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并没有在公开辩论中获胜。大多数人都为出口的增长感到兴奋，却害怕更多进口的前景。在1991年的印度，这种偏见显然占了上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削减关税作为25亿美元援助的附加条件强加给印度。悲观者担心，大量的进口会破坏印度的工业。

然而，对美国的一群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突然的贸易自由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清晰镜头，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研究商业如何影响经济。政府不得不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全面降低关税，给予小范围的行业免税的权利。这使得研究人员确信，是削减关税，而非行业能力的不同，使得印度的贸易模式在自由化后有了改变。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印度将进口关税从1991年的平均90%削减到1997年的30%。毫不奇怪，在这一时期，进口翻了一番。然而，其对印度制造业的影响却并不如先前预言的那样可怕：在同一时期，产出增长超过50%。仔细看看他们进口了什么，他们曾经制造什么，研究人员发现，上世纪90年代，更廉价更易获得的进口货大大促进了印度国内的工业增长。

原因在于，降低关税并不仅仅意味着印度消费者能够满足他们对于进口巧克力的渴望了（尽管这也是事实）。它使得印度的制造商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之前这些东西都太贵了。从1997年到2000年的13年时间里，中间产品的进口增长比消费品的进口增长高得多，分别为227%与90%。

众多理论表明，获得更多的进口能够帮助国内制造业。首先，更廉价的进口使得企业能够以与之前相同的投入生产现有的产品，但成本降低了。他们还能开辟新的途径生产现有产品，甚至可以生产全新的产品。似乎这一切都在印度发生了。例如，印度多产的电影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出产黑白电影，部分原因就在于很难进口足够的彩色胶卷。但是，要证明理论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更多详细的数据，不仅仅是多少企业在生产，而是他们生产了什么，而这一切又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

大多数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失败了，因为无法得到这样的数据。但是，对于印度，研究者们得到了足够的数据，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实行了高度限制的产业政策。包括规定企业要向当局汇报详细的产品组合——对企业来说是一个负担，对研究者来说则如同一个金矿。

令人高兴的是，经济学家发现数据支持理论：通过获取新的投入，更低的进口关税的确能够帮助扩大产品种类。他们发现，印度贸易自由化后，66%的中间产品进口增长来自于那些在贸易限制更严格的时候，该国根本不购买的产品。这些新的投入使得1989年后，中间产品的价格每年降低4.7%。将投入与最后的产品联系起来的数据表明，进口导致了印度制造商制造的产品种类急剧增加；自由化之前，平均每家企业制造1.4种产品，但是到200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3。进口关税削减幅度最大的行业正是产品种类增加最多的行业，这些行业的研究和发展投入也有所增加。总而言之，1991年至1997年间，印度制造业产出的增长中，有25%归功于该国企业推出的新产品。

但是，印度贸易自由化之后的表现有一个方面与研究员的预期不同。通常，随着新产品的推出，旧的产品就会停止生产。这种市场上的“流失”也是人们对降低贸易壁垒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对一些工人和企业来说，调整很困难。但是，印度的创造性破坏似乎是良性的，这很不寻常。研究人员发现企业几乎不会放弃某种产品。原因之一可能是印度经济的多样性：在经济的强弱顺序中，总有一个部分位于较低的位置，他们会乐于购买富裕的消费者所不屑的产品。

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在印度，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作者之一的哥德堡（Penny Goldberg）认为，研究印度所采用的方法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如果那些国家拥有相似的自由化并且有完备的企业数据，如哥伦比亚和印尼。她指出，合著者之一的阿米特（Amit Khandelwal）参观了中国的一个可口可乐装瓶厂，注意到所有的机器不是德国的就是日本的。当然，中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出口大国。但是，如果没有一系列的进口，中国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功。

（文章节选自《经济学人》，经过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