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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得到（dedao-getit）

22884字，约需30分钟以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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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朋友

罗振宇·跨年演讲

一个月前，我问了一遍身边的朋友和我们的用户同样一个问题：对你来说，2017年哪一天你认为很重要？我得到了很多答案。

其中最有共识的答案是，10月18日，十九大召开的那一天很重要。对这个国家，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如果你问我，哪一天很重要？当然就是今天——2017年12月31号。

各位时间的朋友，感谢收看“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这是倒数第18场。

1.我们的2017

2017年，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变得很牛很牛。

GDP大概是12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中，中国已占115家；

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在校大学生；

你看，全是好事。

但是好事多，不见得焦虑少。

我很焦虑——

我们这家小小的创业公司能不能长大？

社会阶层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说的已经固化？

我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该让他们去哪种学校？

过去，我们提到商业，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是“竞争”。而现在，你还来不及摆好姿势和竞争对手厮杀，用户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物种了。过去商业世界的主题是和对手竞争。未来商业世界的主题是追赶上用户。

用户是一条河，在奔腾向前。

《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红桃皇后说过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在我们这个地方，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之前，我们以为这是童话；2017年，才意识到这是现实。

一方面是大者越大、强者恒强，前面的咱是追不上了。另一方面，是所有人都在逾越规则、所有人都在离经叛道，后面的很快就要把咱超过去了。

2017年，我就这样逢人就问，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形形色色的焦虑，得到了各色各样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讨论，都逐渐聚焦到了以下六个问题上： 

第一，我们不是强者，还能不能登上舞台？

第二，我们刚刚进场，怎么找到新玩法？

第三，跟不上变化，会不会被淘汰？

上面三个问题，离我们很近。更进一步，还有三个问题，看似离我们有点远，但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更大——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遇到天花板？

第五，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可持续性？

第六，中国能否赢得良性的全球发展环境？

2017年，这六个问题，我不断请教高人，我觉得我是得到了阶段性的答案。这些答案，我把它总结成了“六个脑洞”。在这些问题、答案和脑洞中，我也逐渐看清了我们这代人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式机会”。

2.动车组脑洞

那接下来，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大者越大、强者恒强的时代，还有没有新玩家的舞台？

沈南鹏告诉我，你看到的舞台虽然更单调，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舞台本身正在变得更大。虽然聚光灯下的主角在膨胀，但是聚光灯外，在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多的角色在登场。

一部手机的平均价格是2000块人民币，而一部汽车的平均价格至少能达到十几万人民币，所以智能汽车行业比智能手机行业大很多，这将会是一个几十万亿的市场。这个领域一定会产生一批巨头。和手机一样，其中，必有中国公司的身影。

再放眼那些新领域，从AlphaGo到AlphaZero，好像都在讲述一个西方科技打败东方智慧的故事。但同时呢？世界上最多的人工智能论文出于中国人之手。你说还有没有机会？

“得到”作者刘润老师今年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一些热门公司，来历有点奇怪？他们都出身在二三线城市。你会发现，这些公司都不是从一线城市发展出来的，是二三线城市的成功逆袭。

按说，一线城市人口聚集多，信息传播快，示范作用好，为什么这些成功的消费品牌反而诞生在二三线城市呢？

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但是所有的答案，都和中国独特的国家禀赋有关。尤其是人口的分布结构。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还是聚集在二三线城市。它们更能代表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一种消费品，无论是价格、消费习惯，还是供应链的成熟度，只有在这些城市被检验了，成功了，才有在更大范围内复制的能力。

这些城市，虽然并不像一线城市那么庞大，但本身也有一个不小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同时，又不像一线城市那样，选择那么多，竞争那么激烈。于是，天然就成了消费品牌的实验室。

李丰说，“如果拉长时间范围看，过去一百年全世界已经有三次消费升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向全球输出了立顿，还有一些酒类品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输出了沃尔玛、肯德基和麦当劳。上世纪80年代，日本贡献了索尼、松下等品牌。

按照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想见，未来全球的大消费品类，都会有中国品牌的一席之地。

举个例子。2017年，很多人都在谈论喜茶。其实，还有一家叫做古茗。7年前，它在浙江台州的一个镇上开了第一家店，今年开到了第1200家店。想不到吧？那他有什么诀窍呢？其实都是这种小知识。 比如，他就发现，在小镇上开店，装修不见得要多高大上，但是灯一定要亮，要成为当地的路灯。镇上的灯光通常是很暗的，你的店特别亮，顾客就觉得这家店更好、更干净。

你看，这种知识难吗？这种知识，即使你不在大城市里，听不着热门的创业课，也见不着硅谷大佬，你也一点都不可惜，因为这些知识只能来自于实践中的点滴积累。

在很多人眼中，这不是技术，不是创新。但是不要忘了熊彼特的教导：“创新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谓的创新，没有必要走什么捷径，扎到最深深的现实中去，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办公室的墙上有这么一句话：结硬寨，打呆仗。这是我们的商业信仰。

商业世界里有一些自古不变的朴素道理。比如货真价实，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对客户诚信，做生意要赚钱等等。这可能就是下一轮崛起的创业者的群像。

这个认知，是我今年开的非常大的一个脑洞，我称之为叫“动车组”脑洞。为什么这么说？

过去四十年，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认知，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先富带动后富，发达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一线城市带动二三线城市，精英带动普通人。在这个认知里，我们认为中国是一辆绿皮火车。但是，从2017年发生的桩桩件件来看，中国已经分明是一组动车。很多人还不知道动车的原理，其实简单说，就是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

如果靠火车头，车厢越多，就车速越慢。而在动车组，车厢越多，也就意味着动力单元越多，速度反而不会慢下来。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脑洞称之为“动车组脑洞”的原因。

所有人都在分享这个时代的机会，也在给这个时代创造动力。带着动车组脑洞，我们也可以更深地理解，中国的全球性崛起。

过去每一步成功，我们都把它解释为勇气、智慧和胆略。但是现在，很多发展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自然生长的，是中国国家势能的一种“溢出效应”，像高山滚石一样，就这样倾泻出去了。中国正在从一种“追赶式”的力量变成一种“溢出式”的力量。

何帆老师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平凡创新时代”。它就像动车组一样，不再依靠一个单一的火车头，而是每一节车厢都提供了驱动力。

你可能觉得这样的创新太过简单。简单到乏味。但是，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就说过，一项创新所能赢得的最大赞美莫过于人们说：这太显而易见了，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呢？

确实这是一个大者越大、强者恒强的时代，但是机会还很多，属于传统行业和普通人的机会也很多。这是2017年关于中国式机会，我开的第一个脑洞，我称之为叫“动车组脑洞”。

3. 热带雨林脑洞

第二个问题，既然机会有的是，那在这些机会里，以前的玩法还管用吗？会有什么新的玩法？

这两年，有一家公司快速崛起，叫快手。去年这个时候，快手的日活跃用户大概是3000多万；今年12月份，我见到快手创始人宿华的时候，它的日活已经过亿。

这是什么概念？按照任何标准，都已经是最大的互联网产品之一。

我问宿华，这是为什么？他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头儿，在快手上陪了我一年了，每天晚上他都要表演一段拉二胡。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对啊，拉二胡一般都是右手持弓、左手握弦，而这位老人家是反的，两种可能，一种他是左撇子，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还有一种可能，说明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要么单身，要么老伴离婚或者去世。所以，他只能自拍。

这种生活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为什么？因为电视台的摄影记者爬不了那么高。为什么现在可以被记录？因为这些工人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且在深山中都有网络。

最难被互联网世界连接的人、最难被记录的人、那些社会末梢的人，就这样因为短视频，被接入了这个时代。而快手这个连接器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小镇青年因为电影院线的建设、因为互联网被连接进来了。他们开始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力量。这是一股新力量，他们的价值观、消费口味和我们熟悉的人迥然不同。

每冲进来一拨人群，就成就一拨连接器，每成就一拨连接器，就诞生一拨商业新物种。

2017年，有一个人一直在谈“新物种”这个词，那就是吴声。但是我觉得，他更有价值的说法是“超级用户思维”。也就是说，因为新物种越来越多，商业的打法出现了一种从流量思维到超级用户思维的转变。

过去，受互联网的影响，大家都觉得主流的商业打法，应该是流量思维。一个网站需要更多的点击，一个小店也应该开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但是这个词背后是一种冰冷的心态。不论你是什么人，你在我的商业棋盘上，就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流量，用一个统一的词汇，掩盖了互联网世界的丰富性。

不能说流量思维就错了。过去这20年，互联网人口红利爆发，大量的人从线下转到线上，从真实世界移民到网络空间，用“流量思维”来数人头，图进取，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反正遍地沃野，插根扁担都能开花。

但是现在不行了，流量越来越贵，而且都已经被巨头们垄断。

那一个新的创业公司，要想崛起，没有流量还怎么玩呢？只好变玩法。

不要留恋互联网的伊甸园时代啦。不要再想着像亚当、夏娃一样，能够随意摘取树上的果子啦。互联网人的“狩猎采集时代”结束了，“农耕时代”开始了。什么叫农耕时代？就是圈一块地，种一季粮，精耕细作，秋收冬藏。至于能圈多大，看你的本事，但是对这块地上的每一棵庄稼，心态就不一样了。他们不是什么点击量，他们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用户，他们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还胆敢大大咧咧地把他们称作是“流量”？

2017年，吴声提出了一个词，叫“超级用户思维”。也就是说，因为新物种越来越多，商业的打法出现了一种从流量思维到超级用户思维的转变。所谓的“超级用户思维”，就是我不仅关心我有多少用户，我更关心我有多少超级用户。

超级用户模式虽然由美国人首创，但是中国市场正在赋予它更大的想象空间。

德鲁克说过一句话，“企业的使命是创造并留住客户”

就像新加坡，我地方很小，但是我尽可能提供干净的市容，良好的法制，宽松的环境，丰富的全球资源链接，你来我这里，给我交点税，就像你给小区交的物业费。

但是这就够了吗？不够，超级用户思维不止是营利模式的变化，它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的迭代。它还有一句更重要的潜台词：我希望你以我为荣。就像一个城市，我不仅要提供你生活的良好设施，我还要给你提供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荣耀感。

说到这里，我必须拿我们的「得到」App来举例子了。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得到」用户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一家硅谷著名的创业公司明确在它的招聘启事里说，如果应聘者在「得到」订阅过五个专栏，就可以直接进入面试。

面对这样的用户，我们不用做推广，你做推广也没有用，这样的用户是糊弄不了的。但是我们要做两件事。

第一，要尽可能做让用户觉得长脸的事。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绝不给用户丢脸。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刚刚进场，怎么找到新的玩法？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亚马孙热带雨林。它有700万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独立生态系统。光昆虫就有250万种。动物植物很多都是别处没有的。为什么别处没有？

我们的中国跟亚马孙热带雨林一样，它有足够的规模，有足够的内部多样性。你看，这就是大生态系统的好处。不管它原来有多少古木参天，也不管它原来有多少野兽成群，都会有新机会出现。

而且新机会还有两种，一种是做物种间的新的连接器。另一种，是维持一个独立的小生态。

在亚马孙热带雨林里都是不错的活法。所以，我把2017年开的这第二个脑洞，称之为“热带雨林脑洞”。

4.比特化脑洞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都说这个时代变化快，那如果没有能力快速变化，是不是就一定会被淘汰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2017年变化最快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新零售。它快到了什么程度？快到了，没有人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所以，只好在老概念前面加了一个“新”字，管它叫新零售。

新零售的玩法和打法，今年看来只是一个买棋子、做布局的阶段，真正的好戏，得明年上演。

新零售说起来很玄乎，但其实本质很简单，就两个字，效率。三个字，高效率。九个字，用一切手段提高效率。16个字，用一切手段全方位无死角地提高效率。

有的，在数据算法上下功夫，有的，在支付上下功夫，有的，在物流配送上下功夫，有的，在建仓策略上下功夫，有的在创造场景上下功夫。

不管什么功夫，你站在消费者这头看，本质上都是让你“想要就要，马上就要”。在你的购买欲萌发时，就能完成支付。在你的购买欲消退前，就能完成送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快递来。

你看，效率的提升就是这样一点点挺进。当你意识到的时候，这一点一点的量变，已经积累到把你的生活改变。

这是一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战争。从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到你楼下的夫妻老婆店，全面被动员，分开走，一起打，打一场效率战争

那你说，既然是效率战争，就很简单啊，找到货更快，支付更快，送货更快，不就行了吗？这么想你就把这场效率之战想得简单了。还有更快的打法。

你想过没有，在人的脑子里，还可以继续比拼效率。

去年跨年演讲，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认知战”。

价格战，不管多惨烈，仍然是靠产品本身赚钱，战场仍然摆在商场里；而认知战，战场只在用户的头脑中。价格战的目的，是消费者仔细权衡之后，选择我；认知战的目的，是消费者只知道我。价格战的目的，是在比较中胜出；认知战的目的，是不存在比较。

速度、速度、速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从货逼近人的速度，支付的速度、送货的速度到认知的速度，我们其实只是想问一个问题，这么强调效率、速度，演化这么快的领域，真的把那些不赶时髦的人甩出去了吗？

前几年，几乎所有产业的人都在谈互联网冲击，似乎互联网是一张过时不候的船票，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大家都深陷在所谓的转型焦虑中。但是，在2017，连一个水果摊，一个烤红薯的，都已经被微信、支付宝拽到了线上，还有什么互联网转型的问题？

2017年，不管你原来有什么认知，什么处境，有没有互联网思维，不管你是一个传统超市，还是一个夫妻老婆店，都被资本，被阿里系、腾讯系的力量，用投资、并购、地推、补贴的方法拉上了轰隆隆的战车。

2017年，有一个词大热，叫“赋能”。这个词的发明人，阿里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务长曾鸣说：“赢得未来的制胜法宝，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调动不属于你的，组织外的资源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原来不能，但是我有办法让你能。所以，你才会听我的调动嘛。这就叫“赋能”。反过来，我是一个小创业者，我怎么调动阿里的资源呢？就是反过来接受它的赋能嘛。

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想，想个什么辙，我能变成一个带有互联网基因的企业。而今年，你还用想辙？只要你握住来自比特世界的那支赋能之手，就已经是一家互联网企业。还有什么转型焦虑可言？

就像在内容产业里面，很多内容生产者原本还在焦虑，怎么完成这一轮互联网转型。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你不知道，像「得到」这样的公司是多么饥渴地在寻找你。

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出的第三个问题，“跟不上快速变化，是不是就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开了这第三个脑洞，叫“比特化脑洞”。

什么意思？这个世界正在被迅速比特化、数字化。2017年，新零售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比特世界是一个需要我们攀爬的山峰。但是，2017年，比特世界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脑洞。原来它哪用你攀爬？它是主动匍匐到你的脚下，席卷你，拽住你，托举你，赋能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脑洞。过去几年，我们经常会害怕一些大词。我们受到互联网思维、免费、共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概念的冲击，我们一时恍惚，觉得这个世界下一秒就会变得陌生，我们会因此掉队。但是，明白了比特化脑洞，我们明白了，有两个趋势永远不变——

第一，无论产业怎么演化，都是往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演化。所谓的新零售，不过就是让更多的人，以更便宜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更好的体验，买到更丰富的商品。这一点，不可逆。

第二，分工会越来越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只做专业的事。越专业的人，就越不会被时代抛下。这一点，也不可逆。

既然这次是这样，未来再有什么新词、大词，也许我们就不会被它们吓到。

做最好的自己，以更高的效率做好自己，比特世界自然会给你寄来船票，什么都不用担心。这就是比特化脑洞。

5. 拔河脑洞

我们来回答第四个问题，中国人口太多，资源太少，会不会发展空间不够，后劲不足，说白了，中国会不会遇到增长的天花板。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前面三个问题，不管是什么答案，都没有意义。

2017年，我问遍身边的朋友，哪个时刻你觉得很重要？这回我问的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他说是10月20日。

那一天，坦桑尼亚批准了巴加莫约（Bagamoyo）港口项目。这个港口预计3年后建成。建成之后的吞吐量相当于现在非洲东部所有港口的总和。这是中国无数个海外建设项目中的一个。那为什么这个港口很特别？

我们先来看一眼坦桑尼亚的地图。

这个红点的地方就是巴加莫约（Bagamoyo）港口，它连接着坦赞铁路。坦赞铁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援建的项目。质量非常好，但是现在运行得并不理想。为什么，因为这条铁路沿线没有什么大城市。现在每周只能开行两三趟车，开起来也是晃晃悠悠速度慢得很。

但是，坦赞铁路的两侧还有一个别名，叫“南方粮食走廊”。可耕地是9亿亩，80%都没有开发。

巴加莫约港口修建以后，这片地方就可以和全世界，尤其是和中国连接起来。那是什么结果？放飞下想象力。

中国的耕地非常有限，大家都知道一个数字，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底线。其中有5.5亿亩耕地是种玉米的，这里面相当部分是做饲料用。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饲料用地转移到坦桑尼亚去，用他们的5亿亩土地来种中国需要的饲料。这并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粮食安全，最多对猪的粮食安全有点影响，但是中国这边就有可能腾出来几亿亩的土地。

在这样一种连接中，受益的绝不只是中国。

这个事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局限在中国本身。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中国会不会遇到增长的天花板？这个问题必须在全球的框架中才能找到答案。

2017年，我找到的答案，来自于我在「得到」里看的一本书，中信出版社的《超级版图》。这本书，我觉得被严重低估了。它讲了什么呢？就是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世界不再只是国与国的拼图，而且是由基础设施连通的网络。世界不再是分散平摊的块块，而是连起来的点点和线线。世界越来越像互联网。

光占有，不连接，就是一个资源孤岛，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把世界看成块块逻辑的bug。

但是如果把世界看成是点线网呢？那注意力就是放在基础设施上，放在互联互通上，放在塑造和维护供应链上。我们来看看，基于这个全新的逻辑，中国这些年是怎么做的。

《超级版图》这本书提出了“拔河游戏”这个精彩的比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在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中。美国人眼里的博弈，是一场拳击比赛；而中国人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拔河游戏。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博弈逻辑的区别——

拳击比赛是强者的竞技，是有准入门槛的；而拔河游戏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人人都可以有贡献。

拳击比赛以击倒对手为目的；而拔河游戏只是想把供应链上高价值的部分拉过来。

拳击比赛取胜的关键是让自己更强大；而拔河游戏取胜的关键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自己这一方。

拳击比赛的输家必须离场；拔河游戏希望人人都不要松手

拳击比赛之所以玩不下去，因为世界已经越来越混为一体。

中国正在参与的拔河游戏的逻辑来看，所有国家的人口、产能、资源、资本和技术，都共生在一条供应链上，休戚与共，谁也不能放手。这里面的博弈再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而是绳子往哪移一点，主导权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

那么拔河游戏里面，谁能获得主导权呢？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胖子多的、肉大身沉的、心更齐的有优势。在拔河游戏里，人口规模、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说到这，你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在全球那么积极地去参与修建基础设施、去维护供应链，为什么积极地倡导“一带一路”。

拔河游戏不关心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只关心价值的移动方向。

理解了拔河游戏，你就会明白，中国和美国，这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也许根本就不在一条赛道上竞争，甚至根本就不在同一幅地图上竞争。它们看到的是两种图景，实践的是两套逻辑。

不要以为两套逻辑，就一定有好有坏、有优有劣。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说，“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反面，可能是一个更深刻的真理。”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出来的第四个问题，中国的经济会不会遇到天花板。还记得我前面说的么？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前面三个问题，不管是什么答案，都没有意义。

听完了拔河游戏这个比方，有没有一种开脑洞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今天跨年演讲我给各位介绍的第四个脑洞，我把它称之为“拔河脑洞”。

在国境线构成的世界里，在拳击比赛的规则里，这个问题好像很严峻。但是在由供应链构成的互联互通的世界里，在拔河游戏的规则里，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6.终点站脑洞

下面我们来回答今天的第五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如何？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宏观，但是它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

好像一直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所以持续性并不好。

这种声音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阵模型”。简单说就是：“随着成本提高，产业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

日本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承接日本，中国承接亚洲四小龙。所以，21世纪初，中国才成了“世界工厂”。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是产业转移的中转站而已。

这里面就有两层意思啦。

第一，中国在雁阵中永远也不会是领头雁，你虽然规模大，但是你干的是低端产业，是别人转给你的。

第二，随着中国各项成本的提高，“世界工厂”的地位迟早是要交出去的。这就是可持续性问题。

你不觉得吗？过去几十年，中国人确实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焦虑中——

虽然我们的经济在增长，但是我们的各项成本也在上升，产业会不会转移出去？我们的黄金时代会不会就要结束？

到了2017年，回头一看，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仍然没有减缓。那说好了的产业转移呢？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掉到那个预言中的大坑里？

清华大学的魏杰教授，2017年还进一步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中国正在启动一次全新的全球化。

2017年，我遇到了一个人，他给了我这一年最大的一次思想冲击。这个人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

我第一次见到他，关于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就，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角色是什么，他跟我讲了4个小时。

其中，我打断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别急，你的这个问题，20分钟之后我会说到。

这个解释的核心着眼点在于，这一轮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到底是西方国家不愿意干了，转到中国来？还是他们干不了了，转到中国来？这是这个解释的核心。

施展引入了看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维度，过去几十年，世界产业演化的速度在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几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

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是火车。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是汽车。

这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是手机。一部手机买了之后，能用多长时间？大概1年，大多数人就已经更新换代。

还记得一个品牌叫诺基亚吗？在它被微软收购的时候，CEO约玛•奥利拉说过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从产业演化速度的角度，也许我们能给出答案。

当智能手机出现的时候，诺基亚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在所有手机厂商中，它是拥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最大厂商。这意味着它对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把控力，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是最强的。但是，智能手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是创新。而诺基亚的庞大生产线，就意味着它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

所以，诺基亚是怎么死的？是被它沉重的肉身拖死的。

当西方国家整体进入了创新经济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个急迫的需求，就是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只做观念层面的创新，不停地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在以前时代的创新，创新的基础是技术，技术本身就构成竞争壁垒；但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创新，创新的基础是观念，观念本身很容易被抄袭，所以它的竞争壁垒就是自己的创新速度，只要我的速度比你快，你就永远只能追赶而没法抄袭。

举个例子，在皇家御膳房里，你要想把菜做得好，皇上高兴，你就只能专攻一门，比如说，只做川菜，手艺越来越精，十分钟就能上一道水煮鱼，这就叫专业化带来的有效率。但是，皇上突然变口味了，不爱吃川菜了，改吃法餐了，你就傻眼了，这就叫专业化带来的没弹性。你看，高效率和高弹性是矛盾的。

在制造业领域，谁能把这对矛盾给化解了？当今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到。

中国企业的高度分工到了什么程度呢？一个简易打火机，28个零件，在浙江的一个村子里，那就分成了28个专业厂家生产，然后再组装。平时你看到的那种卖1块钱的打火机，成本可以压到1毛钱。施展老师在浙江考察的时候，就见过一些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可以说是专业化到极致，效率也达到极致了。

但是与此同时，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还密集地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他们彼此之间有互相配套的关系。上游需求一变，这种配套关系可以迅速重组，确保弹性。

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做到？

这里面既有“命”的成分，也有“运”的成分。

所谓“命”，就是中国独有的禀赋，其他国家想学也学不去，那就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所谓“运”，就是中国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恰好踩对了节奏。

「得到」作者、也是投资人的王煜全老师，一直对未来的全球分工有一个判断——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

何帆老师从另一个角度也解释过这件事，在他的「得到」专栏里就提到过，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前国际贸易是“产业间贸易”，而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是“产业内贸易”。

什么叫产业间贸易？就是中国人80年代干的，用十几亿条裤子换人家一架飞机。用成品换成品。

什么是产业内贸易？就是美国苹果公司要生产iPhone，供应链遍布全球，而中国分担其中的一部分环节。

那中国就非常容易打开这个缺口了。中国就会利用自己的超大规模性优势和兼具效率、弹性的优势，在这个机会窗口里开疆拓土，攻城略地。

规模不再只是规模，规模本身就是能力。

这是在2017年我开的第五个脑洞，我把它称之为“终点站脑洞”。还记得刚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吗？中国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中国是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供应链网络，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其中一站，而是最后一站。

7. 枢纽脑洞

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五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关心。中国能不能营造一个良性的全球发展环境？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讲中国机会很多，中国增长还没遇上天花板，中国的优势很独特，那你一家独大，别人怎么办？别人过不好，我们也好不了。所以最后的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和世界建立良性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未来的全球角色是什么？

在《枢纽》这本书中，施展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中国一直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请注意，不仅现在是，历史上一直都是。

什么是“自变量”？就是它一变化，系统就变化，它的变化是参与到系统的生成和演化中的，这种大块头的因素，就是自变量。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就是世界系统的自变量。

还记得吗？总有人说，中国很倒霉啊，我们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似乎是中国的一个软肋。但是你一旦把思考角度转过来一看的话，世界缺不了中国。这就是自变量的地位。

但是，自变量只是说明你的重要性，还不能说明你在全球结构中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争来的，是世界格局演化逐渐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需求。

我们来看看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的一个局部演化——

非洲国家在二战后纷纷独立。说实话，那个时候非洲经济发展是不错的。原因是西方的带动。西方要资源，要经济腹地，非洲正好有这些好东西，所以非洲的日子就好过。

但是一转眼到了1970年代，发生了石油危机，西方经济突然之间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停顿，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下降，非洲国家于是陷入到了非常艰难的经济困境当中。

然后呢，西方的危机很快过去了，我们都知道里根、撒切尔一系列改革，西方经济继续爬起来，80年代中期迎来一个繁荣的周期。但是，在西方的这一轮繁荣的同时，恰恰是非洲现代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十年。

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已经进入了创新经济的时代，超过70%都是第三产业，对原材料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这和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个裂缝谁来填？上个世纪90年代，答案揭晓，是中国。

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理解中国的全球角色了。

西方国家已经没有办法和欠发达国家直接形成经贸循环了，中国是全球经贸循环有效运转的必须结点。这不是什么推演，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正在变成全球经济体系的十字路口，是资源、信息、资本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是世界的路由器，也是施展老师这本书的名字——枢纽。

作为枢纽，我们向原材料产地国家输出资本、制成品、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

作为枢纽，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形形色色的工业品和创新落地的机会。

2017年，我们已经看到，当大规模难民涌向欧洲的时候，欧洲既无法抵挡，也很难让他们融入。

就像《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说：“历史上的国家和社会衰败，更多只是影响到自己。而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都可能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地方。”

中国2016年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总额为361亿美元，占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是世界第一。这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是在非洲建设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把非洲的矿山、农田、村镇和全球连接起来。

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他们通过中国投放秩序。站在欠发达国家的角度看，他们通过中国在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这就是中国的枢纽作用。

中国，处于大陆和海洋的连接点上。

在古代，世界通过丝绸之路和中国互动，大陆是秩序的生成线，然后以中国为枢纽，向海洋世界投放秩序，海洋是秩序的传播线。

在当代，世界潮流反向而动，海洋世界是秩序的生成线，然后以中国为枢纽，向大陆的深处投放秩序，大陆是秩序的传播线。

但是，不管方向如何，中国都是联系海洋与大陆的中介性、枢纽性存在。

这是中国的地缘位置和超大规模性共同决定的，这是全球都希望中国去承担的角色和责任。认清楚这个角色和责任，我们就有能力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生存环境，就不会和现有的大国发生零和博弈。

这是这场跨年演讲试图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把这个答案称之为叫“枢纽脑洞”

特别感谢施展老师在2017年给我开的这个脑洞。他把这套思想，和关于中国历史三千年演进逻辑的思考，写进了一本书，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这本《枢纽》。

今天，我们回答了六个问题，回应了六种焦虑，在开出的六个脑洞中，其实也认出了六种“中国式机会”。

这只是一个起步。我不觉得今天说的是什么终极答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将会持续探索这些问题，这种探索一点也不抽象。它和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决策息息相关。

还记得我们这个演讲一开始提的那一系列问题吗？

什么样的行业会有前途？

孩子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怎样配置自己的资产？

不管你原来是怎么想的，2017年到了最后的时点，让我们带着中国式机会的视角，重新启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

8.人生算法

下面我要说的话，只能是说给你们这样少数人的。它只跟少数人有关，也只对少数人有用。

这是2017年我感受很深的一个词——人生算法。

【人生算法】

过去，我们对于人生策略有一种误解。以为最成功的人生，一定是因为寻找到了某种规律。我们总觉得，这规律应该是客观的，是不能改变的，是躺在那等着你发现的。但是，只要找到了，就可以一把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在人生算法看来，成功策略不该是这样的。

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律，只有可以不断增大的概率。

哪有什么可以直接登顶的人生，只有根据反馈不断迭代的过程。

为了说清楚什么是“人生算法”，我的朋友喻颖正考过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今天也考考你。

假设你现在面对两个按钮——

按下第一个按钮，直接给你一百万美元；

按下第二个按钮，你有一半的机会拿到一亿美元，当然还有一半机会就什么都没有。

这两个按钮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 

有人会选第一个，因为落袋为安。100万美元也不是个小数。

有人会冒个险，选第二个，因为万一成功，从此就成了人生赢家。

但是，出这道题的喻颖正告诉我，这道题的本质，不是考这个。

这道题目，是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那就是要选第二个按钮。有一半机会拿到一亿美元。

你可以找一个人，说，我有一半机会能拿到一亿美元。咱俩关系不错，如果你给我一百万美元，我就愿意把这个机会分享给你。你去按，什么也没有，你认倒霉，如果拿到了一亿美元，咱俩平分。

有的算法，虽然引入了风险，但是没有风险的控制机制，所以也不怎么样。有的算法，引入了风险共担者，有的算法引入了市场。算法越迭代，成功的概率就不断地提高。

这就是“人生算法”的力量。

我想给你推荐一本书，这里面呈现了一个用“人生算法”驱动的生存方式，美国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瑞·达利欧写的，中信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原则》。现在就可以以全网最低价在「得到」App里购买电子版。

我牢牢地记住了达利欧的下面这段话：“算法，就是在连续性基础上运行的原则。”

我们总觉得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憋着什么发财的诀窍，但是查理·芒格说：“当成功概率很高的时刻，下最大的赌注，而其余时间按兵不动。”这就是在说人生算法。

巴菲特说，“人生就像滚雪球。重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这也是在说人生算法。

如果还是觉得费解，喻颖正也写了一个公式：

成就=核心算法×大量重复动作的平方

说得更简单一点，人生算法就是你面对世界不断重复的最基本的套路，找到它，重复它，强化它。你抓住中国式机会，就是更大概率的事件。

2018年已经开始，我们这群人即将分头前行，各自启动自己的人生算法。祝各位好运。下一次，我们聚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现场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会像木心先生所说的那样：

“岁月不饶人，我也未曾饶过岁月。”

激荡四十年

吴晓波·跨年演讲

演讲/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一年前，在上海喜玛拉雅大观舞台举行的年终秀上，当时我提出了八个预测，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已经实现了哪些？以及，我将对2018年的趋势做出八个预测。

1. 新锐中产渐成主流，工匠精神再造国货。

我们非常荣幸地看到了中国新中产的崛起。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生产一瓶水，还是生产一件衬衫，如果有人说“得屌丝者得天下”，你们还信吗？这是一个已经慢慢被边缘化的种族。

中国2.4亿的新中产，这是一群享受精致生活的人，在座的各位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消费的主力人群。

当他们站在舞台中央时，“崇洋媚外”这个词已经不存在了。你别跟我说“伦敦人喝什么茶”“纽约人开什么车”，我们更相信中国市场上本土消费者的力量，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商品都在卖向中国，而要卖给中国人，还必须会讲中国话。

所以，在今天无论是外资资本或中国本土资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重新塑造每一个商品，它可能是一个茶杯垫子、一双皮鞋、一个音箱、一本书等等。新中产崛起的背后，2017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景象——工匠精神重新回来了。

吴伯凡老师也讲到，无论这个国家的种族之间怎么样互相陌生，亦或互相难以理解，但你必须要用工匠精神去做好每一个商品。因为有人开始愿意为工匠精神买单了。

2017年5月，我请了200个中国的新工匠在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开了两天的“新匠人养成营”，我非常高兴地看到，90%是80后、90后，年轻人重新回到小产品本身去创造产品。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有的驰名商标，所有的百亿企业，所有的三十年、五十年、百年公司，全部烟消云散。我们只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能否做出一件符合我审美的好商品。

2. 跨境并购倍级增长，人工智能穿透产业。

这也变成了事实。在2017年，人民币是全世界最野蛮的并购货币。

2016年4月，我和100多位企业家去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德国的企业家看着我们，疑惑“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跟工业4.0有什么关系”？

2017年4月再次去，已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整个2016年，中国资本对德国资本的并购增加了8倍之多。我们大概收购了超过100家德国的隐形冠军，甚至2017年年初，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非欧盟国家对德国公司的并购需要报备政府，非欧盟国家主要指向中国。

跨国并购出现了倍级增长，但倍级增长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巨大隐患，在接下来的预见2018中，我会跟大家讲这个点，人工智能开始穿透产业。

3. 资本市场频繁换壳，理财恐慌持续蔓延。

我说对了半句，理财的恐慌持续蔓延，如果你手上有100万，你会问“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手上有1000万、1亿，依旧会问“我该投什么”。在公开市场找不到好的资产标的物，构成了今天中产阶级最大的恐慌。

资本市场频繁换壳并没有发生，在2017年我们看到的是，2016年中国所有的资本都去买好的资产，好资产在哪？在公开市场上，在产业经济中。这些好资产，资本怎么能尽快将其兑现，如果是一家转型非常成功的服装公司，就去买一家上市公司，把资产装上去。这是2016年可能看到的景象。

但一年后的2017年，这并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如果发现服装行业一家成功转型的公司，想买壳将它装进去。那你别干了，我来干，我直接让它上市就行了。2017年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整个IPO市场出现了量级的增长。

在2015年、2016年买了一堆壳的公司，全部把壳砸自己手里了。上周，新三板的一家公司，其市值最高曾达1300亿，如今只剩下了1%-2%的市值，被证监会严令退市。它手上有无数壳，曾被称为“壳王”。这是一件值得鼓掌的好事。

4. 新兴垄断挑战公平。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心情仍然非常沉重，我有时候做梦时会想，如果有一天中国BAT加上美国谷歌、微软、苹果、Facebook、推特，8家公司找一个小镇开一个会，世界会怎么样？会非常不太平。

因为2017年，全世界出现的500家独角兽公司中，有300家是这8家公司投资的，他们不但控制了我们的时间，控制了我们的社交，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即将控制我们的未来。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大规模的来自于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新型垄断。整个行业都不知道怎么对付它们，甚至整个法制都不知怎么对付它们。

新型垄断挑战公平，这个在2016年底我们看到的景象，一年后的今天，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垄断还在加剧，公平继续遭到挑战。不知道明年这样的景象有没有可能得到缓解，但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我非常不乐观。

5. 全球通缩政经动荡。

去年，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国家都跟中国一样产能过剩，中国好一点是因为有新兴的中产阶级存在，欧洲、美国、日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因为它们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已到顶点了，这就是唯一的区别。

中国的需求端新中产的出现，推动了整个中国产业经济变革的可能性。所以2016年底我们看到全球通缩的景象，在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改变，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在干两件事，第一件事在自己国家的边上加紧盖篱笆墙，第二件事是加紧印货币。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17年的景象。

到了2018年，我们也对2018年的趋势做一个小小的预测，看看明年这时，到底说对了哪些，说错了哪些，说漏了哪些。

今天是全球化社会，税收是什么？第一，税收是一个国家竞争能力的获取，第二是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竞争的能力。为什么很多人把企业搬到新加坡去，为什么在开曼群岛办一个企业？因为免税。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自己国家挖了一个大坑，要两样东西，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资金。这是过去两个月发生的景象，这件事情会成为2018年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每一个国家都问在自己，美国挖了一个大坑，希望把人才和资本引过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干一件事，咱家也挖坑。

给大家看一张世界地图，颜色浅的是税交得少的，颜色深的是“万税”国家，大家可以看看全世界税负最高的地区有哪些。

（2017年世界各国企业总税负对比图）

2018年，随着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所得税开始下降，全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也开始战略性减税，我们希望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减税。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泡沫是什么？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多一点，人民币的发行总量却超过了美元发行量。有泡沫是好事，问题是有泡沫以后怎么办？

三十年前，日本跟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有泡沫。日本当年的泡沫大到什么地步，大到东京地区土地价值总和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所有土地价值总和，加上纽交所所有上市公司市值总和。

当泡沫很大时，日本人特别嗨，认为自己很快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要把美国的好东西买走，买了美国最高的楼、最好的棕榈滩、最大的电影院以及俱乐部。美国人特别高兴，因为日本人用泡沫买了美国人的泡沫。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非常感谢日本人带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不能拿泡沫去买人家的泡沫，那是傻子才干的事。我们拿泡沫买别人家最好的东西，即买好资产投穷国家。

（2002-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图）

什么叫买好资产呢？2002-2017年这15年间，中国对外投资额增加了将近20倍（18倍多一点），但为什么2016到2017年时，出现了陡状的下降？就是因为在2017年，有几个人犯了日本人三十年前犯过的错，去买楼、买海滩、买酒店、买电影院、买足球俱乐部。这些都是非标资产，都是泡沫。

中国人以非常土豪的姿态，甚至比日本人当年更土豪的姿态去买这些泡沫，傻不？为什么出现陡状下滑，因为2017年政府把这些傻人请回来了。

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拿自己的钱去买这些当然无所谓，但他们在中国地区的银行大规模举债，拿大家的钱去买人家的泡沫，这不可以。

那要去买什么？要去买别人的机器人公司、医药公司，要去买别人最好的资产。所以，在2017年度的这次调控后，2018年我们会看到，跨国并购会继续加大，但资本将趋于理性化。

那什么又是投穷国家？我们当年也是穷国家，现在稍微有点钱。穷有时候是一个优势，意味着这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有机会。

前两天有个90后同学，跟我说，他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在他爸爸的服装厂工作，他爸爸派他去缅甸办服装厂，他不知道该不该去。

我跟他讲，缅甸今天的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1982、1983年，缅甸曾经是南亚地区最大的粮仓，有非常好的生产水稻的平原，缅甸有1亿左右人口，那里的人民非常温顺。缅甸有孟加拉湾最好的海港，中国的石油管道从缅甸通到昆明。

这么一个一亿人口的南亚国家，拥有广袤粮田、资源的国家，给它20年的和平，它会怎么样？会成为南亚地区非常繁荣的国家，二战之前的1940年，曾经的首都仰光就是当时南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这位同学的爸爸为何要把服装厂从广东搬到缅甸，因为在今天的缅甸，1块钱人民币能买3个玉米，缅甸女工的月均工资仅为东莞女工的十分之一，你说该不该搬去？

这就是今天发生的景象，这些后发展国家就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只要给它以和平，中国的很多经济模式，管理经验，产业能力，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进行输出。

中蒙俄经济走廊，蒙古国“草原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柬埔寨的“四角战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起中国，经济落后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但这些国家正在出现新的商业机会。

所以在2018年，“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国内的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将形成一种呼应性关系。它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我们仍然会看到货币适当泡沫化，仍然有很多中产阶级在中国买不到好资产，出现理财恐慌。而其中一部分人以及这个国家，正以国家能力的方式，将慢慢形成中的人民币泡沫去干一件事情，用它去“淹没”全世界。

我刚写完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有很多数据，其中一个数据特别惊人，今天中国高铁的里程数，已经占到了全球高铁里程数的70%，是中国十年前的186倍。

高铁里程数增长改变了人流、商品流、资本流，所造成的最大的影响是中部崛起。中国容忍非均衡，1980年代开始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有一个国家发展战略叫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大量人口、优秀人才跑到沿海地区，而中部地区没有人。

我曾经有一年到贵州去，当地一个官员沮丧地说，每年培养出很多人考进北大、清华、复旦，考进以后都不回贵阳，因为北京、上海有大量机会。但今年，我建议你回老家贵阳，2017年贵阳是全中国省会城市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是今天全中国最大的云存储基地，是今天所有省会城市中PM2.5正数第三的省会城市。

今天中国出现了一些城市群，乌鲁木齐、西安、成渝、昆明、深广、武汉、厦门、郑州、青岛、合肥。中国未来5-10年内，会出现这些以千万级人口为基础的超级城市群，而其中很多将来自于中部地区。

每一个企业和城市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重新定义，中国东南沿海所形成的产业和中部地区正在形成的产业优势，将形成T级化的结构模型。2017年中国人口主要吸引城市60强中，一半以上是中部城市。

中部崛起，中部能力的提升，东南沿海向中部地区进行产业转型，在2018年将呈现非常显著的特征。来自于中部城市的企业家，不必再羡慕东部的这些企业以及投资经营环境，互联网已经把信息抹平了，高铁已经把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距离，物流的距离和人口流动的距离压扁了。中部地区的产业优势和能力以及后发效应，在未来几年里，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新中产在中国消费市场的能力，在2018年仍然会得到爆发式的增长。2016年10月，有人提出了一个概念——新零售。2017年，新零售将会被得到最大的讨论。

2017年10月，吴晓波频道曾在杭州举办过千人转型之战大课，当时讨论非常激烈，到底有没有新零售？到底什么是新零售？

当时我演讲时，我说最高兴的事情是我们已经遗忘了很多年，认为它已经处于产业鄙视链最底端的行业，零售行业、夫妻店、7-11、24小时便利店、百货店，在今天成为了中国商业界最值得投资的标的物，出现了很多新的品牌。

我们来看这个陡状增长的曲线，2015年、2016年、2017年，整个中国百货行业出现了高速增长，甚至在2017年的风险投资案例中，对大型零售超市的并购案已经发生了很多起，而且都是中国排在前几位的互联网公司展开的并购。

（中国百货零售业增长图）

为什么发生这种景象？很简单，因为人是真实的。今天的80后、90后、00后，他们能够在网上买的东西，绝对不会到线下来买。但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到线下来买？一定会，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谈恋爱，都需要放松自己的情绪，都希望有一场邂逅，都愿意在线下欢笑一次，流一次眼泪。

所以，所有线下空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它没有办法在线上简单地完成。这时候线下空间，吴声老师所提出的场景革命就开始发生了。如果所有的线下店、购物中心、超市，仅仅能够满足购物的便利性，在未来绝大部分将没有存在的理由。

它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满足人的体验性，当人的体验、情感和购物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粘连时，在中国地区将发生全世界最为激进、规模最大的一次零售革命。

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做一个预言，在互联网领域中所看到的中国地区的商业模式创新，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将同样被拷贝到线下零售产业，这也是为什么零售行业出现陡状增长，以及那些夫妻店在今天都变得很值钱的原因。

2017年只是在这方面完成了一次理念的梳理，非常像2015年我们对互联网+的那场争论一样。今天我们不再讨论互联网+，所有的模式都已经非常清晰了。

2018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零售模式，很可能出现的景象是，上一个屏里出现的新零售新模式会在一两年内死亡，它们有可能会从先驱变成先烈，我不知道。新的好奇，会在零售行业发生。

 机器人重构制造业

有个台湾人，在过去十几年中，他开创的企业，在中国靠人口红利，成为赚钱最多的制造企业，他叫郭台铭。中国美的员工11万，海尔6万多，而郭台铭在中国雇了130万员工。

三年前，他曾说，我们打算在未来五年内，用一百万机器人替代生产线上50%的产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抬高，当库克请他生产手机时，其价格还在往下压，中国的手机行业已经饱和，IPAD、苹果电脑也在饱和。这边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那边是终端品牌商对其压价，只有一个办法——告别中国人口劳动红利。

2017年富士康集团生产线机器人增加了4万台，到了4万台，40万台就很快被实现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4.0或生产线的智能化革命，在未来的2018年、2019年，会成为非常蓬勃的景象。

我给大家看一张脸，这是2017年的10月，沙特阿拉伯给这个叫索菲亚的人办了一张公民的护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机器人公民。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生产索菲亚的这家公司中，有中国人的基金，所以索菲亚身上流着一部分中国人的血液。中国今天是全世界做机器人最激进的国家，甚至很多产业界的朋友说，出现了泡沫。

2015年，中国只有458家机器人公司，2017年9月，达到6666家。四年时间，增加了十几倍，巨大的泡沫。但泡沫背后，也呈现出一个景象，中国的各种机器人，从服务机器人到工业机器人，到异形机器人，都在出现无数的创新。

（中国机器人公司增长图）

中国每一次产业变革，都是这番景象，二十多年来，我看到中国从饮料行业、到保健品行业、到家电行业、到互联网行业，到O2O行业，到P2P行业，到今天的机器人行业，是同一番景象，无数的牺牲者，大把的现金，最后烧出一个新天地。

机器人跟我们每一个行业有关。我的老东家是新华社，已经有机器人在写稿了，刚才刘加隆说到招商银行已经有机器人在做投顾了，吴声老师什么时候被克隆出来也很难说。

这两年，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个景象，我们脑子里每天被很多新观念轰炸，AR、VR、基因、区块链、比特币……怎么识别它们？拿手机把它拍下来，叫期望值曲线，这个曲线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出现，从一个人的大脑离开，经过实验室的阶段，经过产业、资本投资，最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工具和技术，不是直线发展的过程，是曲线发展的过程。

我写过一本书叫《大败局》，2000年出版，当时腾讯才创办了一年多，阿里巴巴才创办了三个月，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一家失败的互联网企业，瀛海威，2000年已经出现了互联网泡沫的一个破灭。

任何一个技术，都经历了技术启动，期望值高峰，然后幻灭，低谷，再接着领悟的爬坡，开始不断地盘整，最后效率的饱和，变成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东西。

大家看期望值曲线就是2017年底，此时此刻年终秀时，这些数据所处在的一个状态，很多东西已经没有机会了，今天做一个云服务公司没有机会了，因为阿里云和腾讯云跟你说，我们的云服务只要1元钱，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一边已经进入到非常惨烈的状态了，大家得记住这一边，如果2018年有人跟你谈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区块链、人类永生。记住，他们一半以上都是骗子，大规模的泡沫和骗子存在的地方，你要知道人人跟你谈人工智能，中国地区每年人工智能行业毕业生加在一起300个人，没有那么多的人才供给，都处在一个泡沫阶段，但是这个泡沫代表了什么？代表着技术的未来。通过这张图，我们对今天所处在的技术变革的现阶段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2018年，有一件事情肯定会发生，5G的商用标准会被公布。我们今天的手机都用4G，5G的速度是4G的20倍。5G的流量运转速度是4G的几十倍。意味着在过去几年里，智能手机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到了饱和期。

100个人里97个人有手机，2017年的手机产量跟2016年相比，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增加。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买手机，马路上看到手机广告，它没有跟你讲这个手机怎么好，就跟你讲这个手机拍照拍得很漂亮、很清楚，你认为它是在卖手机还是在卖照相机？

（2010-2017智能手机增长销量图）

因为手机的核心能力部分芯片能力部分在4G环境下已经走到极致了，手机制造商只能告诉你，我用陶瓷做外壳，手机的摄像镜头像素是1200万，是2000万。整个行业已经饱和了，亟待一次技术的变革。2018年，整个手机行业会面临一次毁灭性的重整。

当5G商用出现时，它将改变社会，当传输速度增长20倍时，你在网上手机上看一部电影，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远程视频、电话会议直播，都没有问题。你直接控制2000公里以外的机器人，实时性不再成为问题，无人驾驶汽车的语音识别和场景识别也不再成为问题了。

所以，5G商用的背后，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万物互联时代的开始。也许，到2018年的某一天，有专家会说，2018年是人类万物互联的元年。

2017年，高通芯片一个月的生产产能是1亿只左右，也就是说每一年大概有12亿台设备被互联起来。随着5G商用，各种新的应用空间和想象将被重新发现。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会面临什么问题？有一些看上去已经死掉的行业，比如衬衫、冰箱、空调、洗衣机，将重新全面复活。这是在2018年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端倪。

上市提速，创业降温

2015年、2016年、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长，2018年更多好的健康的公司通过IPO直接上市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这对所有做实体的企业家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做好的公司，跟投机告别。

（2015-2017中国上市公司数量增长图）

但同时我认为在2018年会出现的一个景象是，已经烧了三年烈火的创业热潮有可能降温。

四个原因：第一、专业门槛越来越高。2013年，广东省共青团请我去讲课，跟我讲了一个数据，100个大学本科生创业，97个在送外卖。你爸妈花了钱让你读化学、英语、物理，但你跑去送外卖。今天我给你100万，让你开外卖公司，你敢开吗？那些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创业，已经彻底结束了，TMT时代彻底地结束了。

第二、流量成本陡增。所有的创业更加基于商业和内容的生产能力，管清友说人会变得越来越贵，是那些有野心的专业能力的人会变得越来越贵，专业门槛在提高，流量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你无论在线下开零售店，还是在网上开淘宝店，流量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了。

第三、技术替代模式。第四、风险投资务实。

所以基于这四个原因，2018年所有创业的人，要把心更踏实下来，跟中国产业经济每一个行业所发生的景象一样，创业也需要冷静，需要去泡沫。

足球街舞文娱狂欢

2018年可能是很多男生要彻夜难眠的日子，因为俄罗斯世界杯要举办了，韩国要举办冬奥会。所以很多姑娘们要很伤心，要自己出去玩了。足球、体育产业，2018年会迎来一个好的春天。

同时，今年有一个嘻哈热，2018年的嘻哈会变成一个更具有运动性的产品，叫街舞。2018年我们除了看老太太在跳小苹果以外，旁边肯定有一帮人歪戴了一个帽子在跳街舞。不要感到很吃惊，2018年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因为所有的视频网站和电视台全部在放街舞的真人秀节目。文化娱乐行业未来仍然是创业和资本投资最好的领域之一。

以上是我对2018年的简单预测，我们即将进入新的一年。2017年我们告别所有的过去，有时候会有一点小遗憾，有时候会有小确幸，有时候会有小惊喜。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生命再也不可能踏进2017年的河流了，我们永远地告别了2017年。

但在告别的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更辽阔的时间正在展开。2018年，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美好生活。

来源： 吴晓波频道

延伸阅读：

吴晓波：致敬四十年(演讲全文整理)

演讲/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有一种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你；有一种叫奔赴，虽千里万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还有一种是等待，我在这片草地上，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现；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此时此刻在灵山·梵宫遇见大家，非常感恩。

这是我的第三场年终秀。

但是今年呢，年终秀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读过我那本《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十不惑。十年过去了，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我是一个写作者，也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亲历者。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数据里的四十年

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还专门翻了《时代周刊》，给大家看几张封面。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媒体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马路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路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改革开放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又过了几十年，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第一句话，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他说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将长眠地下，祝福中国。

第三句话，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次一次——在《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里，我简单算了一下，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奖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末日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水大鱼大，水好水差？

上个礼拜我出了这本新书以后，去北京参加了一场活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媒体见面会。周其仁老师也来参加我的活动。

我这本新书叫《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水大鱼大”就是在今年4月份杭州的互联网峰会上周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关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十年的话是什么。周老师一边吃着快餐一边跟我说，有一个词蛮好的，叫“水大鱼大”。后来我就拿这个词做我的书名。

上个礼拜在北大，他也做了一次演讲，关于我这本新书。演讲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经济总量增加了2.5倍，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差，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怎么变成梵宫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话，怎么来的大鱼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2.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没法解释。

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我写过两本《大败局》，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大败局》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发生了什么呢？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时不断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三、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媒体领域传播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呼唤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向哪些人致敬呢？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路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浪漫故事，对吧？他就是一个大忽悠。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2016年，我们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我的诗篇》，当时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去年还曾请过几位工人诗人来到我们的年终秀现场。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我的朋友，吴晓波频道的读者，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过《我的诗篇》的拍摄和播映工作，在这里谢谢大家。

在座各位里有当老板的吗？对他们好一点，好吗？年底到了，千万不要克扣他们的工资。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谱系高清大图，请看今日三条）

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金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容忍这些人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大家看到可能觉得很奇怪，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实挺郁闷的，甚至很多关于中国改革史的文章说，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什么呢？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这部分人，同样是需要我们致敬的。

有一个词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个词是我们的一位老前辈张五常在他的《中国经济制度》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你到欧美国家去，只要是有点知名度的人，一个地方的市长、州长都能够接待你，花半个小时聊一聊。而中国的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忙得跟狗一样。

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头子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权力，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一百个、一千个？是一万个，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

于是我问他们，你看这些创业者中，有哪些人因为创业自杀了吗？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杀，因为失恋、抑郁、欠债自杀，有因为创业而自杀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

四十年以来，中国是一个不断追赶世界的国家。

我专门找出了一些照片，这是1917年的照片，飞星汽车厂——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一个汽车厂，当年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建的。汽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1886年，奔驰同学发明了汽车；1908年，福特发明了T型车；到1917年，美国已经自称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时，中国才有了第一个外商独资的汽车工厂。

到1931年的时候，张学良在东北开始造汽车，但是很可惜，很快被九一八事变打断。到了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之前，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能够自己造一辆汽车，于是1958年中国有了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叫做红旗轿车。

1983年，我们有了桑塔纳。到了2009年的时候，这个是中国工业史上一个极其光荣的时刻，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1630万辆，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制造大国。一百年时间里，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发展，都没有一个国家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

汽车是工业制造皇冠上的一颗明珠，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了美国，到今年我们的汽车产销量从1600多万辆增加到2900多万辆。但是接下来会到3500万辆，会到5000万辆？不是，汽车在后工业时代，在工业4.0时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全中国、全世界都开始赌新能源汽车。今年，北京有一位同学已经开了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到二环去逛了，交了罚款，很得意地发了一条新闻稿。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将量产化，到2030年，无人驾驶汽车将量产化，一百年来，从一辆汽车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发生的无数变化。

林肯是我们这一次年终秀的赞助商。这家企业过去的几年里，在中国地区的销售量不断增加。他们进入中国以后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是1983年桑塔纳所处的时代，也不是1990年通用进入中国所在的时代，他们是一个后进入者。我们看到他们的用户出现了这些特点，叫做展现自我风格信念、重视生活体验与感受、关注人文底蕴与精神，这是他们进入了一个新中产时代的结果。

所以，每一个商品、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的四十年中，获得成功的因素都是不一样的。早年的时候，可能是满足了某一种短缺的需求，但是在今天，所有的商品全都过剩，所有的差异化全都被抹杀，这时候你需要用什么东西才能触发购买。不仅是林肯，也是很多中国公司需要面对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做灵山·梵宫，20年前它就是太湖边的一块稻田。太湖曾经有一段时间，污染非常严重，是整个中国东部地区绿藻丰富度最高的水域。所以，它周边地区的工厂全部拆迁，农田不允许向太湖直接排污。

然后有人开始在这里做旅游，建了一尊佛——灵山大佛。如今这个地方每年都会接待几百万的游客。拈花湾的这些场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它们能够出现，是因为整个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需求、消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改革，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工作岗位，很多前辈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拨人。

如今我经常会接到一类电话，说晓波你来看看我，干嘛？我要退休了。我当年认识的很多老大哥，在这两年都要退休了。我简单算了一下，差不多，78年以后，四十年，他们当年二十来岁，所以这一波人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时期。

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来源： 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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