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社

↑2011年3月14日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爆炸后冒着浓烟。（新华社）

记者2月下旬刚去福岛进行了实地探访，惊心景象仍历历在目。通往核电站的国道边随处是破旧不堪的废弃建筑，无人看管的田地里野草疯长。

站在核电站机组西侧海拔35米的高台上俯瞰机组，辐射检测仪的最高值竟超过每小时150微希沃特，是东京日常水平的3000多倍，仪器震得记者手发麻！

在核辐射区域清除核污染的工作是个长期工程，主要任务是清理受到核辐射污染的地表土等污染物，这被称为“除染”作业。

危机中，却出现了恶劣骗局——“来福岛除染可以延长签证”。诱骗之下，一些不明就里的难民被“骗”到福岛从事着很多日本人不愿意做的“除染”工作。

↑福岛工作招聘广告：月收入31.5万日元。广告上特意标注“低辐射，可长期工作”。

孟加拉国难民侯赛因·莫尼和侯赛因·德罗阿莱就这样来到福岛县饭馆村。据日本《中日新闻》报道，日本的一位孟加拉国老乡将二人介绍给一位自称来自人才派遣公司的男性。这名日本男性对两人说，“除染是为国工作，因此可以延长签证”，莫尼和德罗阿莱信以为真。

对寻求政治避难的在日外国人来说，他们的难民身份获批前，每次只能获得为期半年的签证。他们对于能否获准留在日本惴惴不安，因此愿意抓住“每一根稻草”。

然而，当他们干完活后去仙台入国管理局办理“在留手续”，并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干了除染工作”后，工作人员却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说什么呢？不明白。”这时他们才发觉被骗。

再找那家雇用他们的名古屋建筑公司时，他们发现公司早已改了名字，位于福岛的事务所也已人去楼空。

↑2017年3月11日，无人机航拍双叶町小学。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已有六年，双叶町因临近事故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至今辐射含量仍较高，因而被认定为“难以回归”的区域。

据莫尼和德罗阿莱回忆，2015年1月至3月前往福岛进行“除染”工作时，现场约20人的工作队伍中，约半数人都是外国人，他们都被怀疑是在申请难民资格，包括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国人等。

尽管两人2013年来日本之后努力学习日语，前往福岛前也接受了一些有关辐射的知识讲解，但对当地辐射情况依然懵懵懂懂。他们每天在福岛县饭馆村的工作就是戴着口罩和手套、从早到晚用铁锹清理污染土等。

尽管作业人员所受辐射量一直受到监测，不过“随身携带的辐射检测仪一直响个不停，让人害怕”。

 “要是日本人不干，也只能外国人干了，”在福岛建设核污水贮藏罐的日裔巴西人石川刚霍尼（音译）对日本《每日新闻》说。

出生于巴西的石川是另外一支外国人队伍中的“包工头”。他反映称，政府要求工人接受防辐射教育的程序形同虚设：大多数外国工人并不懂日语，东京电力公司发放的防辐射手册都是日语或英语，很难读懂，现场也没有翻译。

记者前往福岛采访时曾看到，核电站周边一二十公里到处散放着装有污染土的黑色袋子，当时却没想到这份工作竟然还有外国难民的“苦劳”……

日本《每日新闻》也发表评论感叹称，这些外国劳动者推动着核事故处理进程，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拯救了上级承包商和东京电力公司”。

↑2015年7月17日，日本福岛县Iitate村，路边堆放的装污染物的黑色塑料袋。（资料图）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都存在着为人诟病的痼疾：低薪“3K工作”（危险kiken，脏kitanai，累kitsui）主要由在日外国人从事。

日本时事社曾评论称，由于日本劳动力短缺，对外国“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利用外国人不熟悉日本劳动法的弱点“恶性雇用”已成为普遍状态。

日本媒体由此分析认为，在“除染”工作严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诱骗”情况可能普遍存在。

骗局曝光后，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难民认定室称之为“性质恶劣”，并表示近期将开展调查。

日本网友的反应则激烈得多：

大学老师能川元一：“这是一条能让人知道核电站是建立在歧视之上的新闻。”

网友Ｙ·小岛：“地震、核电站、贫困……总有人为了钱去欺骗、伤害和践踏别人。从拼上性命逃离迫害的难民手里骗钱买的酒，就那么好喝么？”

网友“hootoo号”：“我居住的国家，已经堕落至此。”

在日本东京都会电视台工作的一名媒体朋友则对记者说：“这种骗局是日本的耻辱。”

↑2015年2月22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灾难清理的被污染的土壤、叶子和垃圾被放入大黑塑料袋中弃置在海边。

前天，央视“315”晚会曝光，有产自核污染地区的日本食品流入中国市场，其中包括大米、麦片、奶粉等。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日本政府在过去6年里对福岛核泄露问题要么讳莫如深，要么闪烁其辞，对日本国内外的担忧始终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放心、让人安心的答复。我们再次敦促日本政府本着对国际公共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及时披露准确可靠信息，不得做危害海洋环境安全和他国民众健康的事。”

二战日本奴役中国劳工

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抓去做劳工。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这些中国百姓后，采用强制手段把他们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的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日军强制役使中国劳工的照片

据统计，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共死亡6830名，而战后得以返回中国的3万余名劳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生活在痛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