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作为一种后起货币，在一些货币已成为区域货币或全球货币的情况下，要最终使自己跻身国际货币行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对我国当前是一个巨大挑战。”日前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基本原则是，降低当前使用其他国际货币国家的退出成本，同时提高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收益。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与一些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到政府提出人民币国际结算，以及在最近支持上海“两个中心”建设中“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提法，不难看出，政策层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蓝图已逐步清晰。请您谈谈货币国际化的常见促进因素是什么？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当前具备了哪些条件？

鲁政委：大量的历史经验研究显示，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主要受以下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规模、该国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相对规模、该国的币值稳定性、该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完善程度、历史偏向。

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规模：中国已跻身前三甲。如果按照现价汇率核算，我国目前已超过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如果按照PPP计算，我国则已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PPP计算的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来看，2008年美国约为20.9%，中国11.4%，日本6.4%，德国4.2%。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预计至少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仍可望以年均8%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

该国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相对规模：中国已跻身前列。中国当前已是所有主要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大量依赖中国的加工贸易向西方国家间接输出商品。而同一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价格的相对稳定，对维持产业链的连续、稳定、顺畅运作至关重要；同时，当前我国对东南亚总体还是贸易逆差，人民币流出大陆也属自然。因而，这为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首先从东南亚地区起航奠定了一个重要初始条件。

该国币值的稳定性：人民币币值总体稳定性较好。一般来说，一国货币币值可区分为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从对内币值稳定来看，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2008年10月）提供的以2000年为基准测算的定基CPI，从1980~2006年间的平均通胀率指数看，我国通胀水平的稳定程度甚至与主要发达国家大致相当。而随着未来我国宏观调控经验的进一步丰富，调控理念、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成熟，未来我国国内通胀水平的稳定性应可望进一步提高。从对外币值的稳定性来看，根据BIS提供的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的1994年1月至2009年3月的有效汇率指数，与主要西方国家和其他“金砖四国”其它三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相比，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基期水平的变化比其他国家更小，总体稳定性较好。

该国金融市场完善程度：我国已有巨大进步，但尚存巨大差距。从金融市场的建设来讲，我国国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交易市场等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但总体上，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造成人民币流动性总体仍然较差，由此构成了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历史偏向：后起者难以逾越的障碍。历史偏向是指由于历史原因，在其他货币已先行占据国际货币地位之后，给后起货币国际化所形成制约。人民币作为一种后起货币，在其他货币已成为区域货币或全球货币的情况下，要最终使自己跻身国际货币行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对我国当前是一个巨大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基本原则是，降低当前使用其他国际货币国家的退出成本，同时提高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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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具有上述常见有利于货币国际化的因素外，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当前还面临着其他一些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先，新兴经济体传统贸易支付手段短缺，为鼓励人民币贸易结算提供了机遇。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大量美元从新兴经济体流出。这使得我国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在当前虽仍有贸易需求，但一时却因缺乏传统的美元支付手段而无法开展与我国的贸易。这给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人民币贸易结算”提供了良好机遇。

其次，“次按”诱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令美元信任危机大幅上升，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打开了历史空间。

近期出现的美元大幅无序波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以及美元大量投放所诱发的未来大幅贬值预期，令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可能考虑进行储备资产多元化，在储备中加入其他更具有保值、升值潜力的币种。基于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普遍乐观预期，加上我国所保留的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未来人民币仍将总体保持升值大趋势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致看法。这无疑鼓励了更多国家选择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可能性。

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记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哪些货币的国际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从中能得到怎样的经验与教训？

鲁政委：从典型货币的国际化性质来看，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即强权辅助下的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助成的国际化、金融市场改革推进的国际化，三种类型的代表货币分别英镑和美元、马克（欧元）、日元为代表。

强权辅助下的国际化——英镑与美元：无法复制的经验。虽然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都与两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并最终成为全球经济霸主紧密相联，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两者国际化的过程中，本国强权的大力支持、推进至关重要。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球主题的时代，英镑和美元借助强权进行国际化的经验，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已不具有多少可复制性。

区域一体化助成的国际化——马克：可以部分借鉴的经验。与当年英镑和美元强权下的国际化不同，德国马克在“二战”之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和平环境中的国际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最终上升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仅此于美元的世界货币。马克的这种成就，直接构成了此后欧元国际地位至关重要的历史基础。从马克国际化的历程来看，除自身经济地位提升、在全球贸易份额上升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战后欧洲国家之间强烈的一体化愿望和切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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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经济货币体系（EMS）成就了德国马克的顺利国际化。当然，在当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原本还存在英国和法国两大可与之竞争的“火车头”，只是因为德国央行对通胀的更成功控制维持了马克币值的稳定，从而令马克成为欧洲国家不约而同选择的“驻锚”货币，由此将其带入了快速的国际化轨道。

因此，马克的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化至少有两点经验值得借鉴：第一，积极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二，因地制宜选择汇率制度，保持币值稳定。

金融市场改革推进的国际化——日元：更为类似的情形，经验与教训并存。与前面两者都有所不同的货币国际化情形是日元。其既无法借助于强权，也无法获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助力，只能依靠自身金融市场改革发展来推进日元国际化。

最早在1984年，日本国内就提出了日元国际化的问题；大藏省在1999年即明确提出要认真考虑日元国际化的各种建议。随后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取消国内金融市场管制、鼓励日本企业在贸易中以日元结算、建立日元欧洲市场（离岸市场）、加强东京金融市场国际化等方面。

日本政府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最终使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占比出现了显著上升；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在亚洲官方储备中的比重高于日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平均水平。但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上坠入了“失去的十年”，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也备受重创，由此使国际市场对日元信心不足，最终制约了随后其进一步国际化进程。

日元国际化对我国的最主要经验是：第一，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有可能通过政府顺应潮流的政策选择而得以加快；第二，完善本币金融市场，提高市场流动性、便利国外居民参与本币金融市场、建立本币国际金融中心等措施，是有价值的政策努力方向；第三，鼓励贸易中的本币结算，可以作为货币国际化初期的重要步骤。主要教

训则是：没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不可能单纯借助于政策的推进而获得货币持续国际化的成功。这就意味着，一国政策不能为推进货币国际化而推进，而首先应该是认真权衡利弊和当局对形势的调控能力，在确保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货币国际化的措施。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一些日本学者最终醒悟：与其说出台政策措施是为推进日元国际化，还不如说所有这些措施只是在为促使金融资源更有效率地利用创造条件，而日元的国际化则是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

建议

记者：基于货币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和典型国家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您有什么建议？

鲁政委：第一，努力保持国内经济在尽可能长时期内的平稳较快发展，这是最为重要的基本面决定因素。正如一些学者进行的计量研究所显示的，在诸多因素中，一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几乎是在统计检验上唯一重要的因素。日元国际化后劲不足的教训，则更深刻地向我们昭示了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才是一国货币能够持续国际化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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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做好应对人民币国际化挑战的准备。应该说，在是否能够持续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上，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巨大。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可能面临最严峻挑战的是货币政策，因为国外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波动的溢出，常常令总体货币需求变动更加剧烈、也更难预期，从而给宏观当局的调控能力和政策目标的达成构成巨大挑战。而根据德国马克国际化的成功经验，确定合适的“货币锚”，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锚定机制 ”，确保目标达成是极为重要的。

在这方面特别需要加以提醒的是，在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都是盯住美元的；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货币政策极大成功，令人民币也分享到了美联储在币值稳定方面的成果。但是，当前的形势已经显示，未来美元币值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可能面临剧烈波动，因而，其已不适合作为追求币值稳定国家的“ 驻锚”货币。如果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则未来币值的继续稳定也将无法得到保证。因而，当前急需尽快规划人民币转向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市场化汇率形成方式。

第三，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提高市场流动性，便利非居民参与。这方面虽然工作繁复、任务艰巨、牵涉甚广，但最为重要的是，活跃当前的人民币基础金融产品交易，尽快形成人民币利率、汇率定价基准（Shibor曲线与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提高商品期货交易的国际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利率掉期、货币掉期、利率期货等衍生品交易的发展。

第四，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我国已成为所有主要东南亚经济体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东盟国家则已成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通过加工贸易，我国与他们之间初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垂直分工架构。由此，自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在未出现重大国际金融冲击的情况下，人们已经观察到：虽然大量东南亚国家都宣布，自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参照一篮子货币确定的，但在趋势上，这些国家的货币已与人民币之间出现了兑美元汇率总体共进退的端倪。这意味着，人民币已具备了未来可能作为东南亚国家“货币锚”潜力。

同时，理论和历史经验显示，彼此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其中的大国货币更容易上升为区域内的贸易结算货币，而在当前我国对这些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人民币存在自然流出可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因此，只要人民币国际清算机制得以完善、投资机制能够形成，未来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将在东南亚国家中具有广阔发展空间。正是基于上述形势，我国未来应积极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经贸联系的密切和加深，必将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巨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