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8月19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7北京年会”上指出，目前金融风险有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其原因和监管套利、金融体系关联复杂、乱办金融以及刚性兑付这几个方面的制度短板不无关系，下一阶段将按照国务院部署，有针对性化解金融风险，并做好长期制度设计和风险防范安排。

人民银行副行长、50人论坛成员殷勇

殷勇表示，我国的金融体系在过去几年间取得了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全部金融资产占GDP比重已经达到4.2倍左右，股票市场规模大概是全球第二，债券市场的规模全球第三，人民币也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上述成就是过去多年金融不断深化发展的成果。”殷勇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强调，必须看到，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风险呈现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金融风险防范日益成为比较紧迫的问题。

殷勇认为，金融风险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面临三期叠加形势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因为建设和管理过程中还存在明显的短板，继而产生了六个方面的监管套利。

第一是期限套利，即利用短期成本低、长期收益高的特点借短买长，获取利差；

第二是信用套利，指的是利用信用低的产品风险高、收益高，片面追求高风险资产；

第三是流动性套利，通过追求非流动性资产来获取流动性溢价；

第四是币种套利，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追求负债外币化、资产本币化，贬值预期下则相反；

第五是资本套利，以小搏大，片面追求杠杆；

第六是信息套利，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产品的复杂结构，侵犯消费者权益。

殷勇强调，上述六个方面的监管套利行为，规避了监管制度和安排，利用监管的不完备造成整个金融体系风险严重失控。在今后的风险防范中，要加强监管的协调，完善监管制度，加大检查处罚力度。

此外，殷勇表示，制度短板还存在于金融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联，具体包括四个维度。

第一是股权结构关联复杂，突出体现在交叉持股以及利用特殊实体、壳等恶意规避金融监管要求，形成金融机构之间的混业以及实体与金融之间的混业，造成了大量的金融控股公司追求金融全牌照闭环等行为。

第二，债务结构从过去以零售、存款为主的融资模式快速转向批发性融资的模式，拉长了债务链条，把金融机构串联起来，出现三角债甚至四角债、五角债等。

第三体现在资产结构的复杂性上，投资行为由过去的直接信贷投资转向间接信贷投资，同时通过大量的担保、抵押、代持、证券化等方式，使得资产方变成“你帮我管、他帮你管”，造成底层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在往上传递的过程当中信息层层失真，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

第四，地方金融交易所，各种管道、通道、互联网平台，各种市场以及各种场外交易市场（OTC）涌现，日益交互连接，引发风险的“共振”。

殷勇表示，这种复杂的关联结构令追踪分析风险变得更加困难，处置时可能加大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关联交易、内部人控制等道德风险也随之产生。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采取了不少措施来控制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发展的复杂度，包括集中的交易平台、中央交易对手、集中的报告制度等。”殷勇强调，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今后对于此类风险的处理方法应主要从明确交易规则，特别是明确合格投资者的规则；明确披露制度，实行穿透式披露；降低金融体系耦合度三个方面入手。

在当天的发言中，殷勇还特别指出，当下，制度短板的另一个表现是“乱办金融”。他强调，金融的操作对象是货币，货币有其独特之处，所以金融行业历来都受到管制。但是，过去几年，乱办金融的形势比较严峻，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无照经营，一些机构没有取得相应的牌照就擅自开展金融活动，比如大量与互联网相关的活动。

第二是超越授权，有牌照但是超越授权进行经营，比如擅自扩大地域或交易的产品。

第三是开展非法金融活动，包括地下钱庄、各种金融骗局。

第四是恶意欺诈，虽然有牌照，也是在开展授权的经营活动，但存在不当销售、恶意欺骗消费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乱办金融会造成金融体系混乱，侵犯消费者权益。”殷勇表示，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对此的处罚力度都很大，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大型银行在欺骗销售、操纵市场、反洗钱等合规方面所受的罚款累计达3200亿美元。他表示，今后会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处理好合规和创新的关系。

此外，殷勇还就刚性兑付问题发表了看法。“风险和收益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方面，或者是矛盾的两面。”他强调，所谓风险，实际上是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刚性兑付本身的制度安排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质，只是问题的转移。而且刚性兑付还会助长人们的不理性行为，最后使得情况更加严峻。

殷勇强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于“大而不能倒”这类刚性兑付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除了加强监管、加大控制以外，也制定了包括“生前遗嘱”等解体安排。下一阶段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刚性兑付是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让价格波动去提示投资者和消费者投资有风险。同时，也要大力弘扬尊重契约和法律的精神，践行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制度安排。此外，还要控制恶意逃债以及过度投机的道德风险。“如果不能打破刚性兑付，则需要在金融监管上更加严格。”他强调。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7北京年会”相关链接

 吴晓灵：发展财富管理市场要从三方面做工作

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

“不保本保预期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对市场纪律的扭曲。”在8月19日举办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7北京年会”上，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表示，防范金融风险、发展财富管理市场要从三个方面做工作，要统一认识、完善法律、制定标准。

她表示，首先要关注的是，统一认识是修法立法的前提条件。目前，在近100万亿元的财富管理产品中，银行理财约占30%，但其法律关系却一直是当前资产管理市场争议最大的地方。

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为结构性存款，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和占用资本金；银行发行的不保本、不保收益的理财产品，符合集合投资特性，发行超出200份以上的产品按公募基金管理；但非保本保收益银行理财产品的法律地位仍较模糊。

理论上，不保本的理财产品全部收益都归客户，银行只收取管理费。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往往在预期收益产品出现亏损时用自己的总利润进行弥补，来达到预期收益；产品超出预期收益，银行则将这部分收益作为银行利润。

 “这种操作不规范，也引导了市场刚性兑付理念，对产品性质进行了混淆，我们应该对此统一认识、新老划断、正本清源。”吴晓灵表示。

其次是完善法律，“资产管理市场的混乱来自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奠定监管和行为规范的基础。”吴晓灵强调。

具体来看，首先，今后修改《信托法》时，应给信托经营以单章，并且应在法律中明确财产登记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其次，将集合投资计划扩大为证券，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按照发行和交易的公开与非公开，制定信息披露的要求和交易规则。再次，将《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为《投资基金法》，这样有利于适应市场多层次融资需求，公募的投资范围由法律规定，非公开募集的投资范围由合同约定。

此外，可以在资金端适当提高投资人的门槛。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吴晓灵认为，应该在统一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和产品性质认识的基础上，来吸收银行理财产品合理的内核，对法律进行适当的调整。

吴晓灵表示，第三个方面是制定标准，规范财富管理业务。她指出，各类金融机构或独立的资产管理机构，在从事资产管理业务时，除应持有相关的牌照外，还应配备有相当水平资质的从业人员。

杨凯生：思想方法的片面性 不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50人论坛个人成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

 “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不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8月19日召开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7北京年会”上，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表示，认识论解决不好，片面性、绝对化、形而上学就会成为滋生和助推金融风险的思想基础。

杨凯生建议，可以从思想方法、认识论的角度去分析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问题，并且辩证地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另外，互联网与金融紧密联系的时代，如何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需要辩证思考。杨凯生认为，无论是对以互联网的名义从事的业务一律放松监管，还是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备案、注册，采取“一刀切”从严监管，都不能促进互联网金融稳健发展。

“在顺应互联网等技术发展的大潮下，既能积极支持金融创新，同时按照此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切实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的监管，依法整治金融乱象、取缔非法的金融活动，需要秉持尊重实事求是，不唯名、只唯实的思想方法。”杨凯生表示。

在谈到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时，杨凯生强调，要处理好企业融资难和降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解决融资难不应该是简单的累加贷款，让企业负债率进一步上升。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金融机构、银行应该认识到，只有实业兴，金融才能兴，只有实业稳，金融才能稳的道理。金融机构也应思考怎么样才能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或者提供应有的有效率的服务。”杨凯生表示。

来源：金融时报社记者  张末冬、见习记者 马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