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行长郭建伟在2017国际货币论坛上的演讲整理。他在演讲中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重大机遇：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趋势，有利于推进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使用；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份额；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有利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规模；全球金融资源错配的内在要求，有利用我国与沿线国家扩大货币互换范围和规模。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应当努力推动人民币与中亚国家货币挂牌交易、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性、扩大人民币资本输出、加快区域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加快推进，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贸易计价结算、项目融资与直接投资、货币互换等方面的机遇。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应该按照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层层推进的原则，将中亚五国[1]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区域，以次区域理论下的“2+X”[2]货币合作模式作为最佳突破口，通过货币互换、货币挂牌交易、汇率联动、贸易投资、发行债券等开展多重货币合作，逐步外溢到整个丝路沿线国家。

[1]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土、吉、乌和塔国”。

[2] 人民币与哈国货币坚戈代表2，其它中亚国家的小币种代表X

（一）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趋势，有利于推进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使用。据《“一带一路”蓝皮书：“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6）》显示，“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其中，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只有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有14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有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的有32个，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只有2个，呈现“倒梯形”结构特征。沿线国家工业水平的差异性，为中国采取“雁阵经济”[1]推动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向工业化初期国家转移，资源密集型产业可以向中亚和部分中东欧国家转移，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向欧洲国家进行转移和合作。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国作为资本输出方，必然会带动人民币输出，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使用范围。

（二）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份额。丝路沿线国家大多经济发展落后，突出表现为资本短缺，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使用丝路沿线国家2007～201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显著，这说明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方面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可以依托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自贸区等，建立以人民币贷款、直接投资为主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融资体系，扩大海外人民币市场的存量与资金池，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份额。

（三）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有利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规模。对2001-2015年中国与丝路沿线35个国家[2]面板数据进行成本函数进口、出口时变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与35个国家间的进口、出口潜力总额高达39557亿美元、8891亿美元，分别是实际进口、出口总额的24.22倍、4.19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巨大，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将会极大地提高微观效率并且节省汇兑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是沿线各国的理性选择。同时，页岩气革以及墨西哥湾石油开采改变了全球能源版图，美国加入石油输出国行列，中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加之全球能源价格下行、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沿线石油出口国存在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进行计价结算的内在动机，增加了中国获得石油定价权的机率。

（四）全球金融资源错配的内在要求，有利用我国与沿线国家扩大货币互换范围和规模。长期以来，丝路沿线地区存在严重的金融问题。一是货币错配，计价和结算货币不是本币，当第三方货币流动性不足时，地区间贸易即使有需求也无法完成交易。二是期限错配，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但流入资本却多为短期资本，与长期资金需求不匹配。三是结构错配，沿线地区有储蓄潜力，但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市场不发达，储蓄被区外动员，当地却资金不足。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人民币也初显区域货币锚潜质。基于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为破解金融资源错配难题，市场对人民币流动性需求会不断增加，这将促使更多的沿线国家与我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提高人民币的官方认可度和国际影响力。 

[1] “雁阵经济”理论由日本学者赤松要也提出，在亚洲，日本为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则处于中间，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尾随其后的产业分工发展模式。

[2] 克罗地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立陶宛，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波黑，保加利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约旦，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阿曼，卡特尔，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联酋，也门。

 （一）从区域选择上看，应将中亚五国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地区。从空间布局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可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辐射区三个层次。核心区是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中亚5国；扩展区是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蒙古、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等9个国家；辐射区包括西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可连通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中亚五国既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又处于亚太和欧洲东西两大经济圈的交集、重要节点和枢纽，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潜力最大的洼地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同时，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低迷、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进入货币升值周期、俄罗斯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中亚各国普遍面临外需萎缩、资本大幅外流、货币贬值压力加大等问题，正致力于采取去美元化措施，以维护汇率基本稳定和保障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兼具战略意义和现实条件，不仅是我国推进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实现新常态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需要，也是支持中亚国家货币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从现实条件上看，当前我国与中亚国家不具备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条件。根据蒙代尔（1961）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我国与中亚五国虽然满足经济发展程度、贸易开放程度和汇率稳定程度三个方面的互补合作条件，但在金融一体化程度和外债负债率方面仍有欠缺，并不满足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一是中国与中亚五国金融一体化程度不高。中亚国家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且中资银行很少，业务交流与合作不便；融资方式和渠道单一，融资难度和贷款利率高，2015年哈、吉、乌、土国贷款利率基本在15-20%之间浮动，塔国本币贷款利率甚至高达27.58%；证券市场发展滞后，塔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于2016年才开始正式交易，土国至今没有证券交易所；外汇市场发展差异较大，乌国实行“强行结汇”制度，哈、土、吉、塔国外汇管制较为宽松；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乌、土、吉、塔等国中资企业实际上不能使用人民币在其国内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二是中亚五国外债负债率远高于我国。哈国和吉国的负债率已经超过60%的红线；2015年哈国为稳定汇率，多次动用外汇储备（多为美元）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其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吉国经济发展对外债过度依赖，外汇储备仅为17.2亿美元，偿债压力较大；塔、土、乌三国虽未超过红线约束，但与中国相比，外债压力与外汇储备匹配程度不高。

（三）从合作模式上看，次区域理论下的“2+X”货币合作模式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的最佳突破口

1.“2+X”货币合作模式的内涵。根据区域经济学地缘优势原理，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首先应在次区域范围内启动并依次向外延伸拓展。在一些有条件的次区域可以率先实现货币合作，然后在这些次区域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参与国的范围，最后延伸至周边大多数国家。因此，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应先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实践。鉴于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实力超过了中亚其他四国的总和，如果中哈两国在货币合作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将对中亚其他国家产生引领示范作用。因此，应首先选择哈萨克斯坦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点推进国，两国通过货币互换、货币挂牌交易、汇率联动、贸易投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开展多重货币合作，通过两国金融合作取得的可复制性经验，外溢到中亚其他国家。

2．推进“2+X”货币合作模式已取得的成就。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中亚国家间高层互动加强，双方金融合作特别是货币合作逐渐呈现活跃态势。与哈方的合作：2011年，新疆推出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银行柜台直接挂牌交易，2014年12月正式推出人民币对坚戈银行间外汇市场区域交易，2015年中国银行新疆分行推出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远期结售汇及掉期业务，建设银行新疆分行推出了哈萨克斯坦坚戈对美元的差额交割远期外汇买卖，为客户提供规避汇率未来市场波动的工具，帮助客户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坚戈汇率风险；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已在哈萨克斯坦人民储蓄银行成功开立坚戈账户，并在2016年丝绸之路金融论坛中双方签订坚戈现钞调运协议，为实现双边现钞直接清算平盘奠定基础。与塔方的合作：2015年12月新疆辖区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包括兵农行）开展了人民币对塔吉克斯坦索莫尼现汇银行柜台挂牌交易。截至2017年6月末，新疆辖内人民币对坚戈银行柜台累计交易5433.3万元人民币，人民币对坚戈交易远期结售汇交易量约420.28万人民币，全部为一年期以内的远期结售汇交易；人民币对索莫尼现汇累计交易2175.4万元人民币。

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微观方面：由于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货币贬值，国内银行开展中亚国家货币交易的意愿不强；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清算平盘渠道还不畅。宏观方面：哈国等国实施的“去美元化”经济改革政策收效甚微，美元的国际货币惯性阻碍短期内难以消除；中亚五国同时处于“丝绸之路外交战略”（日本）、“新丝绸之路战略”计划（美国）等中，俄罗斯也一直试图建立以欧亚经济联盟为基础的货币联盟，大国博弈的影响使货币合作关系趋向复杂；中亚地区尚未建成人民币离岸中心，我国各类金融机构在中亚国家的分布数量极少，货币国际化机制尚不完善使得中亚国家人民币使用粘性不足；人民币在中亚的使用缺乏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有力支撑，短时间内无法打破石油-美元的计价模式。针对上述挑战和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推动人民币与中亚国家货币挂牌交易。一是邀请哈央行和哈交所做市商来访，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沟通与交流，积极引入哈国银行机构进驻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哈方区，与中方银行共同开展本币直接挂牌交易、平盘、现钞调运等业务，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本币流动性和清算服务；推荐帮助哈国人民币业务参加行申请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区域交易市场，形成坚戈头寸买卖双方互动格局，解决区域交易市场坚戈头寸出清问题；推动中方各银行通过与哈萨克斯坦银行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方式，间接在哈交所完成坚戈平盘。二是在实现坚戈、索莫尼柜台挂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新疆辖区各行与周边其他国家货币挂牌交易，重点引导建设银行新疆分行与吉尔吉斯国家银行机构开展金融合作，支持与吉尔吉斯银行机构建立账户行关系，并加挂索姆货币牌价。

（二）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性。鼓励商业银行主动与中亚国家商业银行加强联系和合作，建立代理行关系；使银联卡成为人民币跨境交易的重要结算通道；在中亚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开展人民币境外贸易融资、项目融资业务和境外贷款等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品，提供多元化人民币投融资工具及汇率避险工具。

（三）以海外基础设施援建为契机扩大人民币资本输出。中亚五国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差，根据《2015-201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除哈国（58位）外，塔国（111位）、吉国（114位）等四国指标排名在百名以后。当前可通过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进行跨国并购，通过大型境外项目合作，以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为切入点，扩大人民币对中亚的直接投资等，扩大海外人民币市场的存量与资金池，为人民币在中亚的使用提供流动性。

（四）发展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加快区域离岸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利用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力和与中亚国家长期开展能源合作的基础，稳步提升天然气、棉花等大宗商品中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比重，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其次，利用中哈霍尔果斯合作中心作为世界上首个跨境自由经济贸易区和投资合作中心的关外优势，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将合作中心建设为贸易金融服务离岸自由区，形成自由交易、低税或者免税、不受管制的国际金融自由区，加大中心内及境外分支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力度，为提升离岸市场派生人民币的功能、发挥人民币乘数效应、增强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培育跨境循环流动性机制等创造条件。

（五）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增强人民币的民间认同感。互联网金融具有高渗透、快反应、优体验、低成本的特征优势，不仅能克服中亚国家办理人民币清算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降低人民币的兑换和交易成本，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交易量，而且还无需复杂的双边或多边协议，避免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使用惯性的问题。中亚国家普遍轻工业水平不高，与我国新疆接壤，语言、消费与饮食等生活习惯方面的障碍较小，可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重点渗透区域。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电子商务可以在批发和零售两个渠道同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从民间角度提高人民币的认同感与接受度，这对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将会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