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挑战此起彼伏，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去全球化”态势有所凸显。

实际上，“去全球化”仅仅是表面性的、暂时性的，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大趋势。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提高了世界生产力水平，并为各国促进经济增长创造了机会。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细化，逐渐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各国在国际分工中合作密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

比如，虽然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贸易金额增速大幅下降，2008～2016年平均增速不到3%，仅为之前十年即1998～2007年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平。但是，全球贸易依存度有所提升，以全球贸易规模占GDP的比例计，2008～2016年平均为48%左右，高于之前十年43%的平均水平。

从历史来看，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和推动因素。多个成员国结合成更大范围的经济区，可以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形成合力，从而更有利于成员国融入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涉及主体较少、关系相对简单，也可以成为优化全球化体制的“试验场”。

据WTO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贸易安排（RTAs）数量快速上升，由不到100个迅速上升到目前的600多个。从近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区域一体化的形式不断演进，按贸易、要素、政策等方面的融合程度从低到高，已形成了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六种类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合适模式参与其中。据统计，全球每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参加了3个以上的RTAs，最多达到30个。

不过，区域一体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些区域一体化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进而影响到合作进程，甚至对全球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成员国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会影响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率；

其次，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话语权也有所不同，可能会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

最后，区域一体化主要关注商品、资源自由流动，较少触及制约各国生产能力的形成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基础等。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下行时，由于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各国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进一步影响区域合作和凝聚力。比如，英国“脱欧”暴露了欧盟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成为近年来“去全球化”风潮的一个典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当今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和克服了现有一体化合作存在的不足。

第一，从基础设施做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交通、电力、通信等均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一带一路”建设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助力沿线各国突破生产能力提升的瓶颈。

第二，加强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互补式的产能合作框架，中国向沿线国家提供优势产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沿线国家则可以充分释放农业、能源、矿产品等方面的能力与潜力。这种产能合作，有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共赢，提升区域整体生产能力以及均衡发展水平。　

第三，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合作根基。“一带一路”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化差异显著。“一带一路”建设强调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深化各国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文化互敬，为务实合作提供保障。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海陆推进，在促进区域合作和全球化发展方面成绩斐然，造福各国人民。

第一，“朋友圈”不断扩大，国际认同感增强。目前，“一带一路”已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国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进了决议，转化为国际共识。

第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实质进展，夯实共同发展基础。

一大批标志性工程相继落地：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喀喇昆仑公路二期、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等重点项目完成融资，恰希玛和卡拉奇核电项目进展顺利；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推进，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通车，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亚湾”铁路建成通车；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正在加快建设，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中缅皎漂港等项目有序推进。

2016年9月，《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公布，标志着“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一个多边合作规划纲要正式启动实施。

第三，经贸合作“开花结果”，助力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为9535.9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1260.3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53个国家直接投资达145.3亿美元。

各类双边、多边产能合作基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为东道国和地区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税收和近20万个就业岗位，给沿线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第四，民心相通工程配套稳步推进。截至2016年6月末，已与沿线国家先后举办了19次“国家年”活动，设立20多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电影节和图书展每年定期举办，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5月，中国还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加强全方位交流。此外，在旅游、卫生医疗、科技、青年交流、党政合作、智库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效。

虽然“一带一路”在合作机制完善、共同市场建设、政治文化互信等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在总体目标、合作框架、基础建设方面均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基础得到夯实。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有望实现历史性跨越，推动区域合作和包容性发展。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发挥着聚集资本、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拓宽了境内外融资渠道，完善了跨境金融服务，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7个国家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开发性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各类投资基金和商业银行等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例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贷款余额已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口信保公司为相关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以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为代表的多边金融机构和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先后成立并开始运营；共有10家左右商业银行在沿线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一级分支机构，其中，中国银行已在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截至2016年底，中国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跟进境外重大项目约420个，提供各类授信支持约600亿美元。

从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来看，在金融支持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需要破解。

第一，资金供求缺口及期限匹配问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其资金需求量巨大。据估计，未来几年，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就可达8000亿美元。但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期限长，资金回收周期则更长，少则10年、多则30年。相对而言，项目融资的资金来源一般期限较短，传统的银行贷款、保险资金、债券以及融资租赁等期限通常为5～10年。

同时，沿线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资金外流现象突出。此外，区内不同国家在资金供需关系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高，有些国家甚至超过40%，在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领域；中欧、北非等国家储蓄率较低，往往不到20%，难以满足投资的需求。

第二，区内货币支持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投资、贸易规模巨大，但是由于区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高，交易中仍主要使用美元、欧元等第三方货币进行计价和结算。根据2017年1月SWIFT的全球货币国际支付份额排行，人民币等六种区内货币已跻身前20名，但总份额不到6%。如果第三方货币在流动性方面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区内正常经贸往来。但是使用区内货币，则面临着兑换成本和汇率风险较高等问题。

第三，金融业服务能力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关周边市场，金融服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境。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涵盖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个层次以及投资、消费等多个领域，金融需求复杂，相对而言，区内金融业国际化程度不高、综合化服务能力不足。

目前，金融业服务格局仍然比较单一：中国金融业参与多，国际金融业参与相对较少；政策性金融向纵深拓展，商业性金融积极性有待提高；传统性金融产品丰富，创新性金融供给不足。

第四，风险管理与化解问题。部分国家自身实力不足，资金投入、运营管理、履约还款等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多边合作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难度较大。同时，沿线国家经济、金融、社会环境差异明显，部分国家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忽视，风险防控难度较大。此外，中国企业、金融机构“走出去”经验不足，相关风险管理能力不够，风险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金融业一直在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金融业理应勇于担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升金融大动脉的供血能力。

总体而言，完善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体系应该坚持多元、立体以及市场化的要求：将多边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国内外投资者都纳入进来；充分利用各层面资金来源和各类型投融资产品及工具，构建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资金价格、运作机制和经营管理要坚持市场化原则，提升可持续性。

第一，项目贷款与创新金融产品“双管齐下”，化解期限匹配问题。充分发挥国际金融机构、政府性基金、政策性银行等公共资金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撬动长期性商业性资金参与。金融紧盯沿线重点项目，发挥项目贷款期限长、贷款条件灵活等优势，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核心项目提供稳定资金。同时，创新金融工具，将长期红利转化为短期可见、易得的投资收益，吸引各类资金。例如，通过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和发行债券、外汇理财计划等方式，将私人资本纳入“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第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小币种交易，“长短结合”提高货币支持效率。推进人民币清算渠道建设，为客户提供完整安全、优质高效、简便经济的全球支付清算服务，改善人民币国际化运作环境。积极推动人民币在“走出去”重大项目中的运用，拓宽海外人民币运营和投资渠道，鼓励在沿线国家、地区使用筹措的人民币资金。同时，拓展区内小币种交易业务，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稳步增加可报价货币数量，实现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覆盖；积极开展小币种的现钞、现汇结售汇业务，拓展远期结售汇报价业务。

第三，加强同业合作和业务创新，全面提升跨境、多元化金融服务能力。加强区内、区外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在网点覆盖、市场熟悉程度、资金来源、金融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针对“一带一路”金融需求特点，以传统业务为基础，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及服务模式创新，提升全方位服务能力。同时，加大对沿线重要战略支点地区的网点布局，充分发挥已有机构的业务辐射能力，提升全面覆盖能力；在重点区域积极整合网点资源，提升服务效能。

例如，2016年，中国银行将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机构整合进中银香港，整合后第一年，上述地区的新增授信就较上年增长202%。此外，为破解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全球性难题，中国银行创新推出跨境撮合服务。2013年以来，以沿线国家为重点成功举办30场跨境撮合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5000多项，目前已形成2000多项实质性合作。

第四，强化风险控制，构筑完善的风险管理“堤坝”。建立全球一体化的风险管理模式以及全球额度管控系统，实现境内外、多业务风险全覆盖。积极开发货币互换、掉期等各类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利率、汇率等风险。

推动风险对冲与交易机构，信用调查与评级机构、保险机构等各领域的协调配合。特别地，秉承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吸引风险承受能力强的机构参与进来。例如，引进各类国际信用担保机构，促进国际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发展，提升风险分散效能。

此外，引进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信息共享。在支持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针对部分国家的外汇管制，帮助设计解决方案，化解收汇难题；参与对外谈判，帮助企业规避合同中的不利条款，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的利益。

第五，引导国际资本向“一带一路”聚集，满足建设资金需求。持续提升金融业在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运作能力，调动全球资源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在境外债券市场的筹资力度，增加发行规模、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有影响力的项目，吸引更多国家和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改变欧美银行业主导的局面。

例如，继2015年6月在国际市场上发行40亿美元债券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之后，今年4月11日中国银行再次组织5家海外分支机构成功发行折合约30亿美元的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活跃。

国家战略机遇就是金融业的发展机遇，国家的战略要求就是金融业的重要工作目标。未来，中国金融业需继续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全力打造“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方面的主干线、主渠道、主动脉，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