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听说了北京银行‘娃娃股东’的争论。”9月16日，85岁的刘振(化名)表示。刘老的老伴用玻璃罐头瓶亲手为来访的记者倒上了杯白开水。

　　一套60多平米的二居室就是两位老人安享晚年的住所。“我们会经常去孩子那里住住。”刘振说。

　　走在街头，很多人可能都会将二老看作是安享晚年的退休干部，但是没人会将他们同身家千万的富翁联系在一起。两位老人共持有北京银行(601169.SH)近70万股份，按照目前北京银行的股价，二老身家超过了1400万。

　　而二老的两个女儿，及其两个外孙都持有北京银行的股份，其中现年22岁的小外孙持有北京银行约40万股，23岁的大外孙约持有北京银行15万股。10月9日，有媒体报道称，北京银行股东中出现了上千名“娃娃”股东，这些股东在1997年北京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均未成年。刘振的两个外孙亦属于此列。

　　10月10日，北京银行针对报道发布了澄清公告，指媒体上述结论有误，并承认该行确实存在未年成人股东的情况，主要由历史原因造成。公告称，在北京银行IPO前股东中未成年的自然人股东共有84人，其中67人是由信用社股东直接转为北京银行股东。刘振一家三代人的持股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一家三代人持股

　　刘振是个“老银行”，“我从1949年开始工作时就在银行工作。”刘振回忆，“直到1988年68岁才退休，前后在银行系统工作了39年。”

　　刘振先后在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工作过，退休时是高级会计师职称。“退休了我们也闲不住，当时人民银行鼓励做城市信用社，信用社就是缩小的银行，我们一共三个人都是高级职称，业务上也很熟悉，就准备发起成立城市信用社。”

　　当时城市信用社属于新生事物，“当时我们到处求人入股，入点吧，入点吧。最后凑了二三十万块。那个时候单位入股、个人入股也好，都是出于帮忙的性质。”刘振介绍。

　　刘振介绍，他当时在银行负责外勤，主要是做部委和大的国有企业的现金管理，检查单位的现金执行情况，所以和单位的财务部比较熟悉。“而且我当时就没有吃过这些单位的饭，所以这些单位对我很尊敬，关系也很好。所以在做信用社的时候这些单位都很支持，最初发起人就是附近的五家单位。”

　　“你是发起人，你得有招股的号召力。中央单位你都拉了点股，那你自家呢，你得尽全力，这样才能表现大家心系在一起了。”刘振表示，“我们家所有的家属都入了股，说明我们家里都尽力了，对信用社是个体面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刘振及其家人都入股了信用社。“当时我们的孩子都工作了，也拿了点出来。”

　　刘振的老伴解释，后来入股写外孙的名字只是为了以后给孩子们读书提供一些资助。

　　刘振老伴介绍，当时也有其他成立信用社的熟人来拉他们入股的。“最早成立的是沙滩信用社，熟人来了三次，希望我们入股，我跟孩子们说，我们凑凑帮助沙滩信用社入股。最后凑了500块钱。”

　　由于都是老银行的人在经营，并且和周边的机关企业都很熟，刘振参与创办的信用社经营得非常顺利。“当时信用社还没开张呢，几百万的存款就进来。那个时候利差也比较高，国债年息14.5%，也比较好干。后来信用社发展到几千万块存款，效益就比较好了。”刘振回忆。

　　刘振表示，“开始的时候，谁入股信用社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信用社好起来后，我们是希望员工收入与单位效益挂钩，增加员工的积极性。”

　　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刘振所在信用社实施了全员持股，根据员工入社的时间分配不同的持股数量，当时50多名员工都参与持股。

　　1997年，刘振所在信用社与北京市其他89家城市信用社一起合并成立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招股说明书显示，刘振所在信用社经清产核资后，净资产在90家城市信用社中排在前5位。

　　刘振介绍，最后清算时，信用社的原始股的股东权益涨了28倍。而在此前8年的经营中，信用社每年都有分红，并入合作银行前最后一次发放的股息是10.38元/股。“早知道(上市)，当初的股息还不如都折入股了。那时候折入股，现在更了不得。”刘振说。

　　刘振不愿透露其一家三代人在北京银行的持股金额。但据他估计，在经历多次增股、送红股、上市之后，如今他们一家帐上所显示的持股金额相比当初的原始投入已增值近千倍。
　　第四次增资背景

　　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显示，身份证信息显示出生于1984年的吴振鹏持股量为北京银行自然人持股第一，其持有500万股北京银行股份，目前市值逾1亿元。招股说明书显示，吴振鹏是2004年入股，当时吴本人年仅20岁。

　　北京银行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在该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中有九大股东都是第四次增资扩股的时候进去的。2004年，北京银行进行第四次增资扩股，最终将股本由28亿元扩至50亿元。

　　对此，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解释称，第四次增资扩股“非员工股东532名，持有股份100355701股，这些非员工自然人股东主要是对本行有一定认识并且对本行的发展有信心的自然人，通过本行的部分支行、员工进行营销工作发展而来的。”

　　“当时本行中关村案件造成的67亿元不良资产尚未化解，许多人仍不看好北京银行未来发展。”北京银行上述澄清公告如是表示。

　　对于记者对第四次增资扩股的疑问，北京银行人士表示，与其他银行不同，北京银行没有经历过不良资产剥离，完全靠自身利润消化不良资产。在第四次增资扩股前的2004年财务数据相当不好看。招股说明书显示，2004年年底北京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3.81%，资本充足率为5.01%，不良贷款率为4.53%。

　　但当时银行需要增加资本实力，只能靠银行到处营销、做工作，所以第四次增资扩股的股东也是出于对北京银行发展的支持而进入的。

　　而与上述北京银行人士观点相异，本报记者在走访北京银行老股东时发现，2004年时的北京银行，引入战投以及未来上市规划均已较为成型，彼时，能增持或购入北京银行股份“已经很难”。

　　历史下的蛋

　　事实上，除却沸沸扬扬的北京银行“娃娃股东”与城市信用社前身脱不开干系，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中那些庞杂的法人股东，亦是这段历史前缘的结果。

　　据刘振介绍，尽管当时无论企业还是个人，积蓄都不是很多，但在成立城市信用社的时候，出于对工作的支持，周围的机关企业在存款的同时，也成了信用社的原始股东。

　　“那个时候最基本的股东有5家单位，煤炭科学院、建筑科学研究院以及当地一些大机关，各自都拿一万元、两万元的，加上员工和员工家属以及自然人股东，整个信用社凑起来总股本也就是30万元左右。”刘振如是说。

　　另外，当时由于部委无法入股，所以多以部委下属的劳动服务中心和三产副业机构作为参股主体，这也是如今北京银行股东中众多“某某机构劳动服务中心”和“某某机构劳动管理公司”来源的历史原因。

　　此外，随着时间的蔓延，当年的这些参股主体日益分化、合并、消亡，从而造成今天北京银行法人股东繁杂的现实。目前，北京银行的国有法人股东和非国有法人股东多达721家。

　　信用社前身形成的员工持股传统，对北京银行的内部激励有着正面的意义。但信用社时期造成的历史问题，也使北京银行隐藏着一定的风险。

　　中金公司9月28日出具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北京银行的历史遗留问题令资产质量面临风险。

　　报告认为，北京银行的前身，北京各区城市信用社时期的业务“以流动性资金贷款为主，不良率较高。”截至2007年一季度末，流动资金贷款的不良余额为32.6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比重高达71.4%，不良率高达6.5%，其中约57.8%是2006年以前发放的业务。

　　“从不良贷款行业分布上看，贸易行业不良贷款占公司贷款不良总额的比重比40.1%，不良率高达20.7%，大部分也是城市信用社遗留问题。”报告如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