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字，截至2016年底，银行理财产品全属余额的29万亿元，其中债权资产配置比例为43.8%。自从去年年中有关部门提出加强监管银行理财业务的宏观审慎管理后，债券价格开始下滑，息率也出现上行。由于银行业也同时是国内债券市场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加强监管银行表外理财的影响最终也会反映于银行负债表的资产方。可以见到，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整合的个体，在一个环节下药，往往会在另一个部位的出现反应。正是这个原因，尽管市场情绪受到影响，但是当局加强治理、防止风险隐患，避免泡沫爆破，用心良苦。

一时之间，银行部门与非银金融机构的委外投资、理财产品等，被不明所以者（特别是海外的中国分析员）看成金融市场的洪水猛兽。

我们要指出，理财投资业务膨胀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现象。事实上，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企改革以后，释放了大量改革红利，贸易顺差持续，居民及企业的财富大量积聚，正当他们找寻更好的储蓄机会的时候，国内及国外的利率水平却因为国际金融海啸而持续下滑，只要理财产品提供稍高的投资回报，资金便会从银行表内流向表外。追逐回报并非坏事，资金通过非银行渠道支持实体经济，更有助于发展直接金融，提升资金流向的透明度，以及改善金融资源效率，符合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原则。

所以，中国应该找寻未来理财投资业务的发展道路，而并非否定理财业务对经济的贡献。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发展经验，引以为鉴，以避免重复它们曾经走过的冤枉路。其中，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极具参考价值。

首先，澳大利亚的经济以及货币体系发展历程与我国近年的情况非常类似。在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经历一轮矿产业黄金期，大量资金涌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当时，澳大利亚仍然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跨境资金外流较少，1971年以前，澳元仍然与英镑挂钩，直至1971年改为与美元挂钩，经过10多年不断的探索，包括曾经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也经历了不少的冲击，终于在1983年12月12日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在利率方面，澳大利亚在1972年才容许银行自由决定贷款利率，1973年也放开对CD利率的管制，银行业信贷总量就在当年增长30%。

正当澳进行汇改和利率市场化的时候，其银行业也才慢慢开放及改革。正如现任澳央行行长的记述，在改革以前，当地银行仍然缺乏为信用风险定价的能力。但由于开放了资本管制，大量外资银行进入市场，银行业的恶性竞争造成了信贷的极速膨胀，更在1987年10月全球股灾之后，大量资金从股市进入房地产，最终造成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裂。这个经验，加强了当局推动金融业风险管理架构的决心。

目前，理财资管业务成为澳大利亚整个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员。过去25年，财富管理行业每年增长10% ，截至2016年末，其资产管理总额达到2.8万亿澳元，相等于整个金融体系的总资产50%，或GDP的168%，总量世界排名第六。当中，超级年金行业过去10多年发展最快，占财富管理总资产的60%。而且，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一轮并购及金融整合，银行集团在理财产品以及资产管理行业的份额也不断增加，从1990年底的13%，上升至现在的20%。

澳大利亚的银行集团经营理财产的商业推动力，源于交叉销售的机会。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有利于提高资金的效率以及配置，增加存款人的财富，以保障他们退休后的生活质量。银行经营理财业务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分散风险，避免银行集团过度依赖净利率差收入，提高它们的增值能力。

澳四大银行集团一般是通过他们属下的理财产品子公司经营理财产品业务。他们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己的董事会，成员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母公司的代表。对于银行来说，理财产品也是表外业务。

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架构与我国的金融监管系统有相类似之处：

一、作为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RBA）负责制定及执行货币政策以及维持总体金融稳定，明确以通胀为政策目标，旨在调控宏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监管个别金融机构的责任，就落在金融审慎监管局（APRA），包含的机构有银行（接受存款公司）、保险公司、以及超级年金机构。旨在维持金融机构的偿付和支付能力，保障存户，受保人和投资者存放于该等机构的资产，重点是计算该等机构面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营运风险引伸的资本金要求。

三、证券及投资公署（ASIC）负责管理金融市场的运作，专注于监控金融产品的开发、销售和交易，重点在于监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由于以上三个机构的成立时间不一样，它们亦花了一段时间磨合。并且签定了一些谅解备忘录（MOU），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增加其监管效率。

回顾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以及理财产品发展的过程，可以总结三个经验：一、货币及金融监管体系是在经过失败及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慢慢地建立。二、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是根据当时宏观经济以及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塑造出来。三、金融泡沫破裂以及不良销售等惨痛经验并没有动摇政府发展金融行业（特别是资管行业）的正面态度。

当然，我国当前面对的经济情况以及国际金融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澳大利亚的处境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澳大利亚只是一个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系，结构相对简单。而且在历史上仍然是西方经济体系的一部份，一旦出现危机，有事可以找“知己”。而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举足轻重，体制与西方有别，有事只能靠“自己”。而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金融市场的深度、资本流动的速度，与30年前澳大利亚面对的时代高得多、深得多、快得多。重大金融风险对我国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带来的震荡也大得多。

尽管中澳两国的情况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澳大利亚的金融发展过程，对我国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与发展，仍存在着一些启示：

一、表内表外不是重点，综合盘算才是关键。澳大利亚监管当局理解金融同业存在资产互持的情况，例如超级年金的投资中约有13%投资于现金产品，也投资于银行所发行的固定收益及证券。通过其金管局设定的指标监察，监管目的在于理解，而不在于禁止。

二、风险大小不是重点，替它定价才是关键。偿付能力的计算以及资本金的要求，都通过量化风险的过程，如果对风险缺乏定价及计算能力，就等同瞎子摸象，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高低，便显得毫无意义。

三、监管力度不是重点，协调分工才是关键。澳大利亚的三大监管机构，权力责任不同，监管对象不同，执行工具不同，但终极目标都相同，就是为了保持整体金融稳定，保障存户及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市场效率。它们通过清晰的分工和协调执行监管。

中国企业及居民的财富不断累积，成为国际理财业务的新兴势力，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正在密切关注国内金融市场及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毕竟，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监管及发展模式，通过互信交流、经验分享，不但可以提升中国本身的发展以及监管技术，更可以为全球建立一个新标准，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