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并购工会

梁锦松表示：在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企业全球化、跨境投资，跨境并购里，香港是中国企业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和前进的基地。他认为，“所有国企，所有民企都可以把国际业务的总部放在香港。”

由中国并购公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并购年会于2017年8月11日在香港召开，主题为“一带一路的并购”，南丰集团行政总裁梁锦松出席并发表“跨国并购中香港的角色”主题演讲。

梁锦松表示：在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企业全球化、跨境投资，跨境并购里，香港是中国企业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和前进的基地。他认为，“所有国企，所有民企都可以把国际业务的总部放在香港。”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很荣幸能够在刘明康主席分享了我们怎么做并购之后做演讲，感谢王巍创始会长和中国并购公会邀请我来谈一谈并购，特别是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这个时间谈谈并购，所以今天我选的主题是香港在跨国并购，特别是中国走出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这个可能也比较符合我的身份，因为现在还在香港主持两个集团的业务，但是以前长期做过金融界。我做了前前后后40几年的金融，包括做投资银行也做了超过10年，后来在黑石做了7年，做了全球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所以对并购还是有一点的观察，当然也做过香港的政策制定者，所以谈香港在并购，特别是跨国并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有一些体会，现在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指正。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对外的投资也很快速的增长，去年往外的投资已经跟引进外资金额是差不多一样了。

在对外的投资当中跨国的并购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特别是过去2年中很多数百亿美元的并购也在重复的出现，而且并购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里面引起很大的振动和反响。

我个人观察在以往的跨国并购里面，主要集中的特别是在早期的，集中在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的资源，房地产包括一些基建的比例比较大。

从投资跟并购的案例总体来看，资源投资房地产之后的所谓收购后管理的营运的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也不一定用跟收购方、企业有业务怎么样重复，或者是去整合，关系比较简单，也比较独立收购本体之外。

最近这半年多来，其实中国政府也注意到很多M&A的案例呈现了很高的金融杠杆的比例，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套利的意图也比较明显，甚至有非法资产转移的现象，所以中国政府及时作出收紧和限制这一类并购的案例，势头我觉得会大大的趋缓，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从中国现在经济的发展跟以后我们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的企业往外走，中国的资本市场往外走这个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也符合了中国发展的趋势。

要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会通过鼓励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实现供给侧的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根据这个要求相信在以后的日子，中国政府将会更多的鼓励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取先进的技术及创新能力的项目，支持有利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形成跨国经营体系的项目。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中国企业未来开展跨国并购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一个更新而且更高的阶段。

所以相对前十几年的主要是在自然资源、房地产项目为主的并购活动，新的并购活动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并购完成之后的压力和要求也更多。至少在以下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

第一从估值、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财务等分析各个角度讲，前期的尽职调查的要求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精准，需要有国际化的专业机构的协助。

在这方面很多这些所谓的专门的顾问的报告，他们提出的意见我们要听，但是应该肯定也不能全听，特别是buyside和sellside有很大的不一样。我做buyside和sellside都做了7年。sellside很多是一锤子买卖，做成了我就走了，跟你说做一生一世可能是假的，而且有时候他们来见你的时候最用高级的高管和合伙人，因为要促成这个买卖，特别是在各个方面如果是sellside肯会跟你说得很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是希望把这个并购做成，但是做成之后的问题他们可能就不管了。

buyside完全可能是倒过来，我们经常说buyside投进去应该是问题的开始，而且buyside只是要拿钱出来，他们的利益可能跟投资人比较一致，所以做buyside和sellside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能要注意。

以前有些时候在评估不同的投资者，特别是和很多PE专业公司谈过，他们有很多第一次做PE做投资的人，如果这些主要的人员都是以前是做sellside，第一次做投资的话，一般他们都不会推荐，因为他们说buyside和sellside的确是差异太大了，思考的方法可能往往是相对反向的，这个是我是非常赞同刘明康主席说的你问意见是要看问谁。

当然除了在这个方面之外我们还需要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才能保护你要买这个企业里面的创新的成果和创新团队的利益。

当然我们必须有更健康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因为你要去做并购不一定完全拿出自己的资本出去的，很可能需要有很好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当然，在并购的时候必须要中西文化都能够沟通熟悉的人才能够使标的与中国并购方更好的融合。

特别是在这个方面不光是有中国人，可能还需要有国外的国际人才的参与，要借助他们的经验，特别是在买了之后，投后管理，投后的经验这个才是关键，刚才刘明康主席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案例，实际上都是买的时候主题很好，但是在实施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不到位，可能是找不到人，或者是找不对人，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等等。

所以总体来讲投后管理、营运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能光是投资的策略多好，模式看起来回报很好，但是正如刚才我说，很多时候做M&A做投资，投了之后才是问题的开始，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投后营运的方面。

我们看现在的情况中国大陆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并购上也有很多的经验，上述的条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相对内地来讲香港暂时还有很突出的优势。

第一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里面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使香港成为一个全球很独特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境内，但是是关外的，一国两制是中国企业能够依托香港开展国际业务，政治上稳定、风险可控的这样一个战略平台。

第二大家都知道的，香港是全球经济里面最自由的经济体，美国的传统基金一连20几年都说香港在这个方面还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这个对推动跨国并购是很有利的。

第三因为基本法允许我们用英国法，基本法里面能够允许我们用英国法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国际金融里面普通法，英美法律体系还是比较完善，国际投资者还是比较认可的这个法律体系，这个是非常关键，我们香港千万不能丢我们法制的系统，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

第四我们是非常低的税收，而且是很简单的，当然税收制度也不是不能变，我们都知道现在新的特区政府在研究是不是可以改变下游，可能有不同标准的收税，但是简单低税的制度对维护香港金融中心，特别是支持中国的企业往外走这样的平台非常关键，所以我们怎么样改要慎之又慎。

第五香港是全球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各个基金，法律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很多的审计所，咨询机构都是在香港作为他们的亚洲基地，拥有强大的从事跨国并购的支持能力和很多机构。

在全球主要的PE在香港都有机构，而且他们也培育了一大批内地人，他们从事过buyside经验，组织自己的基金。之前我在中国的PE和VC的公会做理事，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国际的经验，并且在香港工作和居住，香港其实是聚集了一批有经验做并购的人才。

当然，我们是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市场也是世界前列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我们应该是可以巩固和维持的，这个能够从融资、上市、并购、退市等等，给予很多的跨境金融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法制自由，而且是中西文化交融，在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们是非常吸引大量国际人才到香港来居住跟聚集。

人才是跟金融市场有点像的，我们都知道在资本市场里面流通性会吸引更多的流通性，人才也一样，人才不光是跟自己行业的人才来交流，他们也更希望跟其他精英人才一起交流，因为这样的碰撞里面才有创新的思维。所以香港在亚洲区内可能是最能吸引国际人才的。

这方面不光是税收和自由方面，很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我最近在三藩市考察，南丰在生物科技重点去投资，在生物科技美国是全球领先，在美国有三个城市，一个是波士顿、一个是三藩市，一个是纽约，这三个城市在生物科技方面都有迅猛的发展，我注意到比方说谷歌，他的谷歌总部是在近(Mountain View)的地方，但是他们很多的雇员都是住在三藩市的，原因就是谷歌重视做IT，但是他们希望跟其他的精英人才聚集在一块，同样香港就是有这样的特征，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特别适合各个方面的精英人才，包括文化产业的人才，科技的人才聚集在一块，这个是我们香港很大的优势。

最后一个香港能够在并购方面可以有我们的贡献的，这个也是比较少谈的，是香港的资本，或者是香港的投资者能够作为中国内地往外投资的第三方的投资者，在这方面对不同被投资的地区和标的有不同的意义。

一个是香港的投资者包括很多的PE都比较有国际的经验，这样可以帮助内地没有跨国并购经验的人一起出去，第二这个利益比较一致，这个是刚才说的buyside和sellside不一样的。第三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上面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体会，在一带一路上面中央有一个前官员，他特意去找我，当时我在伦敦出差，他去伦敦找我，他希望香港的投资者能够和内地的投资者一起去这个地区，他说国内企业的文化和经商的经验和中亚的很不一样，在中国境内并购是以人脉为主，有时候他们做事的方式不是国外喜欢的，有的时候可能是违法的。

香港的投资方是比较守法的，他说如果你们来了他们可以说服当地的民众，他们在出售公司、资源没有什么猫腻的东西，所以香港作为第三方投资者保证这个交易的合法合规性是很有帮助的，这个是在一带一路上是很重要的。

总之，未来在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企业全球化，开展新一轮的跨境投资，跨境并购里面，香港是中国企业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和前进的基地，而且这个基地不光是在收购的时候可以发挥作用，在投后也非常重要。

我知道现在很多大的金融机构都把活动放在香港，这个我觉得所有国企，所有民企都可以把国际业务的总部放在香港，香港最重要的优势是能够吸引全球的人才，中国发展很好，但是外国人一下到内地可能有点水土不服，有可能是在工资方面差距，香港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当然，针对以后的需求香港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特别是以后我们投的有一些是跟科技有关的，我觉得有以下香港可以改进的。

第一，香港科技创新人才不足，基础比较差，这个方面我们要改善我们的教育体系，更重要的是吸引全球的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来香港。

有些人说香港现在这样怎么吸引他们过来。过去很多年我们都说香港应该跟深圳、东莞、珠海合作，很高兴看到总理把粤港澳大湾区正式的放在政策里面。

深圳已经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之一，有很多已经是全球领先的创新的大的企业，深圳跟东莞加起来有全球最好的制造业的平台，而珠海有比较干净的地发展医疗和生物科技。而且在2012年我们提出了要建桥跟广州有快速的火车，在物理上就把这个湾区连接起来，现在还在谈一地两检，这个肯定要做的，不做根本就不能发挥这个桥和快速火车所引起的优势，无论如何我认为还是能成功的。

所以要发展科技人才，借着大湾区打造全球很有实力的经济区域，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机遇，也可以提升我们在科技人才暂时不足这个问题。

第二，香港的资本市场要进一步的改进，迎合推动企业的创新，这是市场的发展。阿里巴巴前几年不能来香港上市这是很大的错误，很高兴我看到李小加现在在研究怎么样开展创新内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权的上市要求、未盈利阶段的高新技术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要求，这个我是非常的赞同，我希望香港的民众和政府都能够支持。

第三，我们对一带一路，今天的主题也跟一带一路有关，我们香港的经验是主要是和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西方的经济经验为主，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要加强，包括对民众的教育。一带一路是一个很长但是很大的商机，我希望各个方面都要注意。

第四，在一带一路上面，因为法律体系不一样，我们香港应该进一步发展香港仲裁中心。

最后一个方面还是从人才方面，我们香港应该要更积极的引进国际人才，全球的人才，不光是金融人才，刚才我说的创新的人才，文化创意人才，我们应该要思考一下怎么样积极的吸引他们，不能被动的等他们过来，特别是香港政府或者是有关的团体可以说服这些人才搬到香港，以我们现在的优势，加上现在大湾区，加上中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支持吸引他们到香港来。因为最后在创新经济里面都是人才主导，而且人才为核心，香港不应该是一个700万人的城市，最少应该是1000万，而且应该是从全球包括内地吸引最精彩的人才到香港。

有人说得民心得天下，从发展的趋势来讲，在往后社会创新经济，得人才者得天下，我希望香港能够吸引更多的精彩的人才，推动中国往外走，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进一步的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梁锦松先生请留步，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首先第一个：您这几年是不是出差多了？

梁锦松：出差的确是比较多了，我从黑石转到南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多陪陪孩子，但的确机会很多，所以最近出差又多了，但是在外面出差不等于心不在香港，特别是家也在香港，我觉得香港从来都是一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我们现在做金融的或者是年轻人，应该把眼界放在香港以外，就好像以前我说过，以前我一直都在关注教育，比如在美国纽约的年轻人他们毕业不光是想在纽约找工作，他们最想是在全美国、全球找工作。香港年轻人现在机会比我们多，问题是他们眼界能不能跨国。

主持人：您认为香港的楼价是不是会持续的向上扬，香港现在738万多人，南丰地产刚刚投下了246亿元的商业地产，是不是代表您非常看好未来香港的房地产？

梁锦松：我是看好香港，因为是中央政府的确是诚心诚意，希望在一国两制之下成功，所以我对香港的未来长期看好。第二我觉得香港的房价太贵，如果我是年轻人我也绝望，这个不合理，希望香港政府提出有效的方法，但是用什么招来压制需求，是不对的，因为你越压房价年轻人越绝望，我觉得最终是供求的关系，香港应该增加土地的供应。

从某个的角度来讲这也是悲哀的，香港用于居住的土地才用了香港土地的7%，但香港没有用的土地是66%，为什么不可以多拿一点土地去用来开展支持香港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房价压下来。

还有一个是公共房屋的问题，我也多次讲过，如果现在的财富分配不合理的话，社会是不平均的，如果这样不平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以前其他地区可能就引起革命，可能最后换了政权，第一件事土地改革，但是香港不需要经过这个，香港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土地改革只是公共房屋的的政策，所以我相信香港新政府的领导下能够和香港的民众，香港的社会开展一个一两年的大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土地，我们的政策怎么走，让香港的年轻人有希望。

本文来源：中国并购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