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斌/王晓 来源：21财闻汇

英国《银行家》杂志联合世界知名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近期发布“2017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榜单，共有43家中资银行上榜。其中，北京银行的排名，从2016年的109位，大幅上升至62位。

一家排在50名之后的银行，似乎难以像动辄占据前5名的国有大行那样抓人眼球。但若多从几个角度透视，又很容易发现：其实，北京银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在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系中，尽管北京银行被归在“城市商业银行”的梯队里，但其资产规模如今已逾2万亿元，综合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商行，甚至超过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拥有国内上市银行里最低的成本收入比和最高的人均创利；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它的资产质量依旧位居上市银行前列，去年三季度末仅1.2%，亦远好于1.76%的行业水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银行的国际化水平亦超出大多数国内同行：第一大股东为国际金融巨头荷兰ING集团；近500家分支机构，覆盖十余个大中型城市和香港、荷兰；代理行关系遍布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机构。

若将时钟拨回1996年1月8日，人们看到的，则会是一副云泥之别的景象：在“捆绑”了90家城市信用社后，北京银行（彼时名为“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在北京南城一栋五层小楼前宣告成立；成立之初总资产200亿元，且不良率高企。

任何一个理性之人，面对这样的烂摊子，恐怕穷尽想象也难以预料，20年后北京银行能成长为中国银行业中的佼佼者。而让这一切发生的，就是在那个寒冬里，站在那栋五层小楼前临危受命的闫冰竹。接受这一重任时，他才43岁。

闫冰竹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进入银行工作，从当时“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到第一家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从基层会计、出纳到营业部总经理、分行总稽核，见证了中国金融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探索。

从1996年临危受命组建北京银行起，闫冰竹陪伴并执掌北京银行达20年。北京银行已深深烙下了闫冰竹的印迹。

“北京银行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北京银行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融入了我全部的智慧和心血。”他不止一次地这样描述他对北京银行的感情。

实际上，在金融业耕耘的三十多年间，闫冰竹亦获得多个引人瞩目的身份标签：他是为北京银行鞠躬尽瘁的领导者，是稳健中进取的银行家，也是为小微企业和中小银行发展摇旗呐喊的“两小委员”。

“事无巨细，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他工作的最好注解。

对金融业而言，1995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这一年，全国人大陆续通过了中国首部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重要法案；

这一年，影响深远的财政分税制改革起航不久，它将在日后成为中国经济快车的关键燃料。

也正是这一年，为化解城市信用社积累的金融风险，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城市试点组建城市合作银行。

彼时，闫冰竹凭借扎实的表现，在工行体系内打下了良好基础，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已是工行北京分行总稽核。在他受北京市委市政府之托组建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北京银行前身）时，他或许没有预料到，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将全部贡献给这家银行，并与它一起走过人生中最激荡的二十余年。

1996年1月8日，由90家城市信用社整合而来的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在北京南城一座五层小楼前宣告成立，闫冰竹出任党组书记、首任行长。成立之初，该行注册资本金仅10亿元，总资产为200亿元，同时却承接了城市信用社积累的大量金融风险。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场“零起点”，乃至“负起点”的创业。

上任伊始，90家城市信用社各自为政、水平参差、规章制度不全的局面，成为这家整合后有6000多名员工、150多个网点的银行，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对此，闫冰竹和他的团队开出的药方是：从根部在全行开展一系列改革，例如推行一级法人体制，统一全行财务管理，上收贷款权力。

“由于触动了个别人的利益，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遭受恐吓、棒打、刀砍、硫酸毁容等极端报复和生命威胁。”在日后回忆起“创业”之难时，闫冰竹或许依旧心有余悸。他本人甚至收到了一些人寄给他的子弹。

但种种困难并没有让闫冰竹退缩，而是继续坚定推进机制变革，过程中，机构、队伍均平稳过渡，业务亦进入稳定发展的车道。1998年6月6日，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更名为北京市商业银行。

就在北京银行逐步进入平稳过渡期之际，1998年原中关村城市信用社违法账外经营案爆发，案件发生额达229亿元，最终造成损失67亿元。这将当时资本金仅10亿元、总资产仅200亿元的北京银行推到生死边缘。

生存，还是死亡？闫冰竹的决定并不“哈姆雷特”。

“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在加快发展中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闫冰竹决定，稳定人心的同时，带领全行抢救资产。

闫冰竹和团队成员开始马不停蹄，数十次拜会市政府、政法委、法院、工商部门寻求帮助和支持；数十次带领工作组去海南、深圳、山东、大连等地，调查与案件有关的公司、人员情况，工作车上常备一台复印机，走哪儿复印到哪儿。有一次在杭州出差，闫冰竹因过度劳累而发烧病倒，几近虚脱，第二天却又打着点滴继续工作。

“那段时间的故事太多了，我和班子成员常常工作到深夜，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晚上加班也只是简单地吃一碗面。” 闫冰竹如是回忆创业期。

闫冰竹曾在自述中提到，父亲给他取名“冰竹”，是希望他像一丛冬天的竹子，经得起风霜雨雪，在生活中百折不回。而他也确实与父亲的期盼名副其实：性格坚韧、不服输，同时勇于担当。

在没有政府注资和资产剥离的情况下，北京银行连续十年从所有者权益和税后利润中拿出资金，逐步化解核销了67亿元的历史遗留不良资产。

对于这样的绩效，一位监管领导曾这样评价：北京银行化解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没有靠吃“降压药”，而是依靠体制机制的完善，逐步增强“体质”，实现稳健发展，这是对金融改革的贡献。

“大多数企业都是‘平地起高楼’，而北京银行可以说是在‘火坑’里重生，走上了从死到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征程。”闫冰竹这样总结北京银行历史进程。

如今，北京银行不但从废墟里站起来，而且还长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截至2016年9月末，北京银行资产规模突破2.04万亿元，净利润150亿元，增幅6.06%，综合实力稳居城商行首位，超过数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率1.20%，在上市银行中处于较好水平；人均创利超过150万元，居上市银行榜首。

1996年1月8日，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北京银行前身）成立，闫冰竹（右二）出任首任行长

在经过67亿元坏账带来的存亡考验后，北京银行面临的挑战依旧很多。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起，闫冰竹担任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将在5年后实现金融领域的开放，银行业也必须在5年过渡期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以应对开放竞争带来的冲击。

“引狼入室”的初衷之一，就是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而北京银行也顺应了这股浪潮。

2003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对北京银行提出“更名、引资、改制、上市”的希望，并指明了“市场化、股权结构多元化、区域化、资本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2004年9月28日，北京市商业银行获批更名为北京银行，很快，北京银行便启动了引资工作。

经过多番寻找、反复权衡后，北京银行于2005年确定引入世界最大金融集团荷兰ING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国际金融公司IFC作为财务投资者。同时北京银行推进区域化布局，在天津、上海、南京、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设立分行，并逐步构建起覆盖十余大中心城市和香港、荷兰的500多家分支机构。

在与ING“相亲”的阶段，大量尽职调查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谈判工作也曾多次陷入僵局。

“那段时间闫董事长经常带领团队工作到深夜。有一次，经过一夜谈判后，双方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亮了。”一位曾经参与谈判的北京银行人士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闫冰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北京银行与ING集团、国际金融公司正式签署协议的那一刻，“引资过程中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彷徨、所有的忙碌，都在成功的喜悦中随风而去。”

引入战略投资者后，北京银行于2007年启动上市进程。最终用一个月时间完成3万名股东股权清理，两个月完成尽职调查，4天完成138家机构路演推介，6个月后即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北京市首家市值超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

北京银行上市募资150亿元，IPO网上网下冻结资金额达1.9万亿元，创造了股权清理最难、上市进程最快、融资效率最高、冻结资金最多等多项记录。半年多的筹备过程中，闫冰竹和上市团队吃住都在银行，手机24小时开机。

辛劳没有白费，北京银行赶上了关键窗口机遇期，此后长达9年的空白后，A股中才再次出现城商行的身影。

上市使得北京银行建立起规范的外部监管约束机制，同时也获得了持续的资本金补充，为北京银行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更名、引资、改制、上市”这一路径被北京银行的发展实践证明，也成为此后中小银行发展的经典模式。 

“引战”与“上市”，直接开辟了北京银行资本化、国际化的新篇章，可谓意义重大。

通过与ING的合作，北京银行做了多项新型尝试：首家推出“直销银行”，首家引入社区银行模式，首家实施风险压力测试，首家设立私人银行部的城商行。这些创新尝试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经营方式，与引入ING集团的外资银行“基因”密不可分。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外资相继退出中资银行，但北京银行与ING的合作依旧紧密。2016年9月，ING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全体成员首次集体来华时表示，将与北京银行继续扩大合作。这段“联姻”，被荷兰首相誉为“中荷乃至中欧金融合作的典范”。

2005年3月25日，在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的见证下，北京银行与荷兰ING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一家中小银行，又以金融资源最为集中、竞争最为激烈的北京作为主要据点，北京银行的经营考验着掌舵者的智慧和对金融的理解。

在北京银行创立之初，区域内的大型企业已经被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开发殆尽。多年来，商业银行一直对大型企业趋之若鹜，大企业不仅业务规模大，而且管理相对方便，成本很低。开发小微企业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并不比大企业少太多。

“中小银行就应该与中小企业唇齿相依！”面对此形势，闫冰竹大胆提出，重点运作中小企业业务，并将科技、文化领域列为重中之重。

早在2001年，北京银行推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小巨人发展计划”，此后也成为北京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专属品牌。同期，北京银行还设立“中关村示范区管理部”，重点服务中关村地区的创新型企业，该管理部在2011年还升级成为中关村分行，创造了同一区域内存在两家法人机构的创举。

“在首都，每4家中小微企业中，就有1家是北京银行客户。”闫冰竹曾这样呈现北京银行的经营成果。

北京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末，全行小微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2880亿元，累计为11万家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近2万亿元。

在科技领域，北京银行累计为 2 万家科技 型小微企业提供资金超过 3000 亿元，服务北京 100%创业板上市企业、80%中小板上市企业、 50%“新三板”挂牌企业。2015年，还设立银行业首家创客中心，为创客提供投、贷、孵一体化服务。在文化领域，北京银行累计为4000余家文创企业提供资金1300亿元，在北京市场占有率超过50%。

正是有了这样的积淀，与中小企业有关的政策，自然少不了北京银行的身影。

2016年4月，人民银行、科技部和银监会公布首批十家投贷联动试点银行名单，北京银行在列。

“北京银行很早就开始在中关村地区耕耘，并坚定持续地在科技、文化领域进行投入，其中闫董事长预见性的判断和决策至关重要。”北京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曾这样表示。

在一系列战略举措的引导下，“科技金融”、“文化金融”、“绿色金融”、“惠民金融”等特色化经营渠道已经成为北京银行的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银行眼中香饽饽的社保、医疗类业务，在十几年前并不受待见，因为这类业务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且看似很难盈利。

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出于责任担当，北京银行接下这一任务。随着刷卡、转账等技术的成熟，此类业务综合效益逐步显现。而且庞大的用户群体，也为北京银行提炼用户需求开发信用卡、消费金融等业务打下基础。

当下，北京银行依旧行驶在稳健、快速发展的车道上，但闫冰竹并未放松警惕。他指出，中国银行业“黄金十年”已经远去，普遍性增长机会退出历史舞台，同质化经营模式不可持续。但他认为，北京银行未来在遭受跨周期经营的严峻考验的同时，亦迎来全球化布局的广阔空间、颠覆式变革的历史机遇。

其勾勒的未来发展路径非常清晰：北京银行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品牌化发展、跨界化融合、数字化服务、国际化发展、并购型成长、资本节约型增长等“四化两型”战略；希望把北京银行打造成为中国金融业永续发展的百年老店。

在此蓝图的引导下，一系列新的增长矩阵正在形成。

北京银行先后设立国内第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北银消费金融公司，第一批合资保险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多家村镇银行，形成了综合化发展的版图。

在跨界合作上，北京银行先后与中国联通、腾讯公司、小米科技、同仁堂等开展战略合作，在移动支付、大数据应用以及互联网健康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探索。

在互联网领域，北京银行加大在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与金融服务的结合，计划打造以“移动银行、数据银行、O2O银行”为特色的全能智慧型银行。

在国际化上，北京银行将围绕国家开放型战略进行顶层设计，重点创新跨境人民币产品服务，积极参与跨境并购、跨境人民币结算、兑换和离岸金融业务，为境内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

“连续多年人均创利最高的银行”——这是北京银行身上一个令同业艳羡的标签。

一位与北京银行有业务往来的人士评价称，接触到的北京银行员工对工作都充满激情。

这背后，与闫冰竹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情怀密不可分。

“员工是最宝贵的财富。”闫冰竹多次强调，关心员工成长、关爱员工生活，让每个人在北京银行平台上成长进步。闫冰竹对此也身体力行。

有北京银行员工回忆称，员工组织的一些交流活动，只要邀请了闫冰竹，“他都会挤出时间尽量参加，并且与员工面对面谈心交流，了解员工的职业规划、业务拓展的艰辛和工作生活上的困难。”

此外，北京银行还建立了开放竞争的选人育人用人机制，以激发全行的创新活力。

这种关怀入微，也让闫冰竹被看做是北京银行当之无愧的“主心骨”。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北京银行员工结构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在董事长这个职位上工作多年，外人看似乎风光无限，但背后常常需要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闫冰竹曾在自述中袒露内心，“作为‘一把手’，肩负着把握方向、用好人才、协调关系等重要职责，深感使命艰巨、责任重大；面对董事会上的激烈争论与交锋，深感驾驭、协调的艰难；面对股东的质询、监管的问责，深感每一天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面对业务拓展的艰难、相关各方的反复沟通、干部的选拔任用、危机的正确应对，深感事无巨细，不敢有丝毫懈怠。”

或许，只有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

担任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之外，自2008年起闫冰竹有了另一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一个来自中小银行的代表，2013年闫冰竹连任，并当选第十二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九年来，闫冰竹共提出83项政协提案，其中针对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生存与发展以及民生问题提案达50余项，媒体则对他冠以“两小委员”的称呼。

有北京银行人士透露，闫冰竹提交的每份提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深入调研，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得出的。

譬如，2015年，闫冰竹以调研组组长的身份赴重庆、广东围绕“促进中小银行健康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之后提出促进中小银行健康发展作为缓解经济下行、推动经济转型等观点。这些观点后来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重要批示。

但在所有提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多次呼吁的：银行分类监管不应“以出身定终身”。

他给出的理由是：当前按照历史出身进行机构类型划分并实施监管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削弱了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利于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也不符合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他建议，银行分类监管可以由目前的“出身法”逐步过渡为“以资产规模和监管评级为主要标准、能上能下”的动态监管方式，这样才能“引导商业银行走差异化、特色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以促进我国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

“中小银行也是银行中的中小企业，要像关心中小企业一样关心中小银行。”他曾在公开场合如是说。

这是他对银行业改革方向的一份寄望，也如一个父亲希望社会善待自己孩子般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