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形势下，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位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继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后，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依旧热情高涨。

该报告以绩效全球化、战略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为一级指标构建了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跟踪收集的300家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数据。2017年度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910份。

调查同时指出，虽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资产价格便宜”，“天然资源丰富”等优势明显，但政治等风险仍为“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的限制因素。

《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复苏之路崎岖。与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强劲上扬之势相比，2016年出现了小幅度回落，全年同比下降了2%，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降至约1.75万亿美元。

2012～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FDI）

CCG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加之2016年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表现谨慎。2016年因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全球出现了小幅反全球化浪潮。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开始反对原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与TPP，明确表示要对现有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提高关税，以促进美国的境内的工业增长和刺激就业的言论，体现了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同时导致世界贸易格局的大幅变动。可以说，难民危机挑战了欧盟融合的价值观及政策、英国脱欧是欧债危机引发对欧洲一体化质疑的具体表现，欧洲区域开放政策触礁；特朗普上台代表了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声音。因此，欧美出现全球化倒车的现象也是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小幅下滑的原因之一。

2016年，全球整体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入量持续增加，与2015年相比上扬7.3%，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的59%。另外，2016年欧洲区域获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多，占投资总额的33%，其中跨国并购推动的股权投资行为成为最大拉动力。其次为亚洲占比28%、北美占比26%、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共占比9%、最后非洲占比4%。

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区域分布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行业来看，2016年以金融、商贸及通讯行业为主的服务业占比虽下落至51%，但仍处在领头位置。另外有41%的资金流向制造业，呈持续增长状态，探及原因是依靠电气和电子产品、食品及烟草等行业的大宗跨国并购交易带动；农业仅占8%仍处低位，这是由于初级商品价格低，导致原材料、能源产业的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继续收紧。

报告主编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认为，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2016年对制造业的跨境投资向微笑曲线两端不断推移，进而推进高端生产、智能制造等境外投资成为新热点。这主要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推动制造业技术变革。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推进“制造业回流”、同时倡导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欧洲德国的“工业4.0”战略推进制造业的创新；“中国制造2025”从顶层设计中体现创新驱动的特点等，都使得资本追逐技术成为制造业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

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增长18%，达869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全球并购投资在第一、二、三产业都有所回升。与并购投资相比，绿地投资增长乏力，2016全球年绿地投资额为8280亿美元，同期增长7%。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绿地投资下降9%，投资额跌至2920亿美元，生产性投资略显不足。

CCG认为，在跨国并购方面，2016年来自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表现活跃，是全球跨国并购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根据CCG的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额超过2000亿美元，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出境并购国；另外，在绿地投资方面，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对境外投资的监管开始收紧，全球对初级产业的投资开始放缓。绿地投资开始转移至技术、高端制造等领域。这对直接在东道国新建企业，现地运营增加了成本与经营难度。因此，在绿地投资方面全球出现增长缓慢的趋势。

《报告》指出，2007～2016年，全球出台的对外投资政策数量持续增加。贸发会的统计，2016年全球58个国家，出台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共124项，较2015年增长25%，达到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数值；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84项，占比68%，显示国际投资政策仍在向自由化与便利化发展。此外限制对外投资的政策数量也有所增加，共22项，占政策总量的18%；中性政策为18项，占14%。

报告分析，2016年尽管全球投资政策整体趋向自由与便利化，但是个别发达国家也正在收紧外商投资规定，对外投资加强监管和限制措施也在增加。而从2016年的中国投资目的地来看，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市场。东道国的投资限制壁垒增加，加大了中企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因此，尽管全球投资政策整体趋向自由与便利化，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仍需要加强政治风险防范。

2016年1-6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共456宗，而下半年7-12月并购笔数降为316宗。整体呈现上半年海外投资活跃，下半年开始逐步放缓的态势。

综合分析，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主要是2016年下半年我国政策转向变化加快，审批、资金监管趋严，和部分发达国家收紧外资准入所导致。但是，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实现增长，2016年达到了1701.1亿美元，是2006年的8倍，对外投资依旧创下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从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集中于欧洲、北美与亚太区域，比重分别为35%、29%和25%。其中，在欧洲投资221起，投资金额1114亿美元；在北美投资175起，投资金额为908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亚洲投资148起，涉及投资金额602亿美元。

从对外投资单个国别看，中国企业依然热衷对美投资。继2015年中企对美投资首超美对华投资之后，2016年对美投资持续热情高涨。中国已超过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以并购为主要进入方式，通过投资美国企业，以提升中国企业知名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为主要投资动力。但面对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对相关行业细分领域的安全审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要注意加强法律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

2014～2017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图

2016年“走出去”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上表现积极，成为对外投资的生力军。据统计，2016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金额虽呈现小幅下滑，但投资数量达到395笔，依然超过2015年总投资数量。

CCG认为，2017年随着国家对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审核进一步加强，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的投资额将有望超过国企，成为“走出去”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海外发展在审批程序、外汇出境限制、境外并购贷款、对外投资法律障碍等方面，依然面临比国企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在政策上建立健全的境外投资法规制度，简化并且改善民企海外投资管理，完善外汇管理政策，提高审批效率，也是接下来促进民营企业海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从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根据CCG的梳理，2012～2016年跨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2016年再创新高，总量达到772起。在绿地投资方面，2016年绿地投资的投资笔数与投资金额，与2015年相比都有所下降。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与深入，加之“中国制造2025”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专注于提升品牌、核心技术和市场的共赢。另外，近年绿地投资逐步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发达国家，企业更多是考虑获得国际市场以及全球资源，接触先进研发成果、生产技术以及成熟的管理经验，以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从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来看，制造业对外投资势头依然强劲，占总投资比重的1/3以上。特别是重视对欧洲等发达区域的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另外，2016年中国标准“走出去”成亮点，并体现在不同行业之中。例如，中国港口技术不断发展海外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建设标准、技术的国际化进程。

CCG分析，随着中国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海外投资也从能源类投资向高端制造、品牌和技术类投资转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开始注重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另外，华为、中兴等企业也开始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首先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国企作为第一梯队，率先进入东道国市场，带动上下游产品制造为主的第二梯队跟进。在此基础上，带动科技、服务、资本逐渐成为第三梯队的新力量。

CCG分析，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小幅回落，主要是在我国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而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投资较为集中在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电信等大规模产业领域，投资回报很难在短期内显现。另外，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也开始加快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脚步，逐渐形成梯队式投资模式。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互相合作，将是助力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健康发展的新契机。

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为获得海外先进的研发技术、知名品牌、高端人才、海外资源、市场渠道、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中企全球化发展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更是全产业链上的全面发展布局，以提升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国际化水平为抓手，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报告认为，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在全球范围内战略布局、调动资源配置等企业活动将逐步增多，加速全产业链上的全球化发展，是中企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战略之一。

调查显示，多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开始重视本土化战略发展，重视与当地协同发展。

CCG认为，企业全球化的成功，来自本土化的能力。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已经开始重视与当地社会的沟通能力、提升与当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组织的协助能力、有意识地提高在不同市场因地制宜的经营能力。企业植根于当地，与当地人民构筑信赖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税收，同时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调查显示，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CCG认为，以园区输出模式的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方式。为企业“抱团出海”提供新平台，可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梯次输出式的“抱团出海”，可以有效推进全产业链配套“走出去”，在海外形成中国价值链，既降低了科技企业“走出去”的市场风险，也丰富了大型企业综合服务的技术含量，全面提升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的产业力量。

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的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

CCG分析，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品牌战略意识随之加强。目前，国家电网、工商银行、腾讯、海尔、中国移动、华为、联想等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形象，提升了自身知名度与国际竞争力。接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有意识的通过打造全球知名品牌，收购海外知名品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在提升产品“硬实力”的同时打造品牌“软实力”，是提高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

企业经营管理不完善、企业融资困难、沿线国家市场不成熟、企业人才储备缺乏、中介服务机构乏力、地域投资风险和政治风险系数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出现外资准入门槛高、设置投资隐形壁垒的主要原因。

对此，报告建议，企业方面，建立国际化管理模式、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增强形象与品牌战略；政府方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总规划、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做好风险评估应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另外，建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视尽职调查、投资情绪过热、东道国保护主义、服务机构国际化水平低等，是导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提出了解决建议。企业方面应增强法律意识，注重监管信息和相关法律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政府方面需加强海外投资立法、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另外，律所、行业协会方面要“走出去”、积极构建国际化团队、成立相关专业委员会扩大国内外交流。提升对外法务的服务能力。

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CCG认为，传统销售方式不适应、物流清关报税体系不成熟、售后体验难保证、监管问题突出是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提出了解决建议。企业方面要不断健全供应链体系、完善售后服务和用户体验、加强商家审核监督能力；政府方面要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定跨境电商国际经贸规则；另外，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需联手，为跨境电子开辟绿色通道

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成本高、研发投入和人才供给不足是“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提出了解决建议。企业方面，要加速抢占新技术蓝海、创新投资模式、打造“世界品牌”战略；政府方面也要引导境外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完善教育结构引进高端人才。

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特别是缺乏整体的规划以及合理的企业资源配置，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CCG认为，中国海外产业园区建设周期长、融资难、缺乏园区人才、发展模式“封闭化”，是其出现空心化现象、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建议，企业方面，需对接东道国发展战略、多元融资精细招商、培养园区人才、树立企业责任、尊重当地习俗；政府方面要建立产业园区工作组、完善服务体系、建立战略示范园区、加强人才培养。

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CCG认为，金融市场不成熟、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申贷门槛高、信息不对称等是海外发展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瓶颈的主要原因。

为此，CCG建议，企业方面需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担保贷款额度、构建信用强企；政府方面需要发展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增强融资服务作用；另外，相关金融机构也要创新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建立多元金融机构平台。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文章选自哈佛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