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贸易战阴影下的全球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以及特朗普近日上任美国总统,两件大事使世界舆论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
作者:陶景洲,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文章选自《财新周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以及特朗普近日上任美国总统,两件大事使世界舆论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但近来正接连遭受当年鼓吹全球化最响亮的国家的打击。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这些挑战中最显著的例子。
特朗普自参选伊始一路高呼“美国优先”,将美国国内的失业问题、经济衰退、贸易逆差等系列问题归因到全球化。他上台后第一个工作日就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视中国为美国的威胁,声称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惩罚性高额关税。
种种迹象表明,贸易战的硝烟已经燃起。首先,特朗普内阁启用了多位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物,如新设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纳瓦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作为商务部长的著名投资家罗斯对华态度强硬,他在确认其提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明确指责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其次,去年12月中国成为WTO成员国满15年,依规应自动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但美国商务部以倾销为由宣布对中国进口洗衣机和硬木胶合板征收52%的惩罚性关税,紧接着又调查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双向土工格栅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
就法律层面而言,特朗普兑现上述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并没有技术性障碍。其一,美国决定一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是依照美国财政部标准认定,依照奥巴马时期设定的“汇率操纵国”标准,中国仅满足三项中的一项,但不排除特朗普通过更换财政部长修改评定标准,从而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其二,特朗普可以通过国会调整关税,但即使不经由国会,特朗普也可依据《1917年对敌贸易法》主张美国处于“战争时期”或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主张美国处于“国家危急时期”,以行使总统在特殊时期对关税的操控权。
与美国新政府“反全球化”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达沃斯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公开辩护,认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并承诺中国不会寻求从人民币贬值中获益,充分表达了中国坚决维护“全球化”的大国责任感。
另外,1月19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向外商投资企业发出了善意的信号,主要包括允许地方政府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核心行业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以及拓宽外资在华融资渠道等内容,对外显示了中国继续开放市场的诚意。
当然,中国也声称做好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准备,一旦美国打响贸易战,中国不可能“不战而降”,必然采取系列报复行为。媒体透露的报复措施包括提升关税、对美国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政府采购项目限制美国企业参与、抛售美债等。届时美国的波音、苹果等公司,以及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业,都可能成为贸易战的目标。
贸易战可能是持久战,也可能是速决战。中美如果真的开打贸易战,停战或经双方谈判,或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由于特朗普行事风格的不可预测性,中国应就贸易战全面开战以及步步升级的可能性建立预案。
一个个的“意外事件”冲击着投资者的传统认知。贸易摩擦、投资争议随时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姿态发生。相关贸易和生产企业当积极备战,调整全球货物产地和投资布局,利用中美两国法律、第三国法律以及各项多边和双边条约安排,合法躲避各项贸易制裁措施和投资限制措施,审时度势保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