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日报

文/贾康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年度审议中表示，中国经济未来三年平均增幅将为6.4%，快于预期（之前的估计为6%），但原因是“政府不愿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IMF还预测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为6.7%，快于之前预测的6.2%增速。

IMF对中国经济的原先预测过于悲观

首先要说，IMF作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已有8个季度在6.7-6.9%速度区间运行的中国经济迟至近日才作出对于原来明显偏低的今年与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预测值的修正，是见事过迟、有失水准的。经济运行中存在多个复杂变量的相互影响，作出准确预测确实并不容易，但出现IMF这样的大偏离度的预测而不得不作出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未来三年提高0.4个百分点的修正，只能说，其原先的预测明显地过于悲观了。

特别强调中国的债务问题有预警意义，但“危险水平”之说易误导舆论

IMF特别强调的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多个变量中的债务水平指标（非金融部门债务余额与GDP之比，2016年为235%），其实也是中国的管理部门与经济界已讨论多年的一个见仁见智的指标。重视和强调这一指标而考虑如何防范可能与之伴随的风险因素，具有审慎取向和预警意义，但此次IMF的强调，引人注目地同时给出了对未来五年的预测：2022年这一指标将超过GDP的290%，并伴之以从当下看即为“危险水平”的评价，这就有些危言耸听的意味，并容易误导舆论了。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中，时不时会听到舆论场上“中国崩溃论”的噪声，但前面无一例外都成为“杞人忧天”的案例。此次IMF的这条信息如果被极端化地引到“中国崩溃论”上，并不算太奇怪，但只是又会以其误导而徒增一个笑柄吧！

中国债务水平有属于共性、个性的多种影响因素，需作理性分析

前述中国债务水平指标处于高位，是一望而知的，以往的专业人士讨论中，已涉及到有关这一指标从国际经验来看的共性：在一个经济体“经济起飞”与超常规较快发展，或做出特定调整的阶段上，这一指标的表现就会是比较高的，工业革命后率先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英、美曾经如此，前面几十年间东亚具有代表性，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日本、韩国亦如此。比如，北京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经济学家陈龙在评价“最悲观的中国观察家之一”朱夏莲（Charlene Chu）的观点时就指出，后者“未能考虑本世纪头10年的韩国，以及1997年后的日本等案例，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债务迅猛增加，却都没有损害经济增长”。

另外，还必须考虑中国特定的个性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个性，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2014年时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给出的数据是中国间接融资占比达80%以上。相比之下，G20国家这一占比仅在25—35%之间，美国则不到20%。此特征带来的较多“重复发生与计算”的负债（典型的如大量“周而复始”的贷款），要为中国235%的债务水平贡献多少“增加因素”，尚难以来明确量化，但造成了中国债务水平与IMF所说“国际经验”的不可比，以及其据此得出的“危险程度”判断的偏高，则可以肯定是无法忽视的。

中国政府对于债务水平的控制态度十分鲜明

中国政府方面作为经济生活的决策层与管理部门，对于控制债务水平是高度重视的，并非IMF所说“不愿遏制”和为达到2020年GDP目标而持“不惜一切”容忍负债水平陡升的态度。2015年以来中国官方反复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其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为“去杠杆”，首先所指的就是宏观视角偏高的负债水平（“实现杠杆率”），所要控制的代表性指标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时也指向具体分析最值得着力控制的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中国管理当局在公共部门的负债率为低于50%的安全状态的同时，从不讳言对企业部门负债率的上升需要防患未然）。今年不久前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基本指导精神，是把防控金融风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宣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指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这当然包括总体负债水平的控制。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要求“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对金融风险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并“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应当说，中国官方的审慎取向与IMF此次的关注视角，有高度一致之处，但IMF对中国官方态度的解读，却很有偏颇了。我作为研究者，更愿意把IMF此次年度审议中的相关信息，看作善意的提醒或预警，同时并不赞成由此而滑向走极端的危言耸听与过度悲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