准。早在２０１４年５月莫迪刚刚赢得大选之后，中国领导人致电莫迪表示祝贺，通话中，莫迪明确表示了他愿意“与中国领导人紧密合作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对于印度来说，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首先意味着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得到处理。如果说这一思路在莫迪当选之初仅仅是印度新政府对华政策的粗糙构想的话，那么在次年（２０１５年）莫迪对中国的访问期间，印度以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外交成绩和确定双边关系的策略就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印度的这一策略和中国的外交习惯不同，印度并不特别看重对双边关系整体状况的概括，而是更关注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

２０１５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期间，曾经要求中国“重新思考”在“将导致双边关系的全部潜力无法发挥的一些问题”上的态度。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来自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也证实了莫迪访华期间的确试图将双边关系中印方认为的重要问题的解决和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挂钩。印度外交人士透露说：“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希望双边关系的全部潜力都能发挥的话，就必须应对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这样做，双边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他（莫迪）以一种彬彬有礼但坚定的态度提出了这些重要问题。”

但让印度感到失望的是，莫迪政府寻求以一次访问在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的策略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果。根据印度政治分析家布拉马·切拉尼的评论，中国没有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做出妥协，莫迪的这些要求遭到了忽视。尽管印度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的言论并不能作为阐释印度外交政策的权威证据和衡量印度外交成果的主要指标。

然而，莫迪访华期间与中方发表的４１点联合声明中并没有体现出此前印度媒体和外交人士所希望的重大突破，在边界问题上双方的措辞和以往的类似文件基本相同，联合声明第十一条强调：“双方确认，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政府努力实现的战略目标。双方决心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积极寻求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

双方积极评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取得的重要进展，重申将坚持‘三步走’路线图，在已有成果和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框架谈判进程，争取早日找到一个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但在第十二条中又补充道：“双方愿以积极态度解决突出分歧，包括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上述分歧不应阻碍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双边关系发展和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致力于落实现有协议，并继续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段措辞显然与印方在访问前和访问期间释放的“必须应对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这样做，双边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的信号存在明显差别。

莫迪访华回国后，印度并没有调整以双边关系中印方所关注的问题的进展作为衡量中印关系发展水平的心态，只是由寻求一次性整体解决调整为每次提出一个问题，不断向中国表达立场和要求。进入２０１６年，印度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对华连续采取外交动作，对华关系中以问题为导向的姿态更加明显，“问题外交”的力度和密集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

马苏德·阿兹哈尔是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穆罕默德军”的领袖,该组织涉嫌在２０１６年１月策划了针对印度伯坦果德空军基地的枪击事件。印度政府随即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对马苏德采取措施，并且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１２６７委员会制裁名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印度的这一要求进行了多轮技术性搁置。直至２０１７年年初，这一问题仍未取得突破。

２０１７年春季，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安理会再次提出将马苏德列入制裁名单的要求，仍被中国以同样手法搁置。印度对中国的搁置多次表示强烈不满，批评其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并且认为这是其南亚政策不平衡、不中立的表现。曾有印度前资深外交官对中国学者明确强调，印方认为马苏德问题是衡量中印关系是否稳定的关键参数。

中国方面则强调，马苏德问题首先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问题，印度需要和巴基斯坦就此问题展开磋商。中国的态度在印度朝野均引发了反弹，２０１６年印度排灯节期间发生的抵制灯具风波就是印度对马苏德问题做出的商业反应。不过，由于中国对印度用于排灯节的灯具出口早已交货，印度的抵制无法对２０１６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产生实际影响，充其量只能降低２０１７年两国在这一领域的贸易成果预期罢了。

（二）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

马苏德问题仍然处在僵局当中，印度和中国又在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上爆发了外交争议。２０１６年６月，印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要求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ＮＳＧ）。

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核供应国集团年会上，中国拒绝了印度的要求,理由是：其一，集团议程上迄今未涉及具体“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加入的议题，这次年会的议程也没有这样的议题；其二，集团关于接纳新成员有明确的规定，涉及五条标准，既涉及技术，也涉及政治、法律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申请国必须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这是一个“硬杠杠”，不是中国定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

而印度迄今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除了中国方面明确澄清的原因以外，就当前国际秩序下的中印关系而言，可能还存在第三个原因，即印度方面在年会前高调宣称，印度的平等成员资格已经得到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试图以此形成对中国的外交压力，迫使中国在所谓国际社会多数意见面前做出妥协。

多年来，印度以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已经赞同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由要求中国表态支持，而始终未果。与此原因类似，印度的这一策略实际上很可能适得其反。从中国在中印博弈中的策略角度而言，印度越是以所谓其他大国都已经赞同只有中国反对为由向中国施压，中国接受印度要求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对印度做出积极回应，根本不可能得到印方的善意回馈，反而会被印度理解为是中国不得不承认现实，并将中国的妥协当作自己的外交胜利。

（三）克什米尔和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在中印围绕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发生争执后将近一个月，印度驻印控克什米尔安全部队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杀死了“圣战者”的领导人之一布尔罕·瓦尼。印控克什米尔随即爆发大规模骚乱，印度宣布在克什米尔进行宵禁。９月１８日，印度在克什米尔的驻军营地遇袭，１７名士兵被打死。

印度指控巴基斯坦资助甚至策划了这一袭击事件，印巴军事关系骤然紧张。印度誓言进行报复并越境对巴控克什米尔区域内目标进行了空袭。之后，印度凭借自身的地缘优势，对巴基斯坦进行外交封杀，直接导致原定在巴举行的南盟峰会流产。很快，印巴分歧的溢出效应体现在了中印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上。印度公开对中巴经济走廊表示不满，不但指责其侵犯了印度的主权，而且抨击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和支持是在资助恐怖主义。印度不仅在媒体上大肆散播类似言论，而且还在双边的一轨和二轨交流中反复强烈表达这一立场,并将这一立场和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相挂钩。

（四）洞朗事件与中印边界问题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中方在中国Sitsang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靠近中印边界锡金段的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６月１８日，印度边防部队２７０余人携带武器，连同２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１００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引发局势紧张。至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８日金砖集团厦门峰会召开前，双方对峙人员脱离接触。但两国官方和媒体对脱离接触的条件和过程存在不同解读,双方武装人员在对峙结束后仍在边境附近驻扎。

综合而言，２０１６年以来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强硬，提出的“问题”更多，在以解决上述“问题”作为保持中印关系基本稳定的条件方面表达得更加明显。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渐趋强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不论是推动中印关系发展，还是实现印度在具体“问题”上的期待，莫迪政府外交的实际效果都是比较有限的，甚至很可能还没有达到辛格政府时期的水平。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２０１６年的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中印方列举的种种“问题”，从马苏德列名，到双方在中巴经济走廊上争议，直到洞朗对峙，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双方立场悬殊，都难以出现确定性的解决结果，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继续困扰中印关系。

综合而言，近年来，莫迪政府对华外交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不关心中印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不但如此，还动辄以中方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将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整体态势为由试图对中方施压。

其二，不担心印度的进攻性姿态会招致中方的报复，连续对中方采用压迫式的外交语言。

其三，不在乎双边关系的对等性质，不考虑中方如果遵循同样的“问题外交”思维，也能够提出相应的问题，要求印度做出澄清或者承诺。

其四，不纠缠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灵活调整“发力点”，印度对中国提出了多项要求，中方基本上没有给予正面回应，但印度往往并不在具体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升级的动作，而是在试探出中国的反应力度后，迅速调整方向，选择新的“问题”对中国展开外交攻势。

为什么印度在对华外交上会出现上述的“四不”姿态呢？其原因在于印度对当前中印关系和未来发展趋势存在如下心理预判。

第一，目前中印关系的实力对比对印度不利，现阶段寻求在对华关系的所有领域都取得突破并不现实。尽管印度在２０１５年的经济增长率历史性地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规模经济体,然而，其经济规模到目前为止只达到了中国的五分之一。双方并不在一个量级上，在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差距则更加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想通过凭借综合实力的博弈在所有领域都从中国方面获得令印度满意的承诺甚至让步是不可能的。

第二，印度和中国在彼此的对外战略中的排序并不相同，投入资源的决心和意志弱于印度。中国现阶段整体实力明显占优，但是，印度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对象，中国不愿意在印度乃至整个南亚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节约成本是中国在确定对印政策时的重要参数。这意味着除非绝对必要，或者无路可退，中国不会动用能够压倒印度的各种资源寻求与其全面对抗。

原因在于，即使中国消耗大量资源全面遏制印度，也无法让自己的国际环境彻底好转，充其量只能在西南方面获得暂时的稳定。这使得中国虽然在整体实力上占优，在实力的投入量上却未必强于印度。而反观印度，中国则是印度现阶段实现崛起的最重要外部风险，能够“解决”和中国之间的问题，意味着印度的国际环境空间改善，因此，更期待结果的印度在对华外交问题上投入更大资源使用量的决心显然大于更强调成本的中国。

第三，当前国际环境对印度更加有利，即使挑衅中国，也不会招致中国的强力反制，机会主义策略的风险较低。印度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均优于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印度不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挑战者，和主导国家的关系远比中国更具确定性。

与此同时，印度在南亚区域的地缘优势非常明显，其主导地位基本没有受到挑战。印度既能成为全球体系主导国家的合作伙伴，又可以保持自己所在地区的主导国家地位，这是中国目前无法实现的。印度可以确信，其挑战中国的行为会受到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鼓励至少是默许,而中国的反制行为则将被国际主导国家定性为地区霸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还顾忌美国的反应，印度就可以假定中国不会因为印度连续的挑战行为对印度进行反制，最多是不给予积极回应罢了，印度并不会因此付出额外代价。

第四，对未来两国实力消长走势进行横向比较时更加乐观，相信时间在印度一方。相对于曼·辛格时期，莫迪时期的印度对自身发展的前景要乐观得多。２０１５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极大鼓舞了印度政府，使得莫迪不但有自信和中国展开长期博弈，在近期外交目标设定时胃口也越来越大。辛格政府时期尽管印度也经常性地对中国提出要求,然而对维持基本状态的稳定还是有意愿的。而莫迪更愿意凭借其不断增加的实力对中印关系中若干敏感问题的边界发起更多试探。

论及对未来实力对比的心理预期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傅泰林曾建立了经典理论框架：在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一国在其相对实力衰落的自我认知期间，更倾向于通过激进的对外行为改变现状，其原因在于该国对将来能否形成以于己有利的解决冲突方案存在悲观预期和焦虑心态，急于在对方压倒性优势形成之前通过预防性战略最大程度避免日后可能的利益损失；反之，当一国认为自己与邻国相对实力呈增强态势，预判未来“议价能力”上升，则其打破现状，特别是使用武力的意愿会明显下降。傅泰林曾将中印边境冲突作为重要分析案例阐释其论点。

莫迪政府的乐观心态并不足以令其认为印度在未来会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但确实刺激了其与中国展开博弈的自信心，助长了其短期投机行为，不是通过预防战略一次性改变现状，而是通过软磨硬泡的蚕食策略谋求局部进展。

尽管莫迪政府基于上述假定制定了对华策略，然而从客观角度衡量，２０１６年印度对华“问题外交”的成果却是非常有限的。

首先，在国际事务层面，印度２０１６年先后在马苏德列名问题和核供应国集团资格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要求，态度不可谓不强硬，姿态不可谓不鲜明，然而，印度表面上的主动和强势却无法掩盖双方在国际地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印度的两项要求，中国或者拥有否决权，或者有能力将其搁置。不但如此，凭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核大国这两个身份，中国可以在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需要做出专门回应的情况下，阻挠印度的要求。印度在马苏德问题和核供应国集团地位问题上的希望与失望，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印度作为新兴力量向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和国际秩序的主要承载者之一的中国发起挑战并遭遇失败的过程。

其次，在地区事务层面，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的争议，并没有得到中国的正面回应。虽然中国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始终怀有期待，但显然没有接受印度的逻辑，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是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的障碍。在国际法和外交立场层面，中国的主张是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由印巴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影响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所持立场的依据是１９５０年的联合国安理会第８０号决议以及１９６３年《协定》，联合国决议实质上确认印巴在克什米尔各自军事控制区内的管辖以及军事分界线的存在，中巴协定则意味着中国承认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地区存在主权争议，且中国并不认为中巴两国的分界线已经是中国和克什米尔主权拥有者的最终国境线。

当然，中方的依据是不可能被印度所接受的。然而，让印度非常无奈的是，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２３４４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印度宣称这一决议并不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旗舰项目拥有了国际合法性，但无论如何，印度无法说服也无法通过符合国际规则的手段迟滞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在双边事务层面，印度一年来在双边层面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和在地区与国际层面提出的“问题”有所不同，后两者更着眼于争取中国的妥协，而前者更类似于在期望不能满足后采取的报复手段。印度的反制对中国的实际危害都是非常有限的。排灯节抵制中国商品的行动不但涉及商品的价值对中国而言微不足道，而且受到更大伤害的实际上是印度的进口商。印度的行动无法让Sitsang归属问题出现争议——特朗普用一通电话制造出的争议，是莫迪政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至于洞朗事件，虽然相当多的印度媒体将莫迪政府的冒险行动描述为针对中国的巨大外交和军事胜利，但是，洞朗对峙的结束显然有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特殊背景，并且双方在现地的态势依然是不确定的，随时可能发生逆转。

综上所述，莫迪政府姿态上非常积极、表达上非常强硬的对华“问题外交”不但没有起到让印度在整体上与中国实现大国对等外交的目的，在具体问题上也难以收获实际的效益。莫迪政府屡屡触碰双方外交默契的试探，让中国对莫迪政府的外交理念和外交路线更加不信任，更加不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和印度的谅解。中印两国经过２０１６年的数轮“问题”折冲后，双边关系不是更加接近，而是更加疏远，在具体的外交议程上，双方的立场不是渐趋协调，而是距离更加拉大。

造成印度对华外交效果不能如愿的原因，除了两国实力不对等，印度尚不具备全面挑战中国的实力之外，也和两国在与对方接触时奉行的外交策略并不在同一轨道上有关。印度出于自身的想定更愿意通过具体的“问题外交”入手，去测试中国对印度整体上的定位。而中国更愿意强调与印度关系的整体框架。和印度相反，实力占优的中国，越强调整体性，越可能避免双方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冲突，越有利于中国以较少的投入维持和喜马拉雅山南麓最强大邻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传统也倾向于从整体状态上对与主要外交对象的关系进行定性，而不是就具体问题的是非曲直和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做出研判。基于中国的外交传统，莫迪政府连续的对华“问题外交”，不但没有起到在具体问题上获得回应的作用，反而有可能让中国怀疑莫迪政府企图在根本上调整对中印关系性质的认知。

双方对“问题外交”这一手段的阅读方式是存在巨大差别的，这种对外交思维和外交策略的性质认识分歧对双边关系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远远大于在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客观地说，中印两国在交往时，对对方意图的猜测在很多情况下对各自决策的影响，有可能大于对具体政策效果的判断和计量。两国围绕着“一带一路”产生的争议，是这种意图猜测重于效果评估的思维方式的典型案例。

印度对华具有明显的“问题外交”思维，而中国更愿意寻求和印度的整体稳定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印度没有具体的需求，单纯出于节约成本的角度希望维持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当前论，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最主要期待应该是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利用莫迪政府对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的热切心理，参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参与印度的工业化进程。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公使刘劲松在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孟买）召开的“一带一路”研讨会上，强调“印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与中方重要合作伙伴”。

相当多的中国学者也认为，印度的参与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至少是重要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争取印度是有必要的”，理由是“南亚的地理结构使得印度成为整个次大陆的核心，而印度的整体经济实力占据了这一地区的８０％以上，使得它在南亚所享有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的。

但凡印度反对的事情，其他国家必须有所顾忌。‘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构建的开放型的周边经济架构，如果缺少庞大的印度市场的加入，无疑是一大憾事。此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当前南亚很多国家政府都是亲印派主导,如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而莫迪上台后印度采取的邻国优先政策将提高其对这些国家政策走向的影响力”。

还有学者认为，印度的“‘季节计划’虽然对中国‘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基于两国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并不排除中印在‘季节计划’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对‘季节计划’和‘海上丝绸之路’彼此认可，甚至合作，两国的相关项目才有可能顺利实施”。

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中印两国在各自的地区发展战略上存在明显差异，战略对接并不现实，印度根据自身的产业发展、地区战略和对华政策，是不太可能认真参与“一带一路”的，也不会实现所谓“对接”。如有学者主张，“对印度而言，通过战略自主打造‘季风计划’，拥有自己主导的贸易路线和文化影响，更有利于维护自己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的主导地位，相比于跟在中国后面，也理所当然更为可取。

同时，印度又或许根本不可能放弃在地区层面扮演针对中国的‘制衡力量’之角色，因为与中国保持适当距离，乃至时不时挑衅中国，有助于其维持一种特殊身份，进而获得地缘政治的投机空间。又鉴于‘季风计划’本身的缺陷以及莫迪政府所面对的严峻挑战，该计划有可能停留在‘象征意义’层面，或者逐渐沉寂。在此种种情势下，中国大可不必急于讨论与印度‘季风计划’战略对接问题。”

还有学者强调，“在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上，中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考虑印度参与可能带来的利益，也要认清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狐疑和渔利的心理。要更多地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少谈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特殊战略价值。

这一价值可能是存在的，但中国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谈论得越多，印度‘奇货可居’的心态就越强，中国就越不可能获得印度的支持。中国应该明确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合作性质，拒绝任何将政治、安全和领土问题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的主张”，并且建议“中方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要实事求是，尤其不能把印度的参与与否作为衡量‘一带一路’战略成败的标准”。

莫迪政府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是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且目前仍在调整之中，认为莫迪政府已经决定印度参与或者不参与“一带一路”的判断均为时尚早。莫迪当选之初，虽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表态也比较谨慎，但基本策略是观察、评估，直至２０１６年，印度才公开表示拒绝参与“一带一路”，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穿越印度主张的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主权，印度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一带一路”。

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对印度以中巴经济走廊为由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认知是，印度只是以一个对其来说合适的借口表达对中国的不满，拒绝参加“一带一路”是对华博弈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或者是迫使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中做出切割，进一步挤压巴基斯坦；或者是增大要价，迫使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给予印度更大优惠；或者是实现对冲，迫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认可印度在东南亚日渐积极的活动。

这些分析和研判都有其道理，但需要看到，不论是最初的犹豫还是２０１６年之后的明确拒绝，印度在思考如何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时，从来没有超越“问题外交”的思维框架。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如何回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诚然是对华政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论就现阶段还是未来的一个时期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服从于其对华整体战略思维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印度实施其对华战略的一个切入点。在印度对华“问题外交”所涉及的诸单元当中，“一带一路”并不属于印度的核心关切甚至关切。印度始终把是否参与“一带一路”作为和中国博弈的工具，本身并不是关键性的政策诉求，印度没有也不会像中国一样把参与“一带一路”与否看作衡量中印关系的标尺。

在“问题外交”的思维框架下，印度可以表态参加“一带一路”，也可以表态不参加，这取决于“一带一路”能给印度带来多少利益。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利益主要不是来自于“一带一路”所涵盖项目所可能产生的经济收益，因为中国政府和学界的积极态度表明，即使没有“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也会非常愿意加大对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

就此而言，印度并无不参加“一带一路”就会失去中国投资的忧虑。印度要计量的主要是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了争取印度的参与而在其他领域做出让步，即获得“一带一路”项目以外的附加政治经济利益，哪怕这些利益所涉及的领域根本与“一带一路”倡议无关。这恰恰是印度“问题外交”思维的体现。现阶段，印度在思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时，首先关联的“问题”正是印度对华战略中的重要安全关切——中巴关系。如果以莫迪“问题外交”的心态和策略入手分析印度抵触“一带一路”倡议的逻辑，似乎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印度的行为，并有助于中国制定应对策略。

第一，中国需要认清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质疑的真实原因——印度的质疑不仅仅是一件外交工具，它同时体现了印度的外交立场，且这一立场难以改变。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分歧和博弈已经超过半个世纪，２０１６年再次激化的起因是布尔罕·瓦尼之死，恶化是由于印巴双方早已形成了循环升级威慑，和中国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并无直接关系。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却在２０１６年９月印巴关系骤然紧张后开始连续、高调对中巴经济走廊表示不满，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了克什米尔地区，中国未与印度磋商就在巴控克什米尔展开工程建设侵犯了印度主权，违背了中国在克什米尔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

理论上，这些理由如果是印度的立场，那么这一立场应该在中巴经济走廊推出之时就明确表达。而早在2014年中巴两国共同推动中巴经济走廊之初，印度却并没有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这或者意味着印度在中巴经济走廊启动之初并不相信该合作计划有可能取得成效，没有必要阻挠；或者意味着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反对并不是一条外交原则，而是一件外交工具。

但是无论印度最初在中巴经济走廊启动的时候反应微弱以及当下对抗态度日渐强烈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中国必须看到，从印度正式将主权争议作为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理由那一刻起，印度就已经不可能既接受中巴经济走廊又在中巴经济走廊被看作“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情况下，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了。

不管中巴经济走廊问题是印度的外交立场，还是外交工具，现在都已经约束了印度的政策选择。那么，问题就转换为：如果中国认为争取印度参加是“一带一路”成功的重要条件，那么中国能否找到变通手段突破僵局？

第二，在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上，中国不具备按照印度的要求调整表述方式的空间，双方矛盾难以协调。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中方数年前就已经进行了外交上的官方表述，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

中巴经济走廊如果确实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中巴经济走廊能够成功且其成功的条件可以复制到“一带一路”的其他参与国家或者参与地区；其二，中巴经济走廊所产生的正面溢出效应有助于中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能够产生超越中巴两国利益的地区综合效益；其三，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溢出效应不至于影响“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

只有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才名副其实。印度的阻挠实际上影响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发挥旗舰作用的第三个层面。而一旦印度的阻挠成功，或者中国顾及印度的感受，调整了在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关系上的表述，其结果不但是这三个条件的前两个无法实现，而且还会严重降低中国外交的可信度和对外话语表述的严肃性。因此，中国是不可能通过改变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关系的话语表述来争取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的。

第三，印度从自身利益考量，并不需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对印度的期待，并不符合印度对自身外交战略的心理基础和目标想定。中国学者在讨论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往往强调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相互需求，以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

这些因素都是客观存在，但中国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能够提供给印度的，印度几乎全部都可以找到替代。实际上，近年来，印度的经济高速发展首先并没有依靠中国对印度经济的介入。其次，即使印度经济增长和中印经济合作存在关联，这种关联也不是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产生的。

换句话说，没有“一带一路”框架，中国也会和印度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希望合作更加密切。既然如此，印度有什么必要承诺参加“一带一路”呢？最后，“一带一路”建设启动后，中国和绝大多数参与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都在扩大。而印度又对中印贸易不平衡非常敏感，这种情况无疑将会使得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客观效果更加怀疑。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在争取印度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时不但要绕开中巴经济走廊产生的外交困境，还要说服印度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后能够获得比目前的中印经济合作更具吸引力的回报，并且不会造成逆差进一步扩大的后果。这意味着中国必须给予印度超过“一带一路”其他参与国家至少是南亚其他参与国家的独有优惠待遇。这种优惠待遇还不能让自信心和自尊心都不断增强的印度感受到被中国施与恩惠。对于中国来说，这基本上已经属于无法实现的目标了。

第四，“一带一路”取得成功，印度的参与并非必要条件，中国没有必要为争取印度而支付过大代价。中国必须审慎思考，印度的参加对于“一带一路”而言,是否真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是重要的战略价值。理论上，印度的参与能够产生如下积极效果：首先，将十多亿人口纳入“一带一路”的市场空间，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强大的市场潜能；其次，避免印度反对、阻挠“一带一路”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推进，实现中国主导下的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再次，为中印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基于合作的经济基础，为双边关系其他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最后，为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建立提供更多有利因素。毫无疑问，以上效果都是中国所希望的。

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这些积极效果就能够出现吗？一个简单的反诘，中印两国经济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远远大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往来，但在涉及中巴经济走廊的问题上，中国毫不犹疑地拒绝了印度这个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关键市场的要求。那么，中国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会为了市场因素而选择配合中国的外交行动甚至按照中国的意愿处理双边关系问题呢？

不仅如此，中国还需要看到，印度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试图阻挠“一带一路”建设。印度始终反对尼泊尔和中国的接触，敌视其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公开抨击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但是，中国和以上国家的合作都在不断取得积极成果。尼泊尔大地震后，印度对尼泊尔进行实质封锁，结果是尼泊尔对华亲近感进一步增强；斯里兰卡更迭导致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出现波折，但其他合作项目仍在推进，且港口城项目也在一年后复工。

至于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并未因印度的阻挠而出现动荡。的确，中国和南亚地区中小国家的合作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但究其根源,波折的出现到底是因为印度的阻挠，还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合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这是需要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中国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是中国能否与具体项目的承载国家开展建立在互信互惠基础上的双边或小多边合作，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双边关系框架下的，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问题，以及科伦坡港口城的环境评估问题，将这些问题都归因为印度的阻挠，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没有低估印度用零和博弈思维处理涉“一带一路”的底线，也高估了印度在南亚地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能力。

归根结底，“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关键并不在于区域内外大国的阻挠，而在于中国和参与国合作的具体成果是否能够说服更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抱有信心。同理，也没有必要反对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而是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印度，让印度通过相对长时间的观察来评估“一带一路”的性质和作用，以做出最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