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伟/张健梁/梁国忠

编辑：亿欧

金融科技1.0阶段（即互联网金融）的关键词是“连接”，旨在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方式连接资金、资产和投资人，实现资金端的高效对接，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服务人群。金融科技1.0的连接功能，正是由互联网的特性所决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本质是“连接”，通过网络让原本不透明、难以相互触及的双方建立联系。当互联网技术应用到金融业中时，其连接功能则主要体现在资金端的创新上，即资金的流向更加高效，比如P2P网贷将个体资金通过网络平台连接到有借贷需求的个人。

借助互联网的流量红利，金融科技1.0将用户对金融产品的消费从线下拓展到线上，并利用互联网作为流量入口，在同一平台上聚合了多场景的金融服务。同时，金融科技1.0也借助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产品用户体验上的突破和提升，改善了金融产品的用户体验，通过更简洁的流程、更优美的界面、更流畅的速度，让金融产品的消费过程不仅更加便捷，而且从体验上更加令人愉悦。金融科技1.0阶段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P2P网贷、金融超市、理财平台和众筹平台等。

金融科技1.0提高了资金端的对接效率，主要是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精简中间的商业环节，从而提高效率，属于模式驱动型。在金融科技1.0阶段，科技和金融更多地表现为较为简单的嫁接关系，两者之间并未发生更深层的融合。科技的作用，只是将金融服务方式“改头换面”，作为传统金融的一个流量渠道或是一个产品的线上展示渠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金融科技1.0阶段，科技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仍属于“物理反应”。尽管用户的产品体验、购买渠道和消费方式得到了优化，但从本质上看，金融本身并未发生显著性的变化。所以也不难理解，在金融科技1.0阶段，行业内比较多的创业公司和创始人具有互联网基因。由于互联网技术并未对金融产品的底层设计进行颠覆，互联网公司能够依靠自己擅长的互联网思维，以及对于互联网连接功能的灵敏嗅觉，在金融科技的丛林时代拼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由于互联网技术只能依靠连接功能对资金端进行创新，无法触及资产端和金融业底层技术的变革。在诸如风控与定价、信息不透明、收益难保障、监管难实现等问题上，金融科技1.0显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在这个阶段，金融的资源配置通常是对传统的金融产品进行简单的拆分和组合，但是拆分和组合的手法多依赖人工，较为原始和粗糙，并没有触及金融产品的核心。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资产端定价的低效问题逐步有了新的解决方案，金融科技开始迈入2.0阶段。

金融科技2.0阶段的关键词是“定价”，旨在1.0阶段的基础上深耕细作，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依托金融底层基础设施的代际升级，对资产进行精准高效定价，从而实现资产端的高效配置。从本质上说，金融科技2.0主要提高了资产端的配置效率，通过技术的迭代创新，使得业务运作的方式得到极大的升级，属于技术驱动型。

与金融科技1.0的简单嫁接不同，金融科技2.0的本质是将先进技术融入金融业务核心，是对金融业的“洗心革面”，属于金融与科技之间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二者的水乳交融。科技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为传统金融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变革推动的资产端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创新，成为金融科技2.0的主要命题。目前，金融科技2.0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智能信贷、供应链金融、智能投顾、机器人分析师、数字货币、资产数字化和跨境支付等。

纵观金融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有力地推动了金融服务领域的拓展和维度的提升。金融科技1.0阶段实现了资金的线上高效连接，而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驱动的金融科技2.0阶段，正在进一步深入金融的本源，改进金融的底层基础设施，并实现资产端的精准高效定价。正如古语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有理由期待，由金融科技2.0所引领的金融全方位革新，将有力地解决金融业千百年来面临的古老问题，最终将指引我们走向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金融科技产业正迎来制度改革、技术变革和金融需求爆发的三重红利。国家在制度层面的支持和重视、前沿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千禧一代”对基础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这三股巨大的力量将共同推动金融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

1、制度改革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向来是一个重监管的行业，监管的一举一动都关系金融业的血脉。我国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一直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政府已多次发文鼓励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支持有条件的金融企业探索新技术解决方案在金融业务领域的应用，开放和包容的监管环境为中国金融科技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早在2013年，央行就多次表示支持科技创新以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自2014年以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4年提及“互联网金融”。2015年，10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互联网金融要有包容的态度，“采取适度宽松的监管政策，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而近两年来，政府越发强调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金融科技的探索与建设。

我国政府在积极鼓励金融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法规进一步推动市场秩序建设和行业健康发展。在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初期，由于进入门槛低，行业风险事件频频发生。面对行业乱象，决策层对金融科技进行了严格引导和规范。2016年，中国政府以“鼓励合法、打击非法”为核心原则，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因此，2016年也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元年。2017年，“穿透式”监管全面落地，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诸多领域已经正式发文，这有利于金融市场的资金规范。随着各类政策的不断出台，金融科技行业在严格监管的主基调中发展，曾经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已经开始蜕变，金融科技在一步一步迈向正轨，走向合规。

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监管政策的出台之间彼此“赛跑”是普遍现象。面对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各国政府也积极调整监管策略，与时俱进地摸索出适应本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监管方式。在金融科技的浪潮已经席卷各地的现状下，如果想为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需要在监管与金融科技创新之间追求一种动态平衡。

2、技术变革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再次上演，但常常异曲同工。历次革命性技术的诞生都推动了生产力的跃升，从而带动了金融业的一次又一次革新。冶炼和铸造技术的突破使贵金属货币流通成为可能，人类从物物交换时代跨入了商品社会；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带来了金融革命性的变化——纸币诞生；电报、电话等通信技术让金融机构跨时间、跨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幅跃升，金融开始了由一国到多国、由大洋此岸到大洋彼岸的汇兑和交易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互联网等IT浪潮更是驱动金融业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不难看出，随着金融与科技之间的互动越发深入，科技已经不单单是提升金融效率的工具，它开始对金融反客为主，以业务重构和产品创新的方式，推动金融业的转型、跨界和客户体验的提升。

长久以来，由于自身的风险属性，金融业一直偏重于保守，对于改革一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在对于新兴技术的接受程度上，金融业也是比较保守的。面对着新兴技术的浪潮，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正在颠覆人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的运作方式。相比之下，技术对于金融业的影响仍然较为局部和有限。

随着金融科技2.0阶段的到来，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逐渐从概念走向应用，驱动着金融新业态的出现。实际上，利用前沿技术改造金融业的探索步伐一直没有停止，但是受制于底层技术发展不成熟，很多尝试仍然处于研发投入阶段和商业化应用初期，并没有成为主流的商业模式。直到近两年，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纷纷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金融科技的再一次腾飞提供了技术支撑。

3、金融需求爆发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内个人财富规模平稳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约为113万亿元，到2020年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将达到近200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在12%左右，远超全球（预测值）5.9%的水平。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人们传统“重储蓄、轻投资”观念的改变，有效刺激了社会整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然而面临着日益旺盛的金融需求，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服务的供给力度仍然不足，特别是中低净值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长尾金融需求一直以来未被有效满足，巨大的服务真空地带为金融科技带来机会。

从企业的金融需求角度看，我国小微企业数目庞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高，但是在传统金融机构获得支持度较低。根据最新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小微企业已经接近我国企业总数的90%，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也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度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对发明创造的贡献度为65%，对技术的贡献度为80%。然而超过55%的小微企业金融信贷需求未能获得有效支持。根据测算，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缺口约22万亿元。除融资服务外，转账结算、代缴税费、证照年审、代发工资以及现金流管理也是目前我国小微企业需求较大的金融服务。

而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中低阶层的长尾金融需求问题日益凸显，以信贷市场为例，截至2016年6月底，央行征信中心覆盖人群8.8亿人，其中有信贷记录人群仅为3.8亿人。面对庞大的“信用白户”，传统金融机构缺乏对其风险定价的能力，也无法为其提供与其信用风险相匹配的贷款服务。同样的问题在个人理财市场上也十分严重。传统金融机构主要服务高净值人群，无法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需求。

传统金融机构之所以对长尾市场采取了漠然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相对高昂的经营成本和微薄的利润导致了传统金融机构没有动力为小微企业和低净值客户提供服务。以信贷服务为例，传统金融机构的主流风控系统为人工审核，流程复杂，需要较高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烦琐的信贷审批流程对客户经理来说非常耗时耗力。而小微企业与低净值客户这些传统金融排斥群体的需求通常有小额、高频等特点。无论从存款还是贷款角度看，这些客户办理金融业务的单笔交易额均较低，而商业银行处理单笔业务的成本投入却是相对固定的，直接决定了发展长尾用户的单客户收益较低。

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的风控手段较为单一，无法为这部分长尾用户进行风险定价，从而也没有能力提供与其风险相匹配的金融服务。由于长尾人群的财务状况不规范，缺乏传统金融机构的风控系统所依赖的一些强特征，诸如征信记录、银行流水、工作证明、社保情况等，而传统的风控体系又难以采集借款人与信用相关的一些弱特征，如信用状况、声誉、生活习惯、社交情况等，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金融机构对此部分人群进行风险定价较为困难。

目前，互联网金融用户增速远超互联网用户增速，其中，支付、理财和炒股用户是互联网用户中的典型代表。线上金融消费习惯正在逐渐养成当中，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又一项需求红利。

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将是国家复兴的战略需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体经济的血液。金融通过把劳动力、科学技术、原材料、土地等要素资源集聚在一起，支撑着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和转型发展。而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金融与实体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中，金融正是由于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服务和支撑作用，进而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的功能不断拓展，服务的重心也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相继迎来了贸易时代、工厂时代、资源时代和新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民众对于商品的需求开始复苏，商品的流通开始加快，以进出口贸易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的贸易时代正式来临。而这一时期，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变成了一种时代标志，与之相对应的金融服务便是依托熟人关系的民间借贷，典型的代表就是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在温州经济发展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拉开帷幕。在新经济时代，各类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以轻资产、大数据、共享经济等为特征的商业模式颠覆了实体经济的传统商业模式。而在新经济席卷全球之时，传统金融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安全性问题、时空限制等因素，在为新经济服务方面有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新经济企业而言，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庞大的固定资产，无法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甚至长期亏损没有利润，按照银行传统的风控方式，根本无法向这类企业贷款。对于个人而言，广大的群体在银行并没有历史记录，名下也并没有房产等可以作为抵押，这类人群也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

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新金融的曙光。金融科技把最新的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当下很热的区块链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可以有效地弥补信息不对称、安全性问题、时空限制等传统金融的短板，并通过技术手段很好地解决前面提到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和个人的金融需求。新经济时代呼唤着金融科技，而金融科技的发展又反过来为新经济时代的跃进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无论从国家的体量，还是从民族的智慧和勤奋程度而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毋庸置疑。但与以往不同，这次文明中心的迁移伴随的将不是战争，和平仍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将和平崛起。而在和平年代，国家强大的核心是经济的强大，而经济强大的核心是金融体系的强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近千年来每次科技的进步都会带动全球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并重塑世界经济版图。

科技带动金融服务能力的跃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趋势将围绕着改革、创新和规范三大主题展开。建立一个以科技驱动的新金融体系潜力巨大，这对于国家商业版图的再造举足轻重。

金融科技是在满足社会长尾的金融需求中崛起的，一开始，新的商业业态产生过程当中衍生出来的金融需求是长尾的需求，与之相对的新金融业态的体量也很小。但是，随着新经济业态的日益庞大，它越来越占据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新的金融业态在金融体系演化过程当中也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新老经济体系将会逐步出现分化，这将加速金融体系演化的进程。所以，金融科技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将是国家复兴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