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龙:软实力的评估路径与中国软实力的吸引力

游国龙 | 2017-10-27 15:19 3002

作者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与国家行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福建省泉州市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作者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与国家行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福建省泉州市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厦门市台湾特聘专才,主要研究心理文化学与国家行为、华侨华人问题等


内容提要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Nye,J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价值观、文化、制度方面的吸引力。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针,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传播能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建设等发展方向。


国家软实力战略提出至今10年来,中国注重塑造、宣传国家形象,并利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2016年杭州G20峰会等机会和场合,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新发展成就。


但是,其软实力如今究竟处于什么水平,是已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仍远远落后于它们?在一些权威机构公布的软实力指数调查中,软实力不只落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不及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小国。


2017年,在美国波特兰公关公司(Portland Communications)公布的软实力30强(soft power30)中,排在第25位。然而,一些全球性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显示,中国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喜爱。例如,2017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受喜爱的程度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软实力的调查,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本文意在厘清这个问题,探讨软实力的评估路径和量化统计方式,以便恰当评估中国的软实力,并找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1、软实力评估的路径


软实力(soft power)与经济、军事那样的硬实力有很大不同,它看不见、摸不着。约瑟夫·奈给软实力下过几种定义,在国家层面,指的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在人际关系层面,是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在行为术语中,就是能吸引人的力量。


他曾指出若干软实力的潜在资源,如美国的跨国企业、奢侈品牌、世界一流大学、吸引外国移民数量、获得诺贝尔奖数量等。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评估一个国家软实力水平的具体可行办法。许多人认为美国的软实力强于中国,但如果追问美国的软实力领先中国多少,则很少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这是因为软实力涉及了人的情感因素。学界一般认为,它无法量化,难以被测定和衡量。然而,仍有一些学者不畏艰难,尝试对国家的软实力展开评估,目前大致有两个评估路径。其一是对某一国家所具有的特点进行量化统计;其二是开展全球性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了解众人对某一国家的评价,并挖掘其软实力特点。前者是假定已知某一国家的软实力特点,后者则是尝试挖掘其特点。两者的着力点并不相同。


国际上量化统计式软实力评估的机构数量不少,但较有影响和认可度的不多,主要来自几个大国。在中国,清华大学阎学通团队2008年对中美两国的软实力进行比较,这大概是最早的软实力量化统计尝试。他们的统计指标包括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对国内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对国内社会下层的动员力等6项,据此估算出中国的软实力约为美国的1/3。


在俄罗斯,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Skolkovo——E&Y Institute)于2010年曾根据全球性一流大学数量、接纳移民人数、入境旅游人数、传媒产品出口数量、二氧化碳排放量、选民参选率等指数,对中、美、英、法等14个国家进行估算,最后计算出软实力分值,美国得87分、名列第1,中国得30.7分、排名第8。在英国,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于2010年起进行过三次软实力评估,评估对象包括数十个国家,量化统计指标包括文化、政府、教育、企业创新、外交政策等五个方面,不过各次估算的国家总数和计算方式都有不同。


2010年,估算对象是26个国家,英、法均得1.64分,并列第一,中国得0.80分,排名第17;2011年,估算30个国家,美国得7.41分、排名从第3晋升到第1,中国得3.74分、排名第20;⑨2013年,估算40个国家,英国反超美国而得7.289分、排名第1,中国得4.237分、排名第22。在美国,宏盟集团旗下波特兰公关公司从2015年起进行了三次软实力调研,公布“软实力30强”排名(softpower30)。它的评估涉及文化、数字化、教育、外交、企业、政府等六个方面,依据约70个指标。在2015年公布的软实力30强中,英国以75.61分排名第一,中国只得40.85分、排名30;在2016年的软实力30强中,美国77.96分排在第一,中国稍好于上年,得45.04分、排第28;2017年最新数据显示,法国以75.75分排在第一,中国以50.50分排在第25。


以上这些机构统计的数据略有差别,所估算的国家数量不一,但公布的软实力评估结果有一些共同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可以引为参照标准。首先,欧美发达国家软实力排名遥遥领先于非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轮流占据第一名,属于全世界软实力最强国家;德国、加拿大、澳洲、瑞士、瑞典、荷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软实力也不弱。其次,非欧美国家中,日本软实力最强,表现不如美、英、法国,但与其他欧美国家并驾骑驱,排名约与瑞士、瑞典等国相当。再次,中国软实力表现很差。中国软实力排名或有一两次挤到中间偏后,但总体上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属于同一档次,在世界排名中处于垫底的位置。最后,新加坡与韩国在文化上与中国同质,经济增长因儒家文化而得益,这两国的软实力都在其之上。


问卷调查的评估重点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许多机构评估国家软实力时主要依据全球性大规模问卷调查。它们一方面尝试调查更多的对象,以提高国家软实力评估的信度,一方面扩大调查的内容以把握这些国家的软实力特点。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从2012年起连续四年发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报告》,针对国家形象、国民形象、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等问题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在《中国国家形象全球报告2012》中,它调查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马来西亚等六国2359个受访者。在怎么看待中国这个问题上,1/3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国家;其中,“最喜欢中国”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以南非为最高、超过50%,英国则有46%,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皆在40%左右,印度为32%。该传播研究中心在其他三个年份的调查中未再问询这个问题,而是重点挖掘中国软实力的元素。


北京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组两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民意调查。2011年,它设计了“中国文化印象调查”并委托美国的国际调查公司(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五国进行调查,发放有效问卷共6221份。在关于“最喜欢哪个国家”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德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具体来看,美国人、印度人、俄罗人最喜欢的国家都是中国,德国人对中国有也不错的评价,但日本人则持消极态度。而美国受到日本人的喜爱,但在俄罗斯人中为“极不喜欢”。德国则受到美国人、日本人的喜爱,但不受印度人喜欢。印度普遍不受喜爱。最不受欢迎的国家则是俄罗斯,它在上述几国的评价中一致垫底。2017年,北大课题组进行了深度研究,在美国、德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五国5046个受访者中,美国得到769票、超过中国的454票而成为最受喜爱的国家,其后是德国344票、日本307票、印度104票、俄罗斯86票。在这次问卷中,最受喜爱的国家增加到17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喜爱的程度并不低于欧洲国家,英国534票,稍微领先于中国,意大利457票和法国392票均与中国不相伯仲;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巴西70票、墨西哥74票、阿根廷24票,落后中国甚多;亚洲的韩国96票、印度尼西亚40票,与中国相距甚远。


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是全球范围内颇富盛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就影响美国及世界的态度、潮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发布有关讯息资料。2014、2015、2017三年,它公布了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大规模调查结果。就“喜欢中国”这个问题,该机构2014年对44个国家48643个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49%的受访者喜欢中国,32%相反。从洲别看,喜欢中国的受访者所占比例,非洲国家高达65%,然后依次是拉美50%、中东47%、亚洲38%、西欧38%、北美(美国)35%。该机构2015年调查了40个国家,受访者有45435人,喜欢中国的占55%,相反的有34%。以洲别来看,喜欢中国的受访者所占比例,非洲国家为70%、拉美56%、亚洲51%、中东42%、西欧41%,北美38%。2017年7月,皮尤中心公布了2011年2月16日至2017年5月8日六年间调查38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受访者总数415353人,比前两次多了约10倍,是历次调查中受访者数量最多的。这次调查显示,47%的人喜欢中国,37%相反。从洲别看,喜欢中国者所占比例,非洲国家为59%,然后依次是中东53%、拉丁美洲51%、北美46%,欧洲43%、亚洲34%。就国别而言,喜欢中国的受访者在俄罗斯多达70%。亚洲垫底的原因是越南与日本两国,其消极比例分别高达88%、83%,这一结果与前两次调查差别不大。这次调查显示,喜欢美国者占49%,喜欢中国者占47%;但不喜欢美国者占39%,中国占37%。换言之,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与美国旗鼓相当。


上述量化统计、问卷调查两个路径的中国软实力评估所得结果有很大的差异。在量化统计中,表现很差,连中间档都排不上;在问卷调查中,中国的表现却很好,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软实力强大的国家,应该会受到大多数人喜爱,二者之间应该是正相关关系,原本不应该出现受喜爱的国家在软实力的量化统计中表现很差的情况。在问卷调查中,中国的软实力并不比美国弱。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两个国家究竟孰强孰弱,但不应出现量化统计时中国大幅度落后于美国的情况。更不符合逻辑的是,甚至不如一些亚洲小国如新加坡、韩国。要知道,它们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在历史、文化上主要受中国的影响。而日本在近代曾发动战争、侵略东亚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中国是二战期间同盟国在亚洲的主要力量,为最终战胜日本做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为什么软实力反而逊于其?这些疑问需要深度研究去加以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量化统计作为软实力评估方式具有局限性和适时调整的必要性。


2、软实力的量化统计方式


软实力量化统计通常是不同机构根据对软实力概念的不同理解,找出一些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清华大学阎学通团队是从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三个方面提出六个指标进行统计。英国政府研究中心是从文化、政府、教育、企业创新、外交政策等五个方面进行调查,2010年调查了29个指标的数据,2013年为求全面,调查的指标数据增加到50个。波特兰公司从文化、数字化、教育、外交、企业、政府六个方面进行量化统计,2015年第一次公布的软实力30强统计了70个指标,后来两次统计维持在这个水平。这些机构调查的路径一脉相承,有时甚至选择同样的数据,如英国研究中心与波特兰公关公司的统计都选择了游客人数、游客消费总额。但是,统计所用数据越多,每个数据所占比重就越小,如果所选指标有误,对于软实力指数的计算结果影响也越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软实力指数计算中,统计的数据越多、越全面,结果的可信度就越高。


波特兰公司公布的软实力30强,统计数据最多,而且调查的国家最多,它的数量化统计获得的认可度就相对较高。波特兰公司把“文化”界定为国家的文化产出,包括流行文化和高级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吸引力,对其进行量化统计评估,依据的是国外游客人数、国外游客人居消费额、主要电影节参展影片数量、外国记者在国内的总人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数量、全球前百名博物馆排名数量、音乐市场规模、在海外的十大音乐专辑排名数量、奥运奖牌数、国际足联世界杯男子排名、国营航空公司的载运质量等方面的数据。


“数字化”则为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及其在数字外交中的能力,包括国家元首脸书(Facebook)的海外关注量、国家元首或政府脸书的海外参与度、外交部脸书海外关注总数、外交部脸书的海外参与度、国家元首的图片墙(Insta-gram)粉丝数量、每百居民的互联网用户数、每百万人的互联网安全服务、每百人手机数、互联网带宽、政府在线服务指数、电子政务参与指数、每百人的宽带用户数。“教育”为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提供国外奖学金的力度以及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指标包括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科学、数学和阅读的平均值、高等教育入学率、全球顶尖大学数量、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国际留学生人数、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外交”是国家的外交网络力量及其对全球参与和发展的贡献,指标包括国家的外交网络力量及其对全球参与和发展的贡献、海外发展援助总额、海外发展援助、国民总收入、驻外使馆数量、国内外国使馆数量、国外一般领事馆人数、常驻多边代表团数目、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环境条约的签署数量、申请庇护人数、外交文化使团数量、免签证国家数量、国家电视台的海外收视人数。


“企业”是国家经济模式的吸引力、吸引外资环境和企业创新能力,指标包括全球专利数量占GDP比例、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指数排名、外国直接投资额占GDP比例、传统经济自由指数排名、清廉指数排名、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全球创新指数得分、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中小企业劳动力的百分比、世界银行的做生意环境指数排名、失业率占劳动力比例、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例、企业创业成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比例。“政府”为致力于自由、人权和民主以及政府机构的质量,指标包括人类发展指数得分、自由之家指数得分、国内智库总数、性别平等指数排名、民主指数排名、地下经济规模占GDP比例、犯罪率、世界银行的政府责任指数排名、死刑实行人数、基尼系数、世界经济论坛政府信任指数排名、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世界银行政府治理效率指数排名、世界银行政府治理的监管质量排名、世界银行政府治理的法治排名。


以上六个方面的指标合计约有70个。波特兰公司在评估某些国家时,按照上述指标,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经合组织、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国际金融公司、国际电信联盟、QS世界大学排名、联合国条约汇编等方面采集有关国家的数据。比如,海外的十大音乐专辑排名数量是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公布的2016年数据;世界杯男子足球排名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世界影片展的参展数量从奥斯卡、法国戛纳的戛纳电影节进行计算,以此类推。


那么,这些指标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首先,它所选择的统计数据主要是基于西方标准(western view),并不客观。例如,在数字化的指标中,它统计了国家元首在脸书上的海外关注总数量、海外参与度、外交部的脸书海外关注总数、海外参与度、国家元首的图片墙粉丝数量等。不可否认,这些社交软件的用户人数很多。脸书在2011年就突破了8亿,而图片墙在2014年就突破了3亿,但它们都是美国人开发的软件,主要在欧美国家流行,中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并不使用这些软件,进行这方面的统计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各个国家的社交软件使用习惯?在中国,使用微信、微博、QQ的人更多,在韩国有本土开发的KakaoTalk、在印度有Hike、Orkut。统计这些不同软件的使用情况,才能客观反映这些数据。以脸书的数据作为标准,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


在文化的指标中,国际足联世界杯男子排名用来评估国家体育竞技方面的表现。欧洲与拉丁美洲是足球强国,足球领域的统计数据必然大大拉低得分。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综合体育项目的竞赛,共设26个大项、36个分项、302个小项的比赛,其参赛国家成绩能反映该国的体育水平。波特兰公司的确计算了这个数据,但没有任何理由额外统计男子足球的世界排名。中国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88枚奖牌,世界排名第2,2014年冬季奥运全球排名第12,在2016年巴西奥运会共获得70枚奖牌,排名第3;加入国际足联世界杯男子排名,使得中国在体育竞技方面的表现降到平均水平之下。换个角度来说,乒乓球是中国体育的传统强项,如果额外计算世界性比赛中乒乓球排名,对其他国家同样是不利的。如果说统计国际足联排名是为了统计某个国家的体育竞技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应该评估各个国家最具特色的运动,比如欧洲的足球、中国的武术、印度的瑜伽、韩国的空手道,这样才是合理的。


在政府的指标方面,在统计智库数量时,取样又出现了不合理的现象。它选择日本研究促进研究所的世界智库目录(NWDTT)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TheGotoThinkTanks(2015)”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在日本研究促进研究所的世界智库目录中,主要国家智库数是美国92,英国34,德国21,日本34,韩国12,中国11个。而在宾大的数据中,主要国家智库数则是美国1835,中国435,英国288,其后依次为德国195、日本109、韩国35。在这两组数据中,中国的智库数量相差很大。在日本的数据中,中国11个智库中还有6个是香港的,整个中国大陆只有5个智库。人们耳熟能详且曾入选全球智库排名的中国许多机构,居然都没有入选上述智库数据。这个取样显然有问题。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美国奥斯卡、法国戛纳影展的数据入选,而港、台金马奖的数据未入选等等。


其次,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指标都被忽视了。在文化的指标中,社交软件的海外用户关注量并不能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及其在数字外交中的能力,只能说明该社交软件运用的普及程度而已。而且,海外用户关注数量主要取决于有多少人使用相同语言的社交软件。英语系的国家统计这个数据就比较有利,过去英国有许多殖民地,全世界有近20个国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西班牙语系在这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中国所开发出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手机支付功能,实际上更能反映国家的数字化水平。目前,手机支付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能够提供线上支付,供购买衣服、点餐、租车时进行消费;它也支持线下支付,让人们可以在各种实体店面、或者与小商小贩交易,通过二维码将顾客的手机变成支付终端可以任意转账。它还可以缴交水费、电费、燃气费、信用卡等各种费用,无需再到银行、ATM机存取款。简而言之,它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支付各种费用,无需使用现金交易。因此,手机支付的发生金额或用户数量应该比社交软件的海外用户关注量更能体现国家的数字化水平。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企业创新方面。中国企业不乏创新能力,这还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模仿。前文所谈手机支付其实是企业创新的一种,但只是部分功能而已。例如,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金服”旗下还有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蚂蚁小贷、蚂蚁花呗、芝麻信用、蚂蚁金融云等产品,横跨基金、理财、保险、银行、征信、众筹、金融IT系统。“蚂蚁金服”早已成为全球最大、业务最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由于其杰出的创新能力,已得到国外的认可。它2015年与印度PAYTM合作,现为Paytm母公司的最大股东;2016年与泰国的Ascend Money合作,通过输出技术和经验,打造泰国版“支付宝”;2017年与菲律宾的Ayala合作,同时与韩国互联网领军企业Kakao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努力在韩国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等。它打造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路径,不再是“造船出海”,而是出海造船,目标是全球收、全球付、全球汇,未来有可能影响20亿人的生活方式。此外,中国还有共享单车、互联网创新等企业创新,但在现有量化统计式的软实力评估中都没有体现出来。


政府的效能也并非如前述统计中所言,近些年,由于数字基础建设的提升,中国政府的效能有很大的提升,这在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的电子政务上均有体现。2016年,中国政府网“两微一端”总阅读量近10亿。在微信公众号方面,根据《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5》统计,截至2015年8月,全国开设的政务民生微信公众号已超过8.3万个,覆盖全国31个省,省市级部门开通的政务微信总量占比84.7%。2016年,中国政府网微信订阅号用户增长近600%,总阅读量1.77亿,“10万+”稿件369条、平均每天1条,其中146条是原创产品。在微博方面,2015年政务微博发文量达到2.5亿条,阅读量达到1117亿。2015年政务微博共收到网友私信3.3亿条,回复评论1642万条。在客户端方面,以国务院客户端为例,它已将10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推向前台,满足国内外用户的需求,虽然上线时间不长,但累计下载量已经与央视新闻、《光明日报》等同样进入千万量级。现今,许多地方性的电子政府建设大踏步发展,通过电子身份认证后,只要在网络上点一点,便能办理公积金、社保、医保等业务,一些非税收入网上缴费、考试缴费、行政审批缴费和行政处罚缴费等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但是,由于微信、微博未在其他国家流行,它们的上述诸多功能都被忽略了。


再次,所选数据不能体现人的情感作用。量化统计并不考虑人们对这些指标的感受,统计结果与其说是国家的软实力,毋宁说是国家在某个方面的硬实力。在文化方面,国外游客人数、国外游客人均消费额只能反映旅游资源的硬实力;在数字化方面,手机用户数、宽带用户数只能说明通讯基础设施的硬件实力;在教育方面,量化统计只能表明教育或者科研方面的硬实力;在企业方面,有许多发明是科技实力。进一步探究或可发现,一个美国人到印度留学,可能是因为没办法申请到其他国家的奖学金;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到美国旅游,可能是为了搞恐怖活动;一个中国旅行团在泰国花了很多钱,可能是因为团费过低被导游带去购物。这些背后因素值得考虑,而不能简单地挑选一些数据加总,用以说明不同国家的软实力强弱。软实力的研究主体是国家,但其受众却是国民,以人的例子来考察和研究,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如同人们不会以一个人的房产、工作、银行存款、收藏品就判断他的吸引力,而是还会更多考虑他的长相、身高、谈吐、理念、才华以及做事的方法等。


3、中国软实力的吸引力


全球性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对于了解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更为有效。它可以直接判断受访者的态度,但它的问题是在样本的采集数量上。如前所述,美国皮尤公司在六七年间调查了415353人,是所有调查中最多的,但平均到38个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受访人数每年不过一两千人,这较之于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来说是很小的比例。当然,我们可以从代表性方面寻求方法论的解释。但它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纳入比较研究的国家总数。北大课题组比较了17个国家受欢迎程度,是所有调查中最多的,但仍然不到全世界近200个国家的1/10。而且,它只调查了5个国家民众的看法,其结论只反映那5个国家的情况。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指出,中国与美国受喜欢的程度不相上下,那也仅限于所调查的38个国家范围内。中国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受喜欢程度的总体水平难以甚或无法评估。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软实力总体上不比美国差,而且并非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之所以在许多国家受人喜欢,原因就在于中国具有诸多的软实力吸引力。


一是文化元素。中餐、中国功夫、中医普遍受到其他国家民众的喜爱。这些元素大都与提高个人的生存质量有关。人类的两大基本需要是维持自身生命与繁衍生命,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在维持人的生命方面做得较好的。中国地少人多,为了在有限耕地上养活大量人口,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被作为食材,每一种食物都被试以煎、煮、蒸、炒、炸、卤等各种方式加以烹调,制作出合适的味道。本来外国人不食用的东西,传到中国后都有可能成为美味的食物,如原产于秘鲁、墨西哥且本来只用于生吃的西红柿。维持生命只需要填饱肚子,但中国人把这个过程提升到审美、养生的高度,使之成为一种味觉、视觉等方面的多重享受。中国功夫是传统的武术,兼具体育竞技与自我修炼的功能。它注重外在身体的力量、速度、柔韧、灵敏、平衡上的锻炼,又强调心灵、情操等内在美的培养;修炼中国功夫可以满足现代人增强体魄、修养身心的追求。中医理论尽管存在适用性的争议,但在养生观念、按摩、针灸方面的功效可以切实帮助人们预防疾病乃至延年益寿。这一切凸显中国吸引力的深刻性和持久性。相比之下,美国软实力的吸引力显得更具表面性、短暂性。美国的吸引力是在生命活力上。电影、电视剧、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元素都是美国文化吸引力最直观的代表。好莱坞电影演绎的凄美爱情和正邪厮杀故事、电影明星的角色魅力、体育明星的人体美,相当程度上源自生物属性赋予人的强健体魄、性别魅力。


二是价值观元素。中国的传统价值中有一些具普世性,也就是在其他国家可见,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友爱、互助。但与美国比较,中国突出的特点也许是“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素不愿意向其他民族推销儒家文化,不要求他们信服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中,尽管中国文明发展水平高于其他许多国家,中国却并未尝试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明朝时郑和率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舰队,途经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最远到达东非,但中国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进行殖民活动,没有要求仿行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试图移植中国文明。反而是暹罗、越南、朝鲜等国家不远千里派遣留学生或使节到中国,刻苦学习艺术、诗歌、文学、祖先崇拜、佛教、典章制度、道德、哲学、工艺、文字、文学、建筑和服饰甚至是礼仪,并且主动带回国内。到了现代,这体现为新中国外交方针中的“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以至于有时竟有西方国家批评为“未承担应有的国家责任大国”。相较之下,美国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则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美国继承了其欧洲先民改变异民族信仰、对外征服的传统。20世纪末,美国打着帮助遭受迫害的其他国家民众,还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2003年美国人以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在打倒萨达姆后,美国便在伊拉克主导制定宪法、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从2005年至今,伊拉克已经过三次国会大选,换过两任总理,但国家形势、民生状况并未比萨达姆时代好多少,反而因教派冲突、恐怖分子横行而战乱不已。应当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要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中国人历史上常以天朝自许,但是主张尊重不同文化生活方式,倡导“和而不同”、“礼失求诸野”。因此,中国人极少干涉异民族的生活方式。美国是当今世界超强、科技发达、人民富足,美国政府对外强制推行西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对他国进行“改造”,在少数国家如日本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更多国家如中东、非洲国家遭到失败,引发不满。


三是制度元素。完善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是以美国为代表之西方文明的特点,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背景就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制度优势及其吸引力。中国在借鉴西方制度时也融入自身的特点。中国人重视社会稳定,在设计制度时主要考虑“维稳”因素。西方代议制政治的特点是政党之争,表现为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在国会之中还设有不信任机制;当不同党派出现意见分歧,政府首脑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但这种制度的缺点是,一旦多个党派都不占多数,可能导致频繁更替,西方国家政策难以持之以恒甚至朝令夕改。而在中国,各党派事先进行协商,在正式会议的议程中不会出现大的分歧,因而比较容易出台重大的政策、法令和行动方案。


自1953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以来,至今已经出台13个五年规划,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力、有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72年突破千亿美元,26年后的1998年达到1万亿美元,增长了10倍,至2014年再增10倍而突破10万亿美元,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因此,否定中国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就等于否认中国崛起的事实和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毋庸置疑,美国的制度有其优势,设计全面、运作时环环相接且相制。其总统制出自对宗主国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改良,终结了传统的贵族特权,实现了政治参与的平民化、大众化。美国的制度吸引力在于,激发了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和自由竞争,契合了人类个体的本性。但是,随着它的对外移植,其对人类个体本性的过度张扬在有关国家引发了社会的失序和动荡。比如,少数拉丁美洲国家学习甚或照搬美国的制度而出现水土不服,结果导致拉美国家领导人频繁更替、经济改革受挫、失业率飙升、犯罪率提高等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同时实现了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制度在其中发挥了基石作用,因而更加显示出吸引力。


结 语


近些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实际上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世界各国民众通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杭州G20峰会等大型活动,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飞跃的发展。中国人口约占全世界1/5,贫穷落后和治理不妥的国家不只是中国之殇,也是世界之害。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乐见中国的发展。然而,由于软实力量化统计的偏差,国内外许多人仍无法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的软实力问题。大多数人,更是困扰于不同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一会儿是中国与美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一会儿是软实力排名处于末端。即便根据本文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软实力不弱于美国,但此结论仍会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这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说明中国人亟待重建、加强文化自信,以消除软实力提升的最大障碍。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文化相对论”主张,某一文化的行为不应该藉由其他的文化观点来判断;只有从该文化本身的标准及价值出发,才能够了解该文化。软实力涉及人的情感,它的影响力主要基于人们的主观判断;软实力评估中的量化统计虽然科学、精确,但不能反应人的内心感受。一个国家的民众认为有吸引力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民众看来可能完全相反。对于软实力的这一特性有所了解之后,或许无需再纠结于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排名,而应把重点放在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上。费孝通先生就强调“文化自觉”,认为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这才是正确评估中国文化的合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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