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

金灿荣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决定未来10年国际关系走向的还是大国变量。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大国关系对国际关系最为重要。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未来的大国关系会更复杂。

这里的大国主要指美国、欧盟(在国际关系中可以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角色)、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各大国未来10年内部都有问题，所以投入的重点还是把家里的事先处理好。

大国内部各有烦恼

像美国现在有主流分化的问题，原来美国社会建立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基础之上。随着多元文化的泛延，文化差距越来越大利益差距也很大。

由于主流的分化，美国政治的稳定性挑战凸显。从现象上，美国的精英层和民众脱离，精英层内部“左”与“右”的对抗也很严重。去年与“特朗普现象”对立的，就是“桑德斯现象”。

两者皆走极端，比主流要激进得多。多党民主制有一个前提，就是主流非常的坚强，然后再分成不同派系，这个时候玩多党民主可以斗而不破，可是一旦主流没了，多党民主就是对战了，运作的质量一定是下降的。

这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次还包括经济虚拟化，特朗普也想领导美国经济“脱虚向实”，但并不容易。第三就是非法移民的融入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经济结构和国民收入对能源的依赖较高，俄罗斯去年51%的财政依靠石油，出口的81%靠石油，整个国家已经掉到资源陷阱里面去了是非常脆弱的。

此外还包括人口萎缩问题，俄罗斯女性现在平均一生只生0 .67个孩子，以及后普京时代的政治挑战等，都比较棘手。欧盟现在的问题也很多，包括经济活力不足，英国脱欧成功导致的离心倾向，高福利难以为继及欧洲内部的冲突，接收的难民很难融入当地文化等。

日本也是经济活力不足，人口规模萎缩及老龄化问题凸显。印度随着外资的涌入，经济增长会有起色，但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社会结构的前现代化。

中国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挑战。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很快，但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活力，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解决好环境问题，也是不小的挑战。

因此，各大国仍会把解决内部问题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都会努力处理好外部关系，都想纵横捭阖，多交些“朋友”，少树些“敌人”。

第三就是想推进自己的议程，努力使得国际格局对自身更有利。美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公开防范可能的挑战者。曾经一度把欧盟视为潜在挑战者而进行压制，现在欧盟的重要性下降了。

美国也把俄罗斯当做一个挑战者，然后就是崛起的中国。现在从趋势上看，在挑战者的重要性上，中国的排位在上升。日本是希望尽快实现国家正常化，印度想圆“大国梦”，俄罗斯则要复兴，欧盟希望继续维持团结，并成为国家规则和规范的制定者。

中日关系相对麻烦一些

从综合条件看，在这六家大国中，发展势头上来说，中国、印度和美国相对要好一些，其他三家要差一些。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未来10年，中俄关系会很稳定。

双方经济互补性强，战略上相互依靠，政治上相互容忍。中国从来对俄罗斯的内部政治不加评论，无论结果是什么，都愿意接受。

中欧关系未来也不会是大问题。双方会有意识形态的争论，经济上也会有一些摩擦，但更重要的是没有地缘战略冲突，在战略上也有相互的需求，包括在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问题上。

因此，中欧关系小问题可能不断，但没有大问题。中国需要认真处理的可能是与其他三家大国的关系。

随着中国力量与美国的不断趋近，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是不断加重的。未来10年，美国对中国还会有某种优势，导致其心理还有内在的骄傲，还会继续保持“美国中心主义”，能不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还需要调整。

中国是真诚地希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能变成平等相待的“伙伴关系”。所以未来的中美关系会非常复杂，合作的一面继续存在，但竞争的一面会上升。

我个人研究美国30多年，美国现在在变，伴随经济的衰退和实力的下滑，它现在类似步入“更年期”了。原来脾气好，很自信，也有幽默感，虽然喜欢指手画脚，喜欢当领袖指挥别人，但总体而言是好打交道的。

现在变得不自信了，变得很敏感，喜欢听奉承话，很容易急，胸襟也显得狭小了。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接近，美国这种心态的变化导致两国关系会比较难处。

需要特别努力的是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在东海有“钓鱼岛”的领土争端。近年来,面对凸显的南海问题，日本也不顾中国的抗议与美国站在一起，意图挑起争端，恶化中国发展的周边关系和外部环境。而在心理上，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是最难接受的。日本对中国有两个独特的心理，一个是愚蠢的种族主义，一个是深刻的犯罪感。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西方，脱亚入欧，以举国之力搞工业化，搞得很成功。不仅是亚洲第一，而且在全球非西方的180个国家和地区它都排第一。

而中国过去有段时间拒绝工业化，主要是晚清70年，结果就是工业日本碾压农业中国。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日本对中国具有明显的经济实力优势，其实是源自其明显的工业技术优势。

但日本的精英层却把日本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解释成了日本文明对中国文明永恒的优势，偷换概念，解释成日本人比中国人强。

日本今天已经很困难了，它拥有的技术优势在奋起的中国面前丢失了。之前它具有优势是因为中国人拒绝学习，只要中国理顺了体制，开始学习，在技术上赶超它只是个时间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认真搞工业化，双方在工业知识上的差距已经在急剧收缩。中国现在有很多产业已经赶上日本了，竞争反而使它们陷入了困境。像索尼已经成为华为的配件供应商，“新干线”已经被中国的高铁全面超越了。

日本人侵略中国，是有点心理障碍的，因为它清楚在文化上，中国是它的“养母”。日本进入奈良时代是710年。在八世纪初才从部落时代步入封建时代。

它主要受唐朝的影响，接受的东西就是“五经博士”，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儒学和儒家伦理道德处于主导地位，宗教上则主要受汉传佛教影响等。如果你现在到东京等地旅游，会看到它保留下的古建筑的外观和结构，与中国的唐代类似。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无法正常地面对中国，它有深刻的历史犯罪感。从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残酷。它害怕中国会报复。

这有点像毒贩，毒贩知道被抓后要获死罪，所以遇到警察是要激烈反抗的。如果犯的罪较小，像小偷小摸这类的，碰到警察是不需要激烈反抗的。

日本觉得对中国是犯了死罪，特别严重。其实，中国属于大国里面特别好的国家，不爱记仇，日本认个错就过去了，但日本就是不认。

中印之间有现实的矛盾，现在有边界上的对峙。印度也对中国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特别不满，对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有戒心，它又是个崛起的国家,抱负很大，认为与中国存在战略上的竞争。

加上美国又在不断地拉它对抗中国，未来印度能否有战略定力，抗拒外部的这些诱惑，也不好说。所以，未来的中印关系会有一些麻烦。

从“一超多强”走向“两超多强”

第二个趋势是世界在走向“两超多强”。不是像美国希望的那样，永远保持“一超多强”，也不是像中国、法国等之前预期的“多极化”，而是“两超多强”。

这个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竞争的结果。在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况之下，只要不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颠覆性错误”，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大多数国家还是要快。

在此基础上，综合国力稳步提高，未来10年内会与美国接近，而与其他大国拉开距离。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诀窍就是“双引擎”驱动，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府。

有一些地区的中国人天生就擅长搞市场是天生的企业家，特别是江浙一带。只要体制理顺了，制度成本降下来，他们挣钱的嗅觉、办企业的能力很快就会发挥出来。

珠三角也有一批这样的企业家。相比之下，美国是单引擎驱动，只有“市场”一个层面。未来麻烦比较大的是俄罗斯，迄今还不知道怎么玩“市场经济”，它的产业竞争力很弱，只有卖石油天然气这些初级产品。

俄罗斯好就好在幅员辽阔地下的宝藏多而人口相对来说又比较少否则是很难为继了。所以，美国人不大看得起俄罗斯人，有媒体称它为“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

从世界文明史的视角看，中国的崛起，国际格局形成“两超多强”的意义非常重大。过去500年，近代历史的基调是西方主导的，但如今面对中国的崛起，外部力量却无可奈何。

当15世纪末哥伦布开始地理大发现，16世纪初麦哲伦环球航行，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逐步科学化。而此时的东方，“天圆地方”依然统率着中国人的天文观。

此后伴随工业革命、现代科技、现代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等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都在西方集中发生，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战、二战、冷战等，这也促成了西方势力加速在世界各地的拓展，而其中唯一一次非西方的挑战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在理论上宣扬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是复制西方模式的成功，将此成功“化解”。

但中国崛起这个无法阻挡的趋势在物理和心理层面都改变着世界格局。从物理层面分析，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将逐步从欧洲转至亚洲，从大西洋转至太平洋。

在这个过程中，两种趋势应运而生。一是中美关系决定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二就是形成了“两超多强”的世界新格局。

在心理层面上，中国的崛起将打破西方文明“一元论”的定论，过去被认为是唯一实现人类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模式，正承受着另一条中国特色道路的挑战。全球的知识界会回过头来审视原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会追问中国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世界格局从“一超多强”走向“两超多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以后将是G20。G 7还会存在，但作用已经明显下降了。同时，由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为重要。

比如说亚投行、金砖银行、亚信会议、上合组织。另外，由中国发起的有些倡议，像“一带一路”，还有提出的一些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网络”等，日后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文明冲突”已获现实印证

还有一个趋势是我们思考未来大国关系的背景，就是“双文明冲突”问题。现在看，亨廷顿的预言是对的。“文明冲突”，叫做“诸神的战争”。

它是以利益为基础，但是又超越利益。处于同一个文明内的矛盾主要是现实利益矛盾。如果因为信仰不同的“神”而导致不同的宗教冲突，因为教条不同而发生了你死我活的争斗，那就是因为“神”而引发的冲突了。

利益冲突可以算计，可以调解，还好解决一些，但要是引入“诸神的战争”，这个就挺麻烦的。现在看，未来十年可能是内部文明冲突和外部文明冲突交织进行。

内部文明冲突主要集中在欧洲，欧洲集聚的难民越来越多，自然会引起欧洲主流社会的反弹，内部的文明冲突会变得很严重。美国也会有，但相对而言是可控的。而外部文明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还有一个是印度与伊斯兰。

而伴随着这种“双文明”的冲突，东西方内部政治稳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未来十年跟过去十年相比，各国政治稳定都是很困难的，维持成本会变高。

过去十年，是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困难一点，不太稳定，像中东欧有“Color revolution”，中东北非地区有“阿拉伯之春”。

未来十年，西方东方估计都会有困难。西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流分化，民粹和精英在分化，精英原来主导各种资源，但是现在从特朗普现象，从英国脱欧可以看出西方内部出现了民粹和精英的对抗，也出现了“极左”与“极右”的极化现象。

像今年欧洲各国的大选包括荷兰、意大利、法国等国，尽管最后都过了关，没有出现极右翼上台执政的局面，但随着经济的持续衰退，这股力量仍在呈现上升势头未来是否能靠选票上台执政，是值得观察和思考的。

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过去十年不稳定，未来十年还是不稳定，因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多，很多国家都在城市化，城市化本身会带来政治上的冲突。

原来都是在农村，人群挺分散的，不太容易组织起来，会有刑事犯罪，但是政治运动很难搞。但进了城之后，人的政治觉悟会上升，要求会提高，组织能力也会增强。

而且现在所有新兴国家都面临中产阶级问题。城市化、中产阶级扩大、教育普及这些都是现代化必须做的，但是它都有政治上的压力，会带来问题。再加上通讯技术和网络的影响资讯获取的成本和组织动员的成本大幅下降了，这都对世界政治稳定构成挑战。（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