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上转型成功的非西方经济体大都在东亚，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他们都有民主制度，但民主形式、内涵与效果各不相同。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法治社会，任何政党、机构与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

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其次，企业广泛参与国际竞争。法治的环境确保企业敢于进行长期的和风险比较大的创新投资，竞争的环境则激励企业必须通过创新追赶和超越对手，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中国当前推动的经济转型升级恰恰缺少这两个基础。

这些经济体起初都参与了西方产业分工，以出口为导向开启经济发展道路。由于本地市场都非常小（海岛或半岛），企业为了扩大产品市场都会很早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竞争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技术以及品牌，竞争是创新的源泉。

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与这些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持续30多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制造了庞大的需求。因此，中国制造业呈现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制造业的末端，以代工为主，另一种则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这两种状态都避开了国际竞争。因为代工产品的设计、创新、营销等都不属于中国企业，他们大部分仅负责生产，两头在外，生产部分没有机会参与到创新活动中，只能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满足客户的价格需求，由于代工行业竞争激烈，因此，利润率很低。

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度不足，再加上进口商品价格因为关税原因特别高，因此，中国企业满足国内中低端市场的产品几乎没有与国外产品进行竞争的机会，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被本土企业的价格与营销优势打败。因此，国内市场的相对封闭保护了这些中国企业，减少了来自国际同行的竞争。

中国市场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因为消费能力的限制，低端产品需求更多。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迭代和消费文化、习惯变化速度特别快，导致市场不确定性高，中国企业没有压力深化自身产品的品质和技术，而是疲于应付市场的变化。在这种环境里，中国企业很难满足消费升级所产生的高端需求。

在中低端市场，中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是价格，谁价格低，并善于营销包装，谁就容易获胜，电商的出现与普及巩固了这一模式，并提高了价格竞争的重要性。在中国大获成功的成功阿里巴巴、小米等就是“价格竞争”创造的胜利者，这并不光彩。而更加悲剧的是，中国国有的工程建设与设备制造企业在海外经常相互内斗压价，并在国内炫耀为政绩。

在价格竞争过程中，中国制定的一些产品质量标准低于国际水平，再加上市场监管体系形同虚设，决定了中国企业过度追求价格竞争，导致产品质量和技术很难提升，相反，一些产品的质量不断下降。比如中国啤酒越来越淡如水，而进口啤酒数量则大幅增长。中国的超市越来越呈现两极化：一方是进口产品为主的高端市场，另一方是国产为主的低端市场，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上架商品必须降低成本，才会留有企业与商店的利润空间。

中国全球知名的制造业公司仅有华为一家，因为华为几乎刚一成熟就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并以全球业务为主，国际竞争的好处在于存在明确规则与技术竞争。中国机械设备行业进步也很快，因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机械设备进口需求大，国内企业面临进口竞争，只能不断以创新与技术改造进行追赶，以实现进口替代，很多时候，这种竞争带来的进步被宣传为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感驱动。

通常，外部冲击会强化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从而做出长远的战略规划与安排。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汽车制造等行业开始了技术创新之路，到1980年代开始拥有全球竞争力。台湾半导体行业的启动同样来自石油危机的冲击。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塑造作用，韩国三星、LG、现代等企业提高了技术创新水平。对于中国而言，外部冲击几乎难以转换为压力，相反，由于政府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刺激传统产能大幅增长，扭曲要素价格。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中国企业可以靠国内市场生存和发展。这种观念大错特错，在1980-1990年代日本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日本电子产业就是因为过度重视国内市场以及国内标准，强调行业发展的本土化路径，从而丧失了参与信息产业革命的机会，逐渐衰弱。如果中国企业仅仅关注国内市场，缺少国际竞争，是一种慢性自杀。

一项研究认为，某些产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出口，但是出口本身不会必然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反而是进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远远大于出口，这是因为，进口给本地的生产者带来强大的竞争压力，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效应，迫使他们不得不提高创新水平与生产效率。

同样，中国服务业也因缺乏开放带来的竞争而维持低效率状态。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GDP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速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如果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而其效率越来越低，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与效率也会越来越低。低效率的原因是垄断与管制，对内资外资开放度不足，尤其是中高端服务业领域，相当一部分还是由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垄断。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服务业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速度。

二

与其他成功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转型是在混乱状态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缺乏明确规则与程序的市场，也没有稳定的价值观，转型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迷茫，从而刺激充满焦虑的市场和人群做出更加失序的行为。事实上，从清末到1980年代，中国都在试图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的秩序，但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充满了战争与政治运动，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现代秩序，因为权力从未被驯服。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后，中国才形成一个脆弱的全民共识，那就是放弃政治斗争，政府与民间一起为经济发展而努力，幸运的是，中国此时拥有了最好的外部环境，勤劳的人民也勇于付出，人们称之为国运。但是，当旧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并制造风险之后，混乱重新降临。虽然从2013年开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改革计划以进行全面革新，但事实证明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这是因为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秩序，也没有稳定的现代价值体系，一切与100年前并无太大区别。中国舆论经常以缺少法治与信用的“东北”预判中国未来的可能。在这个最早遭遇经济转型的地区，人们正在逃离，经济正在沦陷，成为中国命运一个奇特的参照。

中国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双重任务，即建立现代政治与市场秩序，同时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没有前者的实现，后者也只是空中楼阁。因为由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一个法治的自由的制度，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试图用老旧的政策引导的办法实现转型，这是南辕北辙。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转型就是踏踏实实修补在过去大繁荣中忽略的制度基础，释放出被阻碍的人民聪明才智与劳动效率，除此外没有捷径可走。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政府面临信用丧失的风险，即言行不一，说与做并不一致，并表现出更明显的“随心所欲”。政府可以用暴力手段将合法公民驱赶出居所，并且是在寒冷的冬夜，没有人为破坏财产的暴力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试图通过重新审判一些关于财产权与知识产权的案件帮助人们重建信心。但是，在有关《红色娘子军》知识产权的判决争议中，掌握法律最终审判权的最高法院的微博却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删除。政府每一次努力树立信用，都会有部门非常及时地去破坏这种努力，而且这种自相矛盾的事例从来没有一个最终裁判者加以纠正。

同样，中国企业也普遍缺乏一种基本的商业价值观，即把产品和服务做好，而是将如何赚钱作为目标，唯利是图。中国企业家在本质上更接近生意人，有一种财富饥渴症。这种由原始贪欲驱动的商业文化在发展初期可以是一股促进增长的洪流，但在强调创造性以及精细化的经济转型升级阶段，在生产销售监管的立法、执行方面如果不能及时跟上，不能对唯利是图的力量加以约束，导向质量与技术竞争，那么，这种力量就会对转型升级构成环境破坏。

然而，此时政府又通过金融创新释放出原始的金融资本主义，贪欲驱动的资本几乎淹没了一切，投机炒作大行其道。在转型升级阶段，原本需要建立新秩序的中国政府，其经济政策与经济行为表现出更强的机会主义，激发出更多的市场之恶，遍地高利贷、金融诈骗、地产泡沫，金融机构也乐于投机套利。

在国际上，中国企业的价格战策略以及政府产业扶持政策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竞争”，尽管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的政治原因，但是，缺乏对国际规则的尊重的确制造了麻烦。现在WTO基本瘫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变成一个模仿中国的坏小子。过度自信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时候，经常被视为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中国发展受益于过去稳定的规则与秩序，毫无疑问，秩序与规则遭受破坏对中国的转型发展极为不利。

三

中国对创新如此渴望与重视，依据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市场文化，创新最终会被概念化并加以消费，就像中国将纳米、量子等概念全部商品化一样。中国推动创新的方式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实际上不利于创新活动。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而且要有耐心的事业，必须有冒险精神与坐冷板凳的毅力，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刺激。

首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创新不能狭义地定性为新兴产业与新技术领域，并加以各种刺激。当政府用政策招数培育新兴产业的时候，会对正常的创新生态产生冲击。

比如，已有领先企业专注某项技术创新时，政府出台各种补贴扶持与产业规划政策，会吸引大量行业外的投机者涌入套取财政补贴，或者利用概念在资本市场炒作，或者用低价强占市场然后出售公司套现，等等。大量资本的涌入会稀释掉优势企业的人才资源，市场也会大打价格战，削弱优势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影响创新资本的投入，动摇整个行业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不是竞争，而是破坏。比如，中国现在突然冒出数百家企业机器人企业，而真正能够生产的仅有几家。

再比如中央政府以扶持资金的方式鼓励半导体行业发展，产业升级也是政绩考核的内容，结果当前低端半导体技术投资在全国遍地开花，很快就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泡沫。就像当年中国政府鼓励太阳能企业一样，最终以价格战和大量企业倒闭、大量不良债务收尾。

中国现有政绩考核体系驱动地方政府乐于进行重大的高科技的设备投资，而不在乎重复建设与技术水平，人才短缺与培养也不是政府关注的问题，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不入政府法眼。这种导向充满功利主义，而不是真正地促进企业创新生态改善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5年曾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并据此每年在科学技术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事后证明，这些资金基本没有产生有价值的作用。这是因为，创新活动属于企业家对于市场的判断和反应，应由企业家主导，政府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有利于全社会参与创新的制度。产业扶持政策在一个国家制造业起飞阶段可能有用，但在市场创新阶段很难起作用，相反，可能形成某种干扰。

事实上，补贴政策对创新毫无意义，如果将这些补贴转换为降税，那么，受益者将是那些竞争力最强的企业，而投机者则难以套利。补贴扭曲了市场正常运行，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引起国际争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政府长期的工作方法就是“规划+给钱”，在政府规定的跑道竞赛。所以，经济转型升级最大的障碍是政府无法转型升级，政府趋利就信仰利益刺激，而不是建立规则让大家公平竞争，自由创造。

其次，中国大规模创新投入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重点战略项目，如大飞机、航空发动机、高铁、北斗导航、量子卫星等；另一部分是商业模式创新。前者依靠国家财政力量的创新并不能代表中国制造业普遍落后且创新匮乏的局面，而后者由风险资金推动的创新则让中国陷入类似1980年代靠“点子”忽悠的时代，没有太多商业经验的年轻人好高骛远，梦想一夜暴富，到处都是创业的号角，蛊惑很多人无法脚踏实地的工作。

硅谷的创新是技术创新，大都为了个人理想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商业模式拷贝和创新，为了“实现财务自由”，上市、套现等。美国硅谷大佬投资于技术研发，中国大佬则进行激烈的商业圈地竞争，比如百度送外卖，阿里卖海鲜。

中国市场存在太多跨界机会和诱惑，因此，更像生意人的企业家最喜欢规模扩张与多元化经营。比如联想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互联网、地产、PE、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热点都积极参与，联想主业则并没有多少技术进步，芯片、内存、操作系统等PC行业的核心技术一个都没有学会。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缩影，过去10年它们拥有转型升级的时机，但都忙于圈地，搞金融、地产与资本运作。

创新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概念，它是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以及参与竞争的活动，它是制造业艰苦寻找出路度过难关的过程，它不应该只是政府或媒体口中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和技术，更应该关注存量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中国舆论对创新精神产生了误导，制造了太多概念，传递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模式。而市场则利用这种“概念”泛滥进行高强度的投机，再加上政府对所谓创新活动的包容，形成了一种壮丽的奇观：真正的实体经济倍受摧残，而打着创新旗号的投机活动大行其道。

其三，转型的本质是人的转型，只有人转变才能推动经济转变。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天然劣势，首先，中国企业家大都出身工人、农民或干部，从国内市场低端做起，又没有国际竞争带来的视野与格局，自己本身就不知道往哪里升级。日韩以及中国台湾从事制造的企业家，大部分是国际名牌大学毕业，熟悉技术前沿与国际环境。中国的“企二代”也大都不愿意参与家族企业管理，更愿意从事资本运作等“高大上”的工作，调查显示，他们甚至大部分不愿意接班。

现在，中国劳动力正在逃离制造业，当送外卖可以每月收入七八千元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高强度低工资的制造业。制造业劳动力本身存在招聘难，而企业转型升级后更缺乏技术人才，比如用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之后，操作并维护这些设备的人很难招到。而企业也不愿意进行人才培训，因为制造业工人频繁跳槽与人才流失都比较严重。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人工成本过高与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人才缺乏是当前制造业的两大困境。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政策又在转型期间将中国科研人员、企业家等挡在了国际互联网之外，让他们无法及时了解世界前沿的技术发展、市场信息，更无法沟通和学习。这会阻碍中国参与创新的企业家、科技人员更新知识，拉大与国际创新前沿的差距。

其四，人的转变需要价值观引导，但是中国社会价值观与行为在过去几年迅速且普遍短期化、投机化。政府没有去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制，而是用一个又一个的短期政策试图控制经济的增长、稳定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利己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是中国道德恶化的源头。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乌烟瘴气的氛围。在地产领域，人们信奉“京沪永远涨”；在互联网领域，各种缺乏底线的眼球经济与流量决定胜负；在影视产业，“小鲜肉”与“颜值”就是成功的本钱；互联网金融不少等于持牌的金融诈骗，有著名企业家喊出，“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基于过度用力表演性质的网红模式开始由娱乐圈向经济圈、学术圈等严肃领域蔓延，一些不学无术的“网红”被政府所认可。这些都强化了只有参与“作恶”才能名利双收的价值理念。

一些企业家、创业者、证券分析师、自媒体经常发布一些过于夸张的观点。舆论市场上，这些投机者利用和消费“转型恐慌”，不断制造“焦虑”，推销鸡汤，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形态，由大量不明真相的粉丝供养“教主”。中国政府过于随意的行为又会“配合”他们的演出并扩大他们的市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让焦虑、迷茫的气氛越来越浓。按照正常的价值体系，一个合格的公民与社会应该是遵纪守法、勤劳、诚实、有爱心、不走捷径、有正义感的，但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不再信任这些美好的品质是必须的，是底线，是公民基本的素质。

现在，年轻一代沉迷于游戏，大街小巷充斥着各种信贷广告支持年轻人透支消费，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消耗老人的积蓄，“宅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小鲜肉”等现象喷涌。在过去，普遍拥有苦难经历的民众改善家族生活与命运的强大动力，与政府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动员形成了一种共识与力量，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而现在，没有经历短缺与贫穷的新生代，在家庭还不足够富裕的情况下已经失去奋斗的动力。

与美国竞争的中国，面临基本法治与市场制度的巨大劣势，价值观的崩坏让中国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失去方向。人们失去了进取心，或者说进取的道路受阻，精英因为政治原因或经济前景而恐慌、移民，年轻一代更加娇嫩，社会充满投机。

当然，外国人经常赞叹古老中国所具有的韧性与生命力。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判断中国转型，这种看似褒扬的观点被一些中国人自认为是文明优势。而实际上，这只是说明中国人具有承受苦难的巨大忍耐力。中国人习惯接受失败，而不是争取胜利，因为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不停重复，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也只有近20多年稳定时期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幸运和奇迹。如果中国不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现代文明制度，这种奇迹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