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熊观察（微信号xiongqiyue3） 作者：C熊

为应对经济增速放缓、通货紧缩以及本币升值等压力，2012年以来，瑞典、欧元区、瑞士、日本等9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政策是在“利率走廊”机制下形成的特殊调控政策[1]。中央银行旨在调整“利率走廊”下限，并使其处于“负利率”状态，从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最终拉低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   

“负利率”政策推出前，各国央行纷纷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大规模购买证券，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但由于实体经济疲软，商业银行并不偏好向实体经济投放大量信贷，而是将多余流动性以存款方式存回央行，以赚取微薄的利率补偿。银行体系的这种行为导致资金长期无法进入实体经济，这与量化宽松政策的初衷严重背离。为改变这种趋势，各国央行纷纷推出“负利率”政策，旨在降低存放央行资金的补偿利率，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从各国实施“负利率”政策情况来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负利率”政策最终目标盯住抑制通缩和稳定汇率。在实施“负利率”政策的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的最终目标都与抑制通缩和稳定汇率有关。而2016年实施“负利率”政策的保加利亚和波黑，则主要是为确保本国汇率“锚定”欧元，其本质也与稳定汇率和物价有关。

二是存款便利利率作为主要操作工具。多数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将存款便利利率作为操作工具。通过将存款便利利率设置成“负利率”状态，不断调整“利率走廊”下限，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在9个国家和地区中，使用存款便利利率作为操作工具的国家有6个，包括欧元区、日本、黑山、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瑞士。部分国家的操作工具有所区别，如丹麦是将银行部分准备金转化为大额定期存款，然后对定期存款征收“负利率”；波黑是通过对超额准备金收费的方式实施“负利率”[2]；瑞典央行定期会将超额准备金以逆回购方式供给资金稀缺的商业银行，其主要针对逆回购利率实施“负利率”政策。

三是实施对象主要为超额准备金，意在调控增量。实施“负利率”政策的中央银行大多遵循分层准备金制度，即将商业银行缴存的准备金分为若干层次（一般为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对不同层级准备金给予差异化补偿利率。“负利率”一般针对法定要求以外的超额准备金。之所以只针对超额准备金实施“负利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有利于减小银行的财务成本，保护以零售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银行[3]，避免其将“负利率”成本转嫁给个人和中小企业储户；另一方面，使“负利率”政策具有“边际”调控效果，在满足法定准备金要求的情况下，银行新增准备金都将计入超额准备金账户，“负利率”政策实施后，商业银行对增加存放央行账户资金规模的行为会十分敏感。

四是在压低货币市场利率、促进本币贬值方面效果显著。“负利率”政策在压低货币市场利率方面体现出了较高效率。政策推出后，8个国家[4]的短期平均货币市场利率由0.5%降至-0.4%，降幅接近1个百分点。由于各国央行配套使用的流动性管理政策有所差别，并不是所有实施“负利率”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都处于“负利率”状态。截至2016年10月底，匈牙利、挪威和日本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仍处于大于零的水平。对汇率的影响方面，“负利率”推出后，8种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较政策推出前平均贬值7.05%。

五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拉升物价方面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负利率”推出前，8个国家的平均GDP增速为1.23%，而2016年2季度的平均水平为1.29%，升幅仅为0.06个百分点；“负利率”推出前，8个国家的平均GDP平减指数为0.31%，而2016年2季度降至-0.29%，通胀水平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明显下降，降幅达0.6个百分点。

（一）影响机理

“负利率”政策在促进增长和防止通缩方面的效果与预期存在明显差距，但其对银行体系的负面冲击却是显而易见的。“负利率”政策对银行体系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净息差的影响上，其微观影响机制可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商业银行存放央行的超额准备金补偿利率下调造成的损失。“负利率”政策将银行存放中央银行的部分准备金补偿利率调整为负值，使原本能获得收益的资产产生成本。“负利率”产生的直接成本与利率下调的幅度以及该政策覆盖的准备金范围有关：从各国实践看，“负利率”的范围在-0.05%至-0.75%之间，下调幅度最大的国家是瑞士，最小为匈牙利；“负利率”政策覆盖准备金的范围也存在较大差异，瑞士、欧元区、丹麦的覆盖比例较高，分别达到准备金总量的96.0%、84.4%和81.9%[13]，而挪威、匈牙利和日本的覆盖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仅为1.12%、24.04%和15%。综合下调幅度和覆盖比例，“负利率”在瑞士、丹麦、瑞典和欧元区产生的直接成本较大，在挪威、匈牙利、日本产生的成本较小。从总体看，直接效应对净息差的影响有限，银行可通过调整超额准备金头寸予以应对，实际操作中较为明显的应对策略就是增加现金持有比例。  

“负利率”政策对净息差的冲击主要来自间接效应，即通过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使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出现非对称性下降，从而对息差产生负面影响[14]。间接效应产生影响的微观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规模错配，在降息周期生息资产与付息负债的负缺口越高（即生息资产大于计息负债的程度越高），银行息差下降的压力越大；二是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的期限错配，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程度越高，银行对降息的敏感性越高；三是生息资产和计息负债的计息方式错配，固定利率产品相较于浮动利率产品对于利率下行的敏感性较低，所以资产（负债）端拥有更多固定（浮动）利率产品的银行受到“负利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四是币种结构错配，资产端（负债端）拥有更多（少）“负利率”国家货币的银行，其净息差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

（二）“负利率”地区大型银行的净息差表现

由于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存在明显差别，使得各银行在“负利率”环境下的净息差走势出现了明显分化。在总部位于“负利率”地区23家大型银行[15]中：

17家银行下降。“负利率”推出前[16]，23家银行的平均净息差为1.35%，推出后降至1.29%，降幅为6个基点。23家银行中，17家银行的净息差在政策推出后下降，平均降幅达10个基点，下降银行数的占比为73.91%。

6家银行逆势上升。这6家银行分别是德意志银行、桑坦德银行、瑞银集团、裕信银行、瑞士信贷集团和法国巴黎银行，它们的平均净息差由1.59%升至1.66%，提升了7个基点，升幅达4.2%。

我们对净息差逆势上升（以下称“好银行”）和大幅下降（以下称“差银行”）的银行进行了分析，发现“好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是在“负利率”以外地区配置高比例资产。“好银行”整体配置在“负利率”以外地区的资产占比较高（表6）。2015年底，德意志银行29.8%的资产配置在“负利率”以外地区，这些资产创造了该行2015年57.8%的净收入。反观总部同样位于德国的德国商业银行，2015年其在非“负利率”地区的净收入占比仅为4.3%，其净息差在“负利率”推出后平均降幅达5个基点。2015年底，桑坦德银行在“负利率”以外地区的资产占比为59.2%，2015年，这些资产贡献了集团净收入的73%。桑坦德银行善于利用地区间净息差的不同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其在“负利率”地区的融资额明显大于投资额，而在息差较高地区则采取了投资额大于融资额的资产负债策略：截至2015年底，桑坦德银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负利率”地区的贷存比分别为89%和97%，而在美国、智利和巴西等高息差地区的贷存比则分别达140%、133%和106%。

反观“差银行”，它们在“负利率”以外地区的资产和收入占比偏低。2015年底，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在欧元区的资产占比分别达90.5%和88.6%；瑞典SEB银行和丹麦丹斯克银行在北欧地区的资产占比在90%以上。

二是维持资产端高收益资产占比。贷款是生息资产中收益最高的业务，相比于证券投资和同业业务，在基准利率下行的情况下，其利率调整速度相对滞后。“负利率”政策推出后，“好银行”明显提升了贷款占比，德意志银行、桑坦德银行、瑞士信贷集团、瑞银集团的贷款占比分别上升了4.3、0.6、3.6和4.2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差银行”的贷款占比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17家银行的平均贷款占比由“负利率”前的47.4%降至当前的46.4%。

在低收益资产持有比例方面[24]，多数“好银行”呈现出下降趋势，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瑞士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低收益资产占比分别下降1.9、1.7、0.8和0.8个百分点。虽然桑坦德银行的低收益资产占比由25.9%升至27%，但其现金持有比例由7.5%降至5.7%[25]。

“差银行”低收益资产占比明显提升，但提升方式呈现出一定差异：欧元区银行大幅增持了证券投资资产，法国兴业银行的低收益资产占比由43.3%升至47.5%，其中证券投资占比提升了3个百分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低收益资产由54.1%升至60.2%，证券投资占比提升了5个百分点；日本大型银行倾向于提高现金持有占比，日本三大银行集团[26]的平均低收益资产占比由30%升至32.7%，其中现金占比平均升幅超过4个百分点；北欧银行呈现出贷款占比上升，低收益资产下降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其80%以上贷款都采取浮动利率计价且期限较长（主要为按揭贷款），这使其净息差仍面临较大压力。

三是加大低成本资金的争揽力度。在负债管理方面，“好银行”采取的策略是加大低成本存款的争揽力度：“负利率”政策推出前，“好银行”负债中存款占比为35.9%，推出后升至40.1%，升幅达4.2个百分点，其中免于支付利率的活期存款占比由15.4%升至17.1%。“差银行”平均存款占比由41.1%升至41.5%，但活期存款占比由17.3%降至17.2%[27]。除提升存款占比以外，“好银行”同时压低了同业资金占比。“好银行”同业负债在负债中的占比由18.4%降至15.1%，降幅达3.3个百分点。同期，“差银行”同业负债占比虽然也呈现下降趋势，但平均降幅只有1个百分点。

四是加大期限错配力度。“负利率”推出后，“好银行”维持息差的主要策略还包括：通过加大资产和负债端的期限错配力度提升期限溢价。2014年“负利率”推出前，德意志银行平均资产期限/平均负债期限的比值为1.61倍。“负利率”推出以来，德意志银行加大了5年期以上按揭贷款的投放力度；同时，德银缩减了短期负债中6-12个月的同业资金占比，增加了3个月以内资金的拆借力度，再加上活期存款占比的持续提升，德银的期限错配力度明显加大。同样加大期限错配力度的银行还包括桑坦德和法国巴黎银行。

“差银行”期限错配力度则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典型例子是存贷比高达166%的北欧联合银行。“负利率”推出前，北欧联合银行的平均资产期限与平均负债期限的比值为3.1倍，“负利率”推出后，北欧银行将许多资产投放到了同业业务和现金业务，长期限按揭贷款占比有所下降；同时，在负债端加大长期债务的发行力度，大幅减少同业负债占比，以上策略调整使北欧银行的期限错配力度显著降低，资产期限/负债期限比值降至2.7倍。

目前，中资银行的净息差仍处于较高水平。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银行体系不良贷款规模的日趋攀升以及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剧，商业银行的净息差面临持续收窄的态势。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际大型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净息差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资产地域集中度高，规避国内净息差收窄趋势的回旋余地不足。截至2015年底，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海外资产和海外税前利润在集团中的平均份额分别为12.0%和8.3%。资产配置和收入来源集中于国内市场的问题是，当国内市场净息差持续收窄时，银行体系将很难规避息差下降造成的不利冲击。目前，国内经济复苏态势尚不牢固，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我国央行存在进一步采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同时，随着行业监管政策和金融格局的演变，商业银行在资产和负债端的竞争压力日趋激烈，国内净息差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二是负债端成本控制形势日益严峻。受近年来同业竞争加剧、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等不利冲击影响，五大行负债结构中存款占比持续降低。截至2016年2季度末，五大行存款/负债为78.9%，较2009年下降5.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活期存款/负债由2009年43.4%降至2015年末的30.7%，降幅达12.7个百分点。2015年，五大行负债中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同业拆入资金的平均成本分别为0.51%、3.68%、1.97%。低成本活期存款资金被不断置换成高成本的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以及同业资金，成本管理的难度持续加大。

三是存放央行资产占比偏高，公司贷款占比持续下降、零售贷款盈利能力偏弱。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的存放央行资产占比较高，这与我国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息息相关[28]。2015年，五大行存放央行日均规模达11.39万亿元，占同期日均生息资产规模的15%，而国际大型银行存放央行资产的平均占比不超过3%。存放央行给中资银行带来了较高的财务负担，2015年五大行存放央行资产平均收益率为1.49%，较同期平均2.08%的付息负债成本低0.6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大中型企业融资过程中的“脱媒”现象日益突出，银行资产中收益较高、资产质量较好的对公贷款面临持续流失的压力。截至2015年末，五大行贷款余额中公司贷款占比为66.0%，较2009年的72.1%下降6.1个百分点；另外，中资大型银行在零售贷款领域提供差异化服务的能力较弱[29]，导致该领域业务竞争仍停留在同质化价格竞争层面，收益率整体偏低。与国际大型银行零售贷款收益明显高于批发贷款不同[30]，2015年，中资G-SIBs的个人贷款平均收益率为5.29%，低于同期公司贷款0.46个百分点（公司贷款平均收益为5.75%）。同期，国内零售业务发展较好的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个人贷款收益率分别高于公司贷款收益率1.99个和3.81个百分点。

四是资产负债端的计息方式不利于应对降息周期。在资产端，受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影响，中资银行绝大部分贷款都采用浮动利率定价，以确保利率水平能够及时反映央行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据统计，五大行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比平均在95%以上，其中按揭贷款浮动利率占比接近100%。中资银行的浮动利率贷款占比已远高于国际同业水平，2015年末，花旗银行固定利率贷款占比为49.1%，其中按揭贷款固定利率产品占比达61.9%；巴克莱银行按揭贷款中50%以上采用固定利率计价；日本银行业固定利率贷款占比为56.7%。由于资产端浮动利率贷款占比较高，当利率水平持续降低时，资产收益对于利率下行更为敏感，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

在负债端，中资银行持有的定期存款比例较高，对利率下行的敏感度较低，因为定期存款主要采取固定利率定价，在市场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定期存款利率调整存在明显的粘性。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中资银行通过同业负债和发行债券等市场化程度较高方式筹集资金的比例较低，2015年，五大行应付债券和同业负债资金的平均占比不足25%，而国际大行的平均水平在50%左右。

五是期限转换功能发挥不充分。在银行净息差构成中，资产和负债端期限不匹配形成的期限溢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中资G-SIBs赚取期限溢价的能力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2015年，中资G-SIBs的资产平均期限是负债平均期限的2.5倍；同期，富国银行为3.74倍，意大利裕信银行为3.23倍，北欧联合银行为2.7倍，苏格兰皇家银行为5.07倍。通过对比可知，中资G-SIBs与国际大型银行期限错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1年期以内的产品和5年期以上的产品两个组别，1年期以内错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短期负债占比较低；而5年期以上产品则主要体现为长久期资产配置比例不足。

中资银行期限转换功能发挥不充分还体现为贷存比指标偏低。尽管2015年银监会将贷存比由监控指标变为监测指标，但当前中资银行的贷存比仍显著低于国际大型银行的平均水平。截至2016年2季度末，中资G-SIBs平均贷存比为72.85%，而非中资G-SIBs的平均水平为97.13%[31]，部分银行的存贷比达到150%以上。在制约贷存比提升的众多因素中，除了银监会的刚性要求外，央行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也是重要掣肘，17%的要求意味着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将有17元上缴央行，理论上最大贷存比只能达到83%。

六是利息收入占比较高。2015年，中资G-SIBs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为26.12%，虽然较前些年明显提升，但仍远低于2015年非中资G-SIBs平均52%的水平。非息收入占比偏低使银行利润对于对息差收窄异常敏感，应对低利率环境的整体能力偏弱。

面对国内不断收窄的息差环境，中资银行应借鉴国际大型银行经验，从以下方面入手不断优化净息差管理策略:

一是提升国际化水平，拓展境内外资产摆布的空间。虽然我国银行业整体的息差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但从长期看，国内净息差持续收窄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如果在国内市场囤积过多资产，未来必然将承受较大的息差下行压力。作为以国际化见长、在海外经营发展多年的国际大行，中资大型银行应不断提高海外市场的业务叙做能力，为应对国内息差收窄提供更广阔的资产摆布区间。对比国际大型银行的海外布局，中资大型银行在美国（10%）、欧元区（10%）、日本（5%-10%）等海外关键市场的资源投入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长期来看，应以提升上述地区业务量为突破点，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

二是优化负债管理。首先，确保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在资金来源中的核心地位，借鉴桑坦德等银行的经验，通过拓展手机、互联网等数字化渠道扩大零售业务的覆盖范围，增加核心客户数量。其次，借鉴富国银行成功做法，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加大产品创新和交叉销售的力度，不断提升客户粘性，维持并巩固核心存款规模。第三，在确保流动性整体充裕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同业负债和债券融资的比重。以上操作，首先有利于提高银行负债成本对基准利率变动的敏感性，使银行在低利率周期更好地进行成本控制；同时，也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的平均期限、提高银行赚取的期限溢价；另外，加大债务工具的持有力度，也有利于中资大型银行与国际监管要求推崇的管理模式并轨，如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第四，借助海外“低利率”市场融资，通过跨境资本运作反哺高息差地区：一方面，要加强海外重点地区的渠道建设，包括物理网点和数字化渠道，增加海外市场核心存款的规模，不断改善海外存款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争取使海外存贷比水平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在成熟离岸市场，择机发行低成本债务工具。

三是优化资产配置策略。首先，稳定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在公司贷款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下，应着力提升零售贷款业务，逐步将零售贷款占比提升至50%。通过优化服务提升零售贷款平均收益率，特别是长久期零售贷款，该业务是国外大型银行获得稳定息差的基础。其次，优化生息资产计息方式，增加长期限贷款、特别是零售按揭贷款中固定利率产品的比重。参考国际大型银行经验，固定利率贷款在贷款中占比应在30%以上，按揭贷款中固定利率计价产品的占比应更高。第三，优化海外资产配置。目前，中资大型银行资产配置的特点是，在海外低息差市场的贷存比较高，大多高于100%，而在国内高息差市场的贷存比却不足80%，这意味着在高息差市场资金运用整体是不充分的，而低息差市场资金运用是供不应求的。中资大型银行应通过资产端摆布将资金配置到利息水平更高的地区，逐渐改变资负结构与当地息差水平错配的状况。

四是多措并举弥补利润缺口。除了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息差过快下降以外，中资大型银行还应通过增加其它收入的方式弥补利润缺口。首先，可采取“以量保价”的策略促进利息收入增长，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内中小企业、绿色环保行业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投放力度，促进贷款规模的提升；在国内监管对收费管控日趋严格的背景下，注重把握海外市场的相关业务机会，借助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历史机遇，努力在海外市场创造更多的佣金和手续费收入；关注“负利率”政策带来的资产交易机会，加大对固定收益、大宗商品以及外汇产品的交易业务的投入力度，不断积累人才，努力提升交易收入在非利息收入中的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