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化》2017年第十期  作者：孟刚  转自：丝路智谷研究院  

英镑、美元、日元和欧元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从贸易、投资、金融、政府等角度研究以上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对“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应当夯实国内经济基础，稳中求进，和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加强经济和金融合作，优化投资和贸易环境，强化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职能。 

1.“日不落帝国”的坚实基础

英镑占全球主导地位的时间，从英国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至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正式建立为止。英镑的国际化基本结束了之前各国货币各自独立运行的松散状态,标志着全球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初建立。英镑的国际化，归功于以机器代替手工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英国奠定的坚实政治经济基础，以及英国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开展的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

2.综合国力和英镑地位的双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开始走向衰落，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上一度出现英镑和美元共同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情况。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建立，美元确定了霸主地位，成为全球唯一的主导性国际货币。1949年9月，英镑一次性贬值30.5%，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1940年的固定汇率1:4.03跌至1：2.8左右。但是英镑并没有就此退出世界货币体系的历史舞台，仍然在区域化基础上居于国际次要位置。

1.全球第一的国际贸易地位

1860年，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在全球占比达到了近50%。1870年，英国的经济总量高达世界的9.1%。海外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贸易市场，国内过剩产品得以通过跨境贸易的方式销往海外。英国拥有了雄厚的资金和领先的技术后，向相关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又进一步巩固了贸易大国的地位。1880年，英国的国际贸易总额在全球占比约为40%。英镑被广泛使用，海外影响力大幅增加，保值能力和交易能力得到各国认可。

2.英镑的贸易计价结算职能突出

18世纪50年代，英国实现了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向自由贸易的转型。英国的全球自由贸易政策成为英镑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量。1860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贸易协定《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和欧洲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的贸易协定，构筑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全面区域贸易网络。以贸易便利化为理由，英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国家被要求以英镑计价结算。英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大大强化了英镑的支付和流通等国际货币职能。

1.对外投资是英镑国际化的推动力量

英国的对外投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式建立欧洲自由贸易网络之前，英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国家，投资方式很多是政府贷款，投资领域主要是在铁路、钢铁和煤炭等行业；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对外投资以美洲等英属殖民地为重点，总额逐渐居于世界首位，一战前夕已经超过4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占当时主要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2.对外投资的负面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对外投资获得高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由于工业革命开始较早，英国很多老工业部门的设备陈旧，新技术未被充分利用，大量资本投资海外后，国内的技术装备不能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美国和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本国工业，新兴产业迅速赶超了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十年，英国逐渐丧失了全球工业垄断地位,丧失了“世界工厂”地位。

1.金融国际化带来的英镑优势地位

1694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1816年，英国政府公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率先实行金本位制，规定1英镑含7.32238克黄金，英镑和黄金可以自由兑换。1826年，英国政府公布了《银行法》，鼓励设立股份制银行，逐步开始大力推动英镑的跨境贷款。1844年，英国政府公布了《银行特许法》，将维护英镑的可兑换性确定为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授权中央银行和各国央行开展货币互换等合作。

2.英国央行的重要作用

英镑国际化过程中，英国央行发挥了巨大作用。英国央行保持较低的黄金储备，充分借助货币发行权力以及货币政策影响英镑的市场利率和流动性，灵活调节国际收支，成功引导了各国对英镑的预期，奠定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货币互换等金融合作，英国央行有效化解了多起英镑的贬值、支付等信用危机。英国和其他国家央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了海外非居民使用英镑的积极性，增加了海外各国的英镑货币存量。

英国政府在成功推进英镑国际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政治经济基础。英国政府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发展成为近代工业革命领袖。（2）自由贸易。英国政府大力倡导自由贸易主义，将优势产品输出到国外，形成了以英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3）金融体系。英国政府建立了先进的金融机构体系，将积累的财富以资本的形式对外投资到各国。（4）央行作用。英国政府确定了央行推进英镑国际化的重要职能。

1.综合国力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

美元的国际化起步于1879年实施金本位制。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美元从全球法律制度层面被确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成为凌驾于其他货币之上的特殊国际货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财富，最高峰时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0%，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体。

2.绝对主导货币地位的削弱

1973年，在经历了两次美元危机后，美国宣布放弃了运行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6年，在IMF推动下，各国达成共识，形成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新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独自垄断各国外汇储备的地位不复存在，国际地位明显被削弱。但是目前，美元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被广泛使用，石油和黄金等重要商品仍以美元计价，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比例始终维持在60%以上。

1.国际贸易的货币依赖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凭借后发优势，加速实现工业化，经济迅猛增长，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从1870年的8%上升到了1913年的1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工业大国，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程度和英镑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1913年，全世界35个主要国家所持有的外汇中，英镑占比达到38%，美元比例则不足5%。

2.历史机遇结束了货币惯性

战争贸易极大地刺激了全球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一战期间，美国大做军用物资生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二战期间，美国出口贸易额从1937年的33.1亿美元增加到了1945年的99亿美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同期的出口贸易额则从263亿美元大幅跌落到18.2亿美元。1947年，23个国家共同签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威地位。

1.对外投资的关键作用

一战期间，美国为英法等国提供了大规模信贷以购买战争物资，成为国际贷款人。191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达到世界首位，海外净资产为125.62亿美元。二战期间，美国向同盟国提供了大约380亿美元信贷，有效增加了美元的境外流动性。1947年7月，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开展了一系列捐赠、资助和贷款活动，最终金额总计达到了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总援助的比例高达88%，其余为贷款。

2.马歇尔计划效果显著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到完成，历经四年时间，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既是为了稳定西欧的政治和经济，防止前苏联进一步向欧洲扩张，又有消化国内过剩生产能力，调整畸形的战时经济结构的现实需要。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美国获得了大量对西欧各国的货物、货币、劳务输出的出口份额，美元成为西欧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以促进美国和西欧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国际体系和秩序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

1.坚实的金融合作基础

美元国际化有着坚实的金融合作基础。一是美国在推行“美元战略”初期，实施金本位制，美元币值稳定。二是美国央行在成立后的10年就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元跻身于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货币行列。三是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完善，在广度、深度、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等方面都是世界一流。四是美国抓住了战争带来的历史机遇，大规模输出美元资产，有效增加了美元的境外流动性。五是美国主导了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建设。

2.贸易和金融计价结算的突破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以美元为国际贸易结算单位的贸易承兑汇票，纽约逐步成为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元在贸易融资中的使用超过英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金融合作对美元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得到了充分体现，最终确定了美元绝对权威的国际货币地位。由于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开放发达，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元债券的形式持有，全球私人储备中很大比例也都是美元证券。

除了历史机遇，美元国际化归因于美国政府的正确战略和长期努力。（1）坚定推动美元国际化。美国政府在20世纪初先后成立“国际货币委员会”和美联储，全力促进美元国际化。（2）大力发展美元金融市场，推动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3）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规则确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威地位。（4）克服“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巩固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核心国际货币地位。

1.日元国际化的“昙花一现”

日元国际化的最大特点是“昙花一现”后走向衰落。1968年，日本GDP位居世界第二，并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贷款国和债权国。日元呈现强势货币态势，在两次美元危机中表现稳健，国际金融市场日益增加对日元的需求。但是日本政府始终对日元国际化犹豫不决。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以经济金融自由化全面启动日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进入快速发展期。

2.泡沫经济结束了日元国际化道路

1985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持续升值，泡沫经济开始，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跌幅超过40%。之后不久，日本房地产价格暴跌，跌幅超过46%。经济出现了长达10余年之久的衰退，日元国际化道路严重受挫。1999年至2003年期间，日本政府提出“亚元”设想，但是日本支撑日元国际化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日元国际化的最佳时机已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1.日元国际化的重要制约因素

制约日元国际化道路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日元在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职能发展滞后。二战后，日本确定了“贸易立国”战略，大力发展石油化学、钢铁、有色金属及机械等产业，实现了日本经济的重化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了回避和美欧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提高了和亚洲各国的贸易额比重。日元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结算比例始终大幅低于美元、欧元和英镑等，是国际化受挫的重要原因。

2.在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职能滞后的原因

日元在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职能滞后有多重原因。一是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美元计价结算的依存度过高。二是日元在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交易量没有形成规模上的质变。东南亚国家的最终制成品主要出口到美欧国家，日元无法取代美元。三是日元价格大起大落。为了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日本企业在销售差异性小、国际竞争激烈的出口产品时，不得已选择了美元计价结算。

1.对外投资风险累积动摇了日元国际化的基础

日本对外投资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以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为日本换取了大量海外资源，缓解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瓶颈。70年代，日本加大了在海外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投资力度。伴随着制造业的大规模外移，日本产业空洞化现象也逐渐产生。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的巨额资金涌入美国，大量购买房产和金融资产，增加了投资风险，促进了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彻底终结了日元国际化的道路。

2.金融自由化太急对日元国际化有害无益

日本政府忽视了国内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屈从于美国政府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升值的施压，没有及时纠正日本企业在海外过度扩张和盲目投资房地产及高风险金融资产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日本政府在宏观管理上存在重大失误，对经济危机的化解措施不得当，从而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是日元国际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的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早已完成，但日元国际化并没有成功。

1. 货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时启动

日元国际化是和日本金融体系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同步进行的。二战后到70年代末，日本在工业化国家中金融体系管制最为严格。1984年，日本企业可自由兑换外币和日元。1986年，日本建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取消了对外资流出的限制。1996年，日本实施“金融体系改革计划”，在银行、证券、保险同时放松管制，实现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2000年，日本通过“清迈协议”，奠定了东亚地区区域货币合作框架。

2.金融合作的主要特点

日元国际化的金融合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货币、股票和债券市场都走向了国际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道路。二是加强日元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初期通过离岸市场隔离和保护国内金融体系。三是按照从大额到小额、从贷款利率到存款利率的原则，彻底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四是取消对居民和非居民资本流动的管制，彻底完成了资本账户开放。五是尝试日元区域化合作，但是由于经济衰退和美元使用惯性，未能如愿以偿。

日本政府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60至70年代。担心“日元的国际化将搅乱国内金融政策”，持消极态度。（2）20世纪80年代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在美国政府不断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情况下，认为“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应对日元国际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问题进行不懈的努力”。（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意识到紧盯美元和过度依赖美元的高度风险，力图实现“日元亚洲化战略”。

1.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1999年，欧元启动发行，由欧洲中央银行和各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负责管理。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并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重要角色。欧元的诞生，得益于欧元之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把这一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欧元成为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非主权国际货币。

2.欧元诞生的区域合作基础

欧元是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二战后，欧洲经济百废待兴，欧洲决策者们选择了“统一欧洲”的复兴道路。1965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成为1993年成立的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的主要支柱。在欧盟主导下，欧元正式取代了欧元区各国原有货币，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主导货币。

1.区域内贸易活跃是欧元国际化基础

1980年至1991年，德国出口比重居世界前两位。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内部贸易额从1960年的103亿美元骤增到1973年的1229亿美元，在1999年欧元诞生之前，则达到了8702亿美元。欧元诞生后，欧元区国家紧密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国际贸易中欧元结算的比重，引导欧洲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欧洲境外的并购等商业活动中以欧元结算。2008年，欧元区内部贸易额增长到了20092亿美元。

2.欧元对区域贸易合作的促进作用

欧元流通前10年，欧元区内部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是2.9%，欧元流通后10年，年平均增长率则达到了近9.7%，占全球贸易总量基本上保持在15%-30%左右。1990年至1998年，欧元区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年平均增幅分别约为16.01%和17.12%，内部贸易增长速度稍落后于对外贸易。欧元流通后的10年，货币一体化的贸易效应显著，欧元区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对外贸易，分别约为25.66%和21.27%。

1.德国对外投资合作打下了基础

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国家通过积极对外投资，快速产生资本流动效应，促进了商品和劳务的输出，为德国马克和欧元的国际化打下了基础。德国对外投资起步于50年代初期，规模增长较慢，截止至1980年累计为740亿马克。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流动性增强，全球产业转移加速，德国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截止至1999年，德国对外投资达4054亿欧元（1欧元约等于1.9558马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之一。

2.欧元区投资合作奠定了欧元区域化基础

德国对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度始终居首位，促进了欧元区国家经济的高度依赖和相互渗透，奠定了欧元的区域化基础。截止至1999年，德国对外投资中，在欧盟国家的投资额最高，达到1803亿欧元，占德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4.5%。德国在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在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和贸易。与此同时，外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中60.3%来自欧盟国家，达到1351亿欧元。

1. 金融合作促进货币国际化

1950年，欧洲16国建立了欧洲支付同盟，目的在于解决各国之间货币结算和自由兑换问题。1979年，在德国和法国倡议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8个成员国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以德国马克为主，将八国货币汇率彼此固定，共同应对美元浮动。这标志着欧洲各国合作又向货币一体化迈进了一大步，为欧元的推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货币稳定局面。

2.欧元区独具特色的金融市场

1997年，欧盟建立由欧洲中央银行和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符合标准的欧元区国家开始启用欧元，将本币和欧元汇率固定，从1999年欧元启动到2002年正式流通设置了三年过渡期。欧元区国家授权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行使货币政策，接管外汇储备，维护欧元币值稳定。欧元区国家拥有广度、深度和流动性都非常好的金融市场，为欧元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外汇交易货币创造了条件。

欧元是欧洲各国政府合作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典范之作。（1）德国等欧洲大国政府积极推动。德国马克的国际化是欧元国际化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前提。（2）欧洲各国政府形成经济联盟。为了防范货币风险，欧洲各国主动构建区域性经济和货币合作机制。（3）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协调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超国家金融机构，成功实现了在欧元区内行使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对外汇率政策的目标。

1.始终以国内经济稳健发展为前提

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告诉我们，货币国际化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规律，是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国内经济稳健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和长久的前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抓住机遇，但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对国内经济稳健发展带来冲击。因此，在国内外对人民币国际化呼声日益强烈的舆论环境下，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稳中求进，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牢固树立国内经济优先稳健发展的理念,对外投资要严防国内产业空心化，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

2.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人民币币值不稳，将影响各国预期，对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投资、储备货币存在顾虑，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投机资本快进快出和爆炒人民币情况，严重危害国内经济健康发展。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英镑的大幅贬值还是日元的大幅升值，都对这两个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挫伤了英镑和日元的国际化。为了化解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非正当干扰压力，应当借鉴德国马克和欧元的区域化经验，通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融资区域合作，形成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分担人民币过度波动压力，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

3.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将有效促进货币国际化，但是如果调控失控，也将对该国经济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冲击。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告诉我们，资本项目开放至关重要，将影响该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但并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性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金融领域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够、在岸和离岸金融市场都欠发达、跨境金融监管经验有待丰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等。当前，在“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当以提高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职能、创新发展人民币金融资产品种、建设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金融中心等为重点，加快解决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上述短板，稳步推进有管理的资本项目开放。

4.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框架

日元国际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对美国依赖过重，早期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合作,等到后期抛出“亚元”概念时，为时已晚。英国的最大宗主国地位决定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密经济合作为英镑国际化奠定了基础。欧元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则是欧元区国家自始至终就紧密合作，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使得各国间要素流动性较高，货币国际化水到渠成。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和各国经贸关系紧密，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健康调整，整个产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具备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优势产能和扩大贸易合作的条件。因此，中国应当借鉴国际货币经验，积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经济合作框架，必要时成立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多边机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约压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区域合作基础。

5.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央行合作组织

英镑、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都离不开以本国央行为主的，各国央行紧密合作的推动力量。因此，“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要尽快形成沿线国家央行广泛参与，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基础扎实，对中国投资、贸易和资本的期望值和依赖程度都很高。中国应当抓住当前有力时机，推动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央行合作组织，力争形成沿线国家央行广泛参与并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投融资和贸易合作便利化，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职能。

6.对接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支付系统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很多国家的人民币货币支付系统尚不健全，已经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制约。在笔者工作过的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居民”还是“非居民”，在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尚属难事，更无须谈人民币流通和支付，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等人民币国际化职能更是纸上谈兵。欧盟国家货币一体化成功启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欧洲16国早在1950年就共同成立了欧洲支付联盟，有效解决了各国之间货币结算和自由兑换等问题。因此，应当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尽快对接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支付系统，为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等所需的人民币资金流动打通渠道。此外，应当借鉴美国的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HIPS），以商业化运营模式，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并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hina National Advanced Payment System，CNAPS）进行最终清算，提高清算效率，降低清算成本，全面监控人民币跨境交易，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保障，让人民币资本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享有应有的便利。

7.在沿线国家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涵盖亚非欧地区，65个沿线国家的总人口超过44亿，占世界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及贸易合作中，中国应当规划先行，顺势引导，吸取英、美、德、日等国的货币国际化经验，整合上下游资源，高中低端产业合理布局，推广人民币计价结算，注入人民币资本，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投资和贸易环境。中国应当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达国家及沿线国家充分沟通，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同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投资和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在“一带一路”沿线营造快速和高效的通商环境，让沿线国家获得更多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收益，进而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基础，将源于中国的供应链运转得更加平稳，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8.以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协议固化政策沟通成果

在对外投资和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应当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将成果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化，签署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协议，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更为扎实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基础，更好地实现人民币计价结算、交易、储备等职能。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与30个国家政府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中国商务部与60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期间，共同发布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合作倡议。以此为基础，中国应当继续推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签署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协议，鼓励和引导人民币在投资和贸易活动中的使用。

9.以人民币专项贷款（基金）引导资金支持重大项目

以本币开展对外投资和援助，促进本币国际化是英镑、美元、日元和欧元实现国际化的通用手段。2017年5月，中国宣布向“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给丝路基金新注资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初步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设立2500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1300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人民币专项贷款（基金）的支持力度，不仅能解决“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初期的资金缺口问题，还可以促使沿线国家尽快完善人民币资金支付系统，形成良好预期，引导境内外民间资本将更多人民币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境外人民币的资金池和流动性，形成更大的投资虹吸效应。

10.成立全国“一带一路”专门机构，促进优先使用人民币

分析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成功多在于本币在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使用比例较大，失败则在于本币在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中计价和结算等职能较弱。目前，人民币的使用和中国全球“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主要依靠美元、欧元等计价结算，人民币和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还不能直接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较低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合作便利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应当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统筹领导优势，考虑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机构化和常态化，统一协调行使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发改委、国税总局等部门的“一带一路”有关职能，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清除人民币使用的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障碍，出台鼓励在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优先使用人民币的政策制度，采取优先融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引导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优先使用人民币。

11.推动沿线国家的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

大宗商品（Bulk Stock）是国际贸易的领头羊，主要包括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矿石和大宗农产品等。其中，石油交易是最为重要和频繁的标杆性交易。日元国际化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计价结算职能未能充分体现。美国是石油消费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与沙特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将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自此用美元牢牢控制了国际石油贸易的计价结算、石油金融和很多石油产地国家，虽然不是欧佩克成员国，但是对于全球石油价格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宗商品交易是国际贸易领域实现货币替换的关键，具有极强的货币使用惯性。伊拉克和伊朗曾经尝试用非美元进行石油贸易计价结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治层面更迭动荡，最终无果而终。2015年，中国和俄罗斯成功尝试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2016年，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石油进口国。以此为起点，中国应当发挥投融资等综合优势，在沙特、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动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提高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职能。

12.引导跨境电商在沿线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英镑和美元等国际化的路径之一，就是在时代背景下，通过引领创新等方式，走在了国际贸易计价结算的前列。跨境电商融合了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的优势，能够有效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我国在跨境电商方面成果显著，培育出了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形成了一套适应和引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2015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5.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6%。其中跨境出口交易4.49万亿元，跨境进口交易9072亿元，杭州成为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6年初，广州、深圳、天津、上海、重庆、大连等12个市新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复制推广杭州的“六大体系、两大平台”经验做法。我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能够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易于过渡到人民币和合作国本币共同计价结算的模式，使得消费者在新的购物方式下逐渐形成货币依赖性，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潜力巨大。

13.加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和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建设

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职能，中国需要和其他国际货币国家一样，打造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在国内资本项目有管理的可兑换情况下，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创新人民币金融产品，推动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的互联互通，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路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人民币金融产品需求凸显，比如企业可以用离岸市场的银行人民币固定存款或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资产进行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银行可以在离岸市场开发人民币货币基金产品、人民币计价衍生产品和人民币外汇交易类产品等，满足全球客户的投资需求，吸引境外银行、非银行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因此，中国应当在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国际结算、外汇买卖、债券发行、国际清算、国际信贷等传统跨境业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人民币投资和融资类相关产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驱动、投资计价驱动及金融产品创新驱动等多层次发展模式。

14.以货币互换推动人民币的投资和外汇储备职能

历史上，英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合作有效化解了英镑信用危机。日本通过货币互换合作构建了东亚地区区域性货币合作框架。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超过21个国家和地区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过万亿元。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除了互相提供流动性支持外，还能够促进人民币作为双边贸易结算货币，促进以人民币计价进行直接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储备货币是指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存款，主要由政府或官方机构作为外汇储备持有。2010年9月，马来西亚央行在香港购买了价值1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作为其外汇储备，这是人民币首次成为其他国家央行的储备货币。截至2016年12月，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库中，人民币资产占比为1.07%，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近年来，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美元流动性不足情况，因此对我国提供流动性支持的需求很强烈。以货币互换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15.增加“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清算行和代理行数量

借鉴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国际化经验，形成一定规模的海外存量是货币在国际市场循环流动的基础。因此，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清算和中国国内清算业务分开处理，完善海外人民币业务清算网络，建立高效的人民币资金清算渠道。截至2017年5月，中国已经在全球设立了23个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其中只有7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的迫切需要，不少企业由于清算和结算渠道成本过高而放弃了以人民币结算。为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统筹运用好人民币资金，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资金使用效率，应当尽快在更多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在不具备条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应当积极推行“代理行”模式，允许和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在中资银行的境内或海外机构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为使用人民币资金支持“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和金融合作提供更大便利。

16.加快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

几大国际货币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就是所在国银行业高度发达，全球化程度高。这些国家银行业能够在全球蓬勃发展，就是通过为本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如，1959年，英国汇丰集团所属的汇丰银行收购了中东英格兰银行进军中东市场，1978年在沙特成立沙特英国银行，1982年在埃及成立埃及英国银行。1976年至1979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相继在十几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在1988年之前，又向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12个国家扩张。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德意志银行员工已经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工作过。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发展迅猛，4家跃居全球十大银行之列，分支机构布局和日本银行业类似，主要集中在全世界金融最发达或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出现“滞后”状态，缺乏分支机构网点。当前，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发展迅速，中国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银政企合作平台，以政府政策指导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尽快因地制宜的成立分支机构、设计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控制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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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刚 | 丝路智谷研究院 学术委员

国家开发银行开罗代表处代表，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澳大利亚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著作《中国在澳大利亚“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