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海外高中生源的第一大国，到了去年，更是刷新了记录，达到一年35万人之多。留学低龄化的井喷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已经不再只限于富人、官员和知识精英，更有普通的工薪阶层，中国的下一代教育是否正在另一种体制里突围？

出走的“好孩子”

如果不去英国，陈小天应该正在南京一所知名高中里，接受题山文海的洗礼。孩子的亲友，对于他的出国感到震惊，15岁的他已经比同龄小孩具备很多竞争优势：在南京最好的初中念书，初一就有游学英国的经历。

记者发现，这波少年留学潮中，主角不再只是那种成绩不好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坏孩子”，而更多的是像陈小天般的优等生。

正在美国加州一所私立高中念高三的宋雨晨，初中是在上海浦东排名第二的中学念的，他们班上45个同学，有一半出国读高中。

能不能出去，不仅靠成绩，还得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海外高中普遍没有奖学金，中国学生又以选择寄宿私立学校居多，学费加生活费一般在5万美金左右。负责美国高中项目的经理王梦妍算了一笔账，在美国高中四年就得120万人民币，如果加上本科，至少投入150万到200万。

这些小孩未必来自大富大贵的家庭。宋雨晨有一个在大型投资公司当老总的父亲，这点钱自然不成问题。而陈小天的父母只是月入过万的知识分子家庭，但他们还是咬咬牙，把多年的积蓄掏出来，供儿子一搏。

陈小天的父亲陈栋发现，很多不如自己的工薪朋友，一样不含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父母属于70后，普遍独子，挣钱不给孩子用给谁用？另一个，连吃带住含学费，40万人民币，不见得比在国内选择好学校高多少。送走之后，父母可以全身心放在工作上，两相一比，也不算高消费。

但是要想念比较好的学校，不是有钱就能摆平的，有些高中，入学甚至比考哈佛还难，中国的孩子们在另一个体制里仍不免激烈竞争。王梦妍说，美国排名前二三十的寄宿高中每家每年从中国招生不超过六个，加在一起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一年提出申请的有1万多人。

而另一方面，这些异国学校也开始为争夺优秀的中国生源打仗。在美国，公立学校不允许招收国际学生的传统正在被打破。多名国会议员已经提交要求废除这一传统的法案。“这有助于提高公立学校萎靡不振的招生氛围。”法案的发起人之一，纽约国会议员比尔·欧文说。

制度和现状逼人走

“为了让您读美国名校更容易。”这是一家高中留美中介的广告。美国大学申请的竞争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白热化，于是，为日后申请名牌大学做准备，成为早期中国孩子赴美读高中的主要动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去的原因变得越来越复杂。真正让陈栋下定决心送儿子出国，却是一次偶然事件。初三上学期学化学，儿子第一次考试考得很烂，搞得陈栋莫名其妙，儿子陈小天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上课听不懂。直到陈小天母亲到学校开会，谜底才揭开。

老师解释：班上小孩都上过补习班，就你小孩没上，基础的内容补习班上都讲过了。

回想起来，陈栋觉得这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想让儿子成为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统一零件。

“不管以后干什么，什么都要学，这不是浪费人生吗？”陈栋说，这是他最为绝望的地方。

在接触的高中留学生家长中，王梦妍也发现，他们鼓励小孩出国的原因跟陈栋类似：觉得国内高中缺乏创造力，都是在重复训练。

还有的或许不是因为考试，只是不想让女儿过一种庸常的人生。王夏的女儿王思菡正在新西兰一所中学念高二，出国前，她是北京海淀一所知名中学的学生。担任国企高管的妈妈小日子过得悠哉，常有一种一眼就看到生命尽头的感觉。如果女儿还在国内，她现在就可以预见未来：考上一所名牌高中，进名牌大学，结婚生子，王夏和爱人帮着带外孙……王夏说，她不想女儿跟她走一样的人生。

北京的宋雨晨一开始从未想过出国。初三模拟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按照惯例，肯定会被推优到上海的四大名校读高中。但在最后时刻，她被刷了下来。老师的解释是：你初二动了手术，没上体育课，没体育成绩就没法推优。但父亲宋彬打听下来的原因可能是，在推优前没有跟老师“走动走动”。

以前父亲宋彬总还觉得可以跟体制抗衡，但是慢慢发现，体制可以对抗，但无法对抗的是生活本身。雾霾丶食品安全、资源压力......大人还可以勉强忍受，小孩子怎么可以？”宋彬曾一度有过移民的想法，但这意味着要放弃国内的事业和朋友，他放不下，那就先早点送小孩出去吧。

我跟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

宋雨晨第一年回来，宋彬差点没认出来是谁，因为女儿晒成了个黑人。父亲问，是学习不好被罚晒太阳了吗？女儿答，打网球打的。

让父亲吃惊的是，从小不爱运动的宋雨晨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运动达人：棒球丶游泳丶击剑丶赛马样样都通。虽然只是学校棒球队的替补，但每次比赛，教练还是会让她上场打一会。即便发挥糟糕，教练也总是鼓励：雨晨，你打得很棒，加油。

“别人的鼓励很容易有成就感，当一个人有了成就感之后，才会成为兴趣。”父亲宋彬努力回想，宋雨晨从小的爱好乏善可陈，钢琴可以算是一个，那还是父母逼迫之下的产物。

有大把时间运动，全拜美国高中制度所赐：课余运动也算学分，课业毫无压力。一个学期有十几门课让你选择，只要任选五门即可，不喜欢物理，可以选化学，不喜欢化学，可以选烹饪。

如何融入美国文化，对于中国小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如今已经在纽约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的吴界立，是2007年来美国念高中的。刚来美国之初，最头痛的就是如何融入美国文化。国际学生基本上住在一块，很少主动会跟美国本土学生聊天，半年之后，发现美国社会是开放的，才慢慢走出这一步。

在其他国家，同样面临融入问题。

在加拿大读书的李月月迈出这一步的方式靠的是走读，跟加拿大家庭的小孩同吃同住，跟白人玩，也跟黑人混，暑假的时候还把加拿大男孩带到中国。李月月是初三那年去加拿大的，今年念高二。因为个子不高，以前很不自信，去了加拿大之后，不仅参加了足球校队，还帮助校队在州的比赛中夺冠。

今年暑假回来，李月月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家人问她跟同学聊得怎么样，她就说了一句话：我跟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同学老是在比较成绩，而我关心以后想做什么，学生会会长如何竞选，舞会如何安排。”

观察儿子朱赫这两年在澳大利亚接受的教育，朱大民感触颇深：“澳大利亚学校里教的和社会中考察的是一致的，而中国的中学教育是说一套，做一套！”朱大民发现，道德品质和主流价值观的熏陶其实贯穿着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但和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澳大利亚的思想教育让孩子非常愿意接受。

“在中国，教室里教你要遵守交通法规丶尊老爱幼丶真诚诚信，但你出门不会这样做。到社会上只要不犯罪就行，尔虞我诈又怎么样？”朱大民认为，中国教的和做的有极大反差，而在澳大利亚，学校里教孩子要诚信，社会生活中也有个人的诚信记录与之匹配，一旦违反规则丶不诚信，整个社会系统都会有反映，违规者要付出实在的代价。

朱大民相信，没有人天生就有社会责任感，天生懂得要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用紧密联系的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教会孩子这一点。“在中国教育体系里面，我们的孩子暑期里玩命地上补习班丶玩命做题，教出来以后就做题特别棒，收拾家务丶孝敬父母都不会，你还让他去爱国丶有社会责任感？”

还有两年，王思菡就要高中毕业了，她的目标是新西兰最好的大学奥克兰大学。在新西兰待久了，再回到北京，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光秃秃的水泥城市。至于未来，她说等拿到绿卡之后再选择。

精英阶层小孩的离开，并没有给普通的小孩留下任何机会。陈小天的学籍依然在学校保留着，他只是申请休学，如果在英国不适应，他还有退路可走。“中国的体制是出来容易，回去很难。”父亲陈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