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益平 来源：金融城

如果向身边的朋友随机做一个调查，我们会发现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蚂蚁金服。创新、贪婪、颠覆、谦卑、霸道、弱势、谨慎、激进……我们经常听到人们用这样一些含义完全相反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对蚂蚁金服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蚂蚁金服本身是一家动态、多面的公司，其业务模式尚未发展成熟。

未来这家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尚存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了解这样一家从无到有并且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企业，显然是有意义的。

《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是一部金融发展史，它完整地记录了蚂蚁金服从2003年10月到2017年6月期间的发展历程，再现了蚂蚁金服所经历的几乎每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挫折，包括支付宝创立、余额宝上线、金融云正式推出、芝麻信用建立、网商银行开业和无现金联盟成立。更重要的是，读蚂蚁金服的历史，也会给人一种重温金融发展史的感觉，因为蚂蚁金服的发展历程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金融史书通常将金融业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寺庙和公元前6世纪希腊寺庙的货币保管及放款业务。而根据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讲述，现代银行起源于金匠业，客户将他们富余的黄金存在金匠铺，并获得一定的回报；有需求的客户向金匠铺暂时借用黄金，同时支付一定的费用。金匠铺在这中间承担信用中介的角色并赚取利差，这就是现代银行的前身。但这个过程发生在公元前，今天我们只有到金融教科书中去领会最初金融产生的逻辑。 

蚂蚁金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重温金融产生、发展过程的机会。

阿里巴巴为什么会做支付宝？它的故事其实与巴比伦寺庙的故事是一脉相承的，金融交易最初都是由实体经济的需求所催生的。阿里巴巴做网购平台，需要解决支付问题，但支付问题的前提是信任。无论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意愿的角度看，当时的商业银行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淘宝的问题，因为淘宝上的交易数量巨大，但是单笔金额很小，通过人工来完成这样的支付交易，必定是成本高、收益低的买卖。阿里巴巴提供担保，建立支付宝个人账户，并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交易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同时降低成本，正是顺应实体经济的需求而为。 

蚂蚁金服的故事很复杂，也很动态，要准确地理解它所走过的每一步，其实并不容易。但套用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每一家企业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蚂蚁金服也不例外。

我们经常听到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高管声称要发展普惠金融、为穷人服务、让世界不再有难做的生意。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真诚和情怀，但归根结底，蚂蚁金服的经营目标与其他大多数企业是一样的，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没有这一条，蚂蚁金服也就无从立足。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扩大市场份额等，都是为了追求上述目标而采取的经营策略。准确地说，它们是手段，不是目标。 

蚂蚁金服追求收益的经营活动也受到一系列条件的约束，特别是金融环境、数字技术和监管政策。可以说，这三个约束条件的动态演变决定了蚂蚁金服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轨迹。

第一，中国的金融体系庞大，但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今天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已经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但这个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高净值人群。

应该说，金融机构通常只愿意服务最上层20%的客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中国，由于存在诸如产权歧视、利率管制和僵化的不良考核等因素，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尤其突出。比如，我们之前在浙江的调查发现，只有20%的小微企业曾经获得过银行信贷。再比如，央行的征信系统包含8.8亿人的信息，其中只有3.8亿人有过信贷记录。 

这个金融环境催生了活跃的民间金融，也为蚂蚁金服和数字金融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阿里小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当年阿里发现淘宝平台上的很多网商有融资需求，就主动寻找商业银行合作，为其提供贷款。但是因为大多数网商不能满足商业银行融资的资质要求，在阿里推介的100家网商中，往往只有两三家能够获得贷款，对于满足网商的融资需求可谓杯水车薪。因此，阿里决定另起炉灶，通过分析网商的交易活动和现金流等数据来判断它们的信用状况。

毫无疑问，阿里小贷的诞生其实就是为了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跟传统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紧密相关。 

余额宝是另一个故事。我国金融体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缺乏投资渠道，高净值客户可以享受专业的投资理财服务，但数以十亿计的老百姓除了把钱存在银行和买房地产之外，别无选择。小额资金的出路就更少。余额宝的诞生让老百姓不但有机会享受货币基金较高的投资回报，同时又不影响随时支付的需求。

余额宝在2013年6月上线之后高速成长，迅速让合作的天弘基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基金一跃成为国内市场的龙头老大。这个快速发展也跟当时独特的金融环境即钱荒有关系，货币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曾一度上升到10%以上。几年以后，随着吸引力的下降，蚂蚁金服推出了拥有更为广泛的投资产品的蚂蚁聚宝（现已更名为蚂蚁财富）。 

第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蚂蚁金服的金融梦想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什么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为底层80%的客户提供服务？因为这些客户往往风险大、没有硬信息，同时缺乏抵押资产，为这些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不仅获客成本高，而且信用评估很难做。

数字技术的核心一是智能手机，二是大数据分析，智能手机可以将大量的潜在客户黏在终端上，不再需要通过设立实体分行去拉客户，从而降低了获客成本。大数据分析则无须见面便可评估客户的信用状况，而且通过发挥互联网平台的长尾效应，将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压到几乎为零。因此说，数字技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没有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蚂蚁金服也无法达到今天的规模。 

技术的作用，在支付宝的发展历程中一目了然。支付宝在2003年上线，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让用户突破1亿人。2009年推出第一版无线客户端，支付宝才发展成为几乎人手一个的支付工具。2016年，支付宝的注册用户超过8亿人，实名用户4.5亿人。计算技术的进步同样至关重要，据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每一笔支付交易的成本已经被压到2分以下。在2010年，支付宝可以支持每秒钟最多几百笔的交易，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每秒钟12万笔，而且还在快速上升。日本超市的老板娘欢迎中国客户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因为其手续费只要0.1%，而银联支付的手续费却高达3%。 

阿里小贷和网商银行实现了贷款的“310模式”，即3分钟申请、1秒钟到账、0人工干预，其前提是已经对潜在的客户进行了信用评估。刚开始的时候，阿里小贷只是利用淘宝和天猫平台上的网商和个体用户的信息做分析。

大数据分析帮助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信用评估困难的问题：一是缺乏分析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信用风险的有效方法，二是人工的尽职调查成本很高。迄今为止，阿里小贷已经为500多万客户提供贷款，平均额度在3万元以下，平均周期为7个月。网商银行立志服务1 000万家小微企业，也只能依仗大数据分析才有可能实现，目前他们正在试图说服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工商注册、税收、工资、电费等方面的数据建立企业公共信息平台。蚂蚁金服还在2015年成立了芝麻信用公司，建立个人信用系统。 

第三，我国的监管政策既给数字金融创新提供了空间，也带来了一些风险。数字金融行业刚刚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一些专家明言马云的金融成就无法复制，因为其实质仅仅是监管套利。言下之意，一旦中国的监管政策收紧，轰轰烈烈的数字金融行业很可能会灰飞烟灭。

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比较离谱，但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监管部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如果监管部门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业务，就不会有蚂蚁金服。个体网络借贷平台（P2P)的模式最初是在英国和美国萌芽的，但只在中国形成一定的气候。国内第一家P2P平台拍拍贷2007年上线，但直到2016年年中，监管部门才正式宣布暂行管理办法，也就是说，这个行业经历了将近9年的野蛮生长。 

除了网商银行等个别业务板块，蚂蚁金服的很多业务都是“先生孩子再报户口”的。比如，支付宝在2003年上线，但直到2011年才正式获得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中国监管部门没有一棍子打死数字金融的创新，应该是看到了这些创新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二维码支付的尝试和合法化所反映的也是同样的监管逻辑，一开始监管部门对二维码支付的安全性有所担忧，但在看到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以后，便接受并规范了这种支付形式。2015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允许8家机构进行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蚂蚁金服迅速成立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监管部门这种容忍创新的做法和国际上的“监管沙盒计划”的做法有相似之处，就是既关注风险，又允许创新。

监管政策塑造数字金融行业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网商银行。建立一家自己的银行一直是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梦想之一，早年甚至和商业银行制定了具体的合作计划，可惜在谁控股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因而作罢。蚂蚁金服主导的网商银行也是第一批五家民营银行之一，但其筹建与运营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是因为持股比例的限制，让蚂蚁金服感觉投入与回报不对等。成立之后，监管部门又不接受远程开户，这对一家只在网上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开办两年多，网商银行还没有真正的银行客户。如果这些监管政策不改变，未来网商银行也许很难成长为蚂蚁金服的一个重要业务板块。 

蚂蚁金服的故事还远未结束，它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有更多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且引申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有序解决，决定了蚂蚁金服未来的演变路径、最终将成为一家什么样的机构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大数据为例，现在还有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即便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公司所拥有的数据，也只是企业数据。商业机构如何联合政府一起推动建立真正的大数据，以支持金融决策？

第二，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护隐私和支持创新之间取得平衡，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先例可循，蚂蚁金服和中国的其他数字金融企业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可行之路来？

第三，蚂蚁金服和其他一些公司都在努力扩建自己的数据库，这项工作十分艰难，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旦一家商业机构掌握了大量关于企业与个人的数据，它又如何保障公众及政府不担心由此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安全风险？ 

监管的不确定性则更加突出。除了眼下广受关注的监管当局是否会给芝麻信用发征信牌照和是否会允许网商银行远程开户，还有很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尚未认识清楚的问题。比如由余额宝带动的各种“宝宝类”产品，直接导致资金在银行体系外循环，而且资产与货币之间可以瞬息转换，这对货币政策的决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体制，但数字金融业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具有混业经营的特征，如何监管数字金融是一个新课题。对于蚂蚁金服这样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数字金融公司，监管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另外，大数据分析，包括智能投资顾问，会不会导致金融行为的同质化，从而放大市场波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应对，都会影响未来蚂蚁金服发展的模式。

最近蚂蚁金服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位调整，其在未来的目标是做金融业的天猫，也就是说为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提供一个交易平台，自己不再独立生产金融产品，也不再去申请新的金融牌照。这个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地，尚存许多制约因素，与天猫上交易的商品相比，金融产品具有更大的信息不对称的特征。

蚂蚁金服如何在信用文化不够完善的环境中支持金融交易双方的信心？另外，蚂蚁金服已经持有不少金融牌照，怎样让其他金融机构确信蚂蚁金服真的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产品销售平台？ 

这样看来，未来蚂蚁金服的演变过程，也是企业战略与经营环境之间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最终蚂蚁金服将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大概率事件是，不管蚂蚁金服如何演变，都将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改变我国的金融格局。

（本文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为《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一书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