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未名（中山大学）

研究汇率变动的贸易福利影响，离不开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效应分析。广泛使用的衡量贸易福利的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以及要素贸易条件与贸易价格都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汇率变动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是研究关注的重点，传统汇率传导理论研究分析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根据研究范围的不同可以具体的区分为狭义和广义的汇率传导。狭义的汇率传导是研究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广义的汇率传导是研究国内价格水平，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零售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等不同价格指数，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变化。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效应可以从一价定律、汇率传导的阻滞的因素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效应三个方面展开。

一价定律

传统宏观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的完全竞争、厂商利润的最大化、完全的自由贸易、无运输销售成的假设下，国际市场一体化能够确保一价定律在世界范围成立，同质商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用同种货币标价）相同。一价定律根据传导的不同可以区分为绝对形式和相对形式。商品i的一价定律绝对形式为：

表示商品i在A国的价格，

表示商品i在B国的价格，E为两国间汇率。如果一价定律对参与贸易国所有可贸易商品成立，购买力平价可表示为：

和

分别表示A国和B国的可贸易商品的价格水平。

现实生活中，国际贸易中无运输和销售成本的假设不可能成立，因此一价定律可以用相对形式进行修正：

表示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百分比。

保持稳定，一价定律的相对形式意味着A国和B国价格同比率变动，汇率变动在国内外价格上的反映是迅速、完全的。

学者对一价定律是否成立进行了广泛研究，因为开放程度不同，贸易壁垒差异，完全竞争程度不同，一价定律是否成立在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议。Corbo和Mcnelis（1989）对发现经济开放程度影响国内价格水平。Leith（1991）通过分析汇率与物价水平的变化关系，发现博茨瓦纳国内物价水平与汇率变动完全相关，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是完全传递得。物价水平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贸易壁垒的降低、贸易商品的普及，逐渐满足一价定律机制。MacDonald（1993）运用多变量协整的方法，发现一系列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变动同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对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价定律机制成立。

Richaardson（1978）、Giovannini（1988）以及Froot（1995）等发现同质商品在不同国家价格存在差异，一价定律机制不成立。

在一价定律的实证检验研究中，最大缺陷在于直接比较不同国家生产和销售的同类商品，而不同国家生产的同类商品品质相近却不可能是同质。实证中采用的这种方法与一价定律强调的同质商品的假设相矛盾。另外，在商品销售价格中包含了运费、销售成本等组成部分，属于不可贸易部分，不服从一价定律。McCloskey和Zecher（1984）研究认为一价定律不成立的实证结论是因为检验的商品并不完全同质。

汇率的价格传导阻碍因素分析

国际贸易经典理论中，马歇尔-勒纳条件对进出口需求弹性与国际收支关系进行分析：当进口和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时，贬值可以改善国际贸易收支差额，意味着出口国货币贬值可以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传递到进口国。汇率变化与进口价格之间对应关系、成本加成比例固定、边际成本固定是汇率的价格传导的前提。19世界70年代，理论界开始质疑一国货币贬值是否会导致出口价格一定发生变化。Kreinin（1977）对汇率的价格传导进行实证分析，汇率变化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传导率约为50%，对德国的传导率约为60%，对日本的传导率约为70%，对加拿大和比利时的传导率约为90%，对意大利进口价格的传导率接近100%，不同国家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的效果存在很大差异。Feenstra（1989）发现美国小汽车、小型卡车以及重型摩托车等商品的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率在63-100%之间。

Dornbush（1987）的研究分析发现，汇率的传递效应不仅受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的市场结构差异和它们之间的替代程度影响，还受到进口品中包含的非贸易性质的分销成本因素的影响。Goldberg（2002）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是不完全的，出口企业无法将汇率变动完全传递到出口商品价格，出口企业自身需要消化部分汇率变动的影响。Taylor （2000）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提升了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压力，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导到多种的外部因素干扰，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是不完全的。Marazzi和 Rothenberg（2006）、Bailliu和Fuji（2004）对G7国家和11个工业化国家实证研究发现，汇率传递效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均存在下降趋势。Feenstra和Kendall（1997）、Kadiyali（1997）、Gross（2000）、Devereux（2004）等也发现了汇率价格传导存在不完全性。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递程度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汇率的价格传导的阻滞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行业特征不同

Dornbush（1987），Hooper和Mann（1989）分别从产品同质性与替代性、市场集中程度、国内和国外厂商的相对份额以及厂商价格歧视进行分析，当产品差异程度高、价格歧视能力强、较国内企业有较大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程度高的企业有较强能力维持成本加成份额，对汇率变动具有较高的价格传导效应。Klemperer（1989）构建了寡头垄断市场的两期模型，认为由于部分出口商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在本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在国外市场价格不变，保住国外市场的份额，出口商会牺牲短期利益，主动承担了汇率的变动的损失，平滑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不显著。

2、汇率回滞效应

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只有短期效应，从长期视角观察，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中性的。任何汇率的短期变动最终将通过国内价格的同方向、同比例变化，让实际汇率恢复原有水平。汇率回滞效应是指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不仅有短期影响，还对价格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由于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是不完全的，价格的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导致汇率变动对价格产生了长期持续的效应。Baldwin和Krugman（1989）、Dixit（1989）对汇率变动的回滞效应进行了研究。厂商在汇率变动水平超过临界值时作出进入或退出市场的决策。在沉淀成本的约束下，厂商一旦作出退出决策后，即使汇率恢复原来水平，厂商也不能再次进入市场，导致汇率变动对长期的价格和产出造成影响，形成了汇率变动回滞效应。

3、贸易结算币种的选择

Grassman（1973）、Black（1985）运用实证分析发现，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国货币通常被选择作为结算货币。Fukuda和Cong（1994）实证发现日本出口企业货币选择由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的需求状况决定。Viaene和Vries（1992）研究认为结算货币选择由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决定。Baccheeta和Wincoop（2001）发现在进口国内部，进口商承担的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高于零售商。当一种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越大，同类产品的替代弹性越低，出口商的市场地位越强，出口商能够选择本币作为结算货币，把汇率变动的影响传递到进口国。出口商在进口商和零售商之间发挥了平滑汇率对国内消费水平冲击的缓冲器作用。

4、贸易品流通链条不同

Clark（1999），Hufner和Shroder（2003）对商品贸易流通价值链条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商品流通价值链条解释汇率的价格传导的不完全传递现象。商品从进口到最终销售给消费者，要经过运输、包装、销售等多道中间环节。运输、包装、销售等中间环节是不可贸易的，不受汇率的影响，但是运输、包装、销售费用最终包含到进口商品的最终售价之中。特别的，如果贸易品流通链条越长，那么中间环节所占比重就越大，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也相应下降。

5、货币政策不同

Deveraux和Engel（2003）在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基础上分析了货币政策稳定性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研究认为相对较小的货币增长波动会导致汇率价格传递强度下降。Deveraux、Engel和Storgaard（2004），Baccheta和Wincoop（2005）研究认为贸易厂商愿意选择货币政策稳健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一旦以进口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那么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导率就会下降。

6、通胀环境不同

Taylor（2002）建立了交错定价（Staggered Price）模型分析通货膨胀环境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低通胀环境将导致汇率传递效率降低，高通胀环境将导致汇率传导效率较高。低通胀的环境降低了厂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持续性成本变化比较小，减弱了企业进行价格调整的动力，进而降低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反之，在高通胀的环境中，厂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较高，成本变化压力增大，导致企业进行价格调整。Choudhri等（2006）对1979-2000年71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汇率与通货膨胀呈现正相关，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有正向影响。

7、法律制度不同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忽视贸易国家的制度背景，那么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不完全传导的分析就会有偏差。非关税壁垒和跨国企业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制度特征。Willamson（1986）建立了跨国企业主导的贸易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认为由于跨国公司通过改变内部资源调配，让进口品的成本相对于进口国价格不敏感，因此展现出汇率的价格传递的不完全性。Mennon（1993）研究发现跨国企业对汇率的价格传导中的作用要大于非关税壁垒。当出现汇率的剧烈变动，跨国公司可以运用策略减少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冲击。跨国公司在公司内部广泛采用“内部汇率”，使得公司的定价策略不受外部汇率变动影响；也可以提供灵活内部信贷协议，通过调整协议时间减小汇率变动的影响；还可以提供灵活的结算货币选择权，通过以进口国货币结算，避免受到短期的汇率变动的影响。Bhagwati（1988）在非关税壁垒假说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出口方受到出口数量限制，那么用进口方货币结算的商品价格会高于未受管制的市场价格。如果出口数量限制持续存在，即使进口国货币出现贬值，由于出口商获得额外的收益，汇率变动不会传至进口价格。1981-1986年美国受到非关税壁垒限制的进口品价格总体上升了25%，证明了贸易国制度特征有助于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效应

国内学者也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效应进行研究。施建淮等（2008）考察了1994至2007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分析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程度和速度，认为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依次递减。王晋斌、李南（2009）研究了2001年至2008年进口价格指数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关系，将进口行业划分为基础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两类，分别计算两类行业的进口价格指数。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基础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传递效应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比较高，2005年汇改之后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较汇改之前显著提高。此外，曹伟和申宁（2013）在行业细分数据的基础上，发现不同行业在进口汇率传递效应中存在的异质性，人民币汇率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总体偏低，通过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的效果有限。对过往国内文献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研究偏重于对汇率传递效应大小的考察，对传递因素以及汇率传递的宏观、微观影响的研究有待加强；过往文献研究偏重于人民币汇率的出口价格传递，对进口价格传递的研究有待深化；过往研究偏重于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问题，对不同行业汇率传递（特别是进口汇率传递）效应的异质性研究有待深化。

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分析

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已大约有四十年，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国外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Clark（1973）、Baron（1976）、Hooper and Kohlhagen（1978）、Ethier（1973）、Wolf（1995）、等学者认为汇率波动增加导致贸易水平的降低，理由在于：价格在贸易合同签订时确定，而支付却是在未来交货的时候，如果汇率波动大、不可预期并且缺少保值工具，那么交易商会因为利润的不确定性而减少贸易。他们认为在市场不完善的国家，汇率形成机制并非完全实现市场化，并且外汇市场缺少相应的保值产品；或者外汇市场具有准入制度而导致部分贸易商不能够为货币保值。也即是说，如果存在远期汇率协议锁定利润，汇率波动不会对贸易产生影响（Baron，1976）。然而，De Grauwe （1988）认为风险规避并不能充分说明汇率波动与贸易量的相反关系，汇率的不确定性与交易商的风险规避程度有关，因为风险的增加同时有相反作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Franke（1991）、Sercu（1992）承袭De Grauwe （1988）的思想，认为汇率波动能够使出口公司获得比进口商支付的更高的收益，因此能够促进贸易。Dellas and Zilberfarb（1993）采用资产组合选择模型说明了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效应。在理论研究上，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以上这些文献并未考虑第三国汇率效应对贸易的影响。David O. Cushman（1986）察觉到第三国汇率风险可能对双边贸易产生间接影响，并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这一想法。在其实证分析中，将贸易两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视为贸易第三国，用有效汇率代理第三国汇率，检验了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的双边贸易，发现忽略“第三国汇率风险”，在汇率制度转换时期，导致高估双边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影响；在浮动汇率时期，则导致低估双边汇率风险。数年后，Kumar and Dhawan（1991）在研究欠发达国家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中，引入了第三国因素，发现加入第三国汇率风险能够增进对贸易流量的解释。mckenzie（1999）在综述中详细阐述了David O. cushman对贸易流量模型的特殊设定，但是在其后较长时间并未得到学者的重视。直到2007年M. Bahman-Oskooee and Scott W. Hegerty（2007）在综述中强调第三国汇率效应对贸易量影响的重要性。随后，Bahman-Oskooee（2012）将美元与加拿大元汇率波动率纳入模型中，分行业研究中美汇率波动对中美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发现加入了美加汇率波动后，在绝大多数的行业中，短期内中美汇率波动及美加汇率波动对进口、出口的影响十分显著。M. Bahmani Oskooee和Jia Xu（2012）检验了美国出口到香港的143个贸易行业以及美国从香港进口的110个行业，通过与之前未加入第三国汇率效应的实证结果对比，发现第三国汇率效应的存在，并且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更显著。

曹阳和李剑武（2006）、谷宇和高铁梅（2007）探讨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总额的影响，结论表明，长期来看，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具有负的效应而对我国进口具有正效应。李广众（2004）、陈云和何秀红（2008）分行业研究汇率波动对行业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效果，发现不同行业结论差异较大。陈六傅、钱学锋等（2007）研究汇率波动对不同企业贸易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实际汇率风险对企业出口都存在正面或负面冲击，但负面冲击更具显著性。还有学者研究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总量的影响，但相对较少，结论也并不统一。如熊欣等（2002）使用1991年和1995年的22个主要贸易国（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名义汇率波动率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发现进口国汇率波动对出口量有负的显著影响。李皓和章冬梅（2011）研究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关系，结果显示汇率波动对我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不论长期、短期都没有显著影响。李天锋（2011）在汇率波动对中日贸易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汇率波动对中日出口、进口的影响微弱。潘红宇（2007）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分别研究了汇率波动对美国、欧盟、日本三个主要贸易国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向美国、欧盟的出口额与实际汇率波动率存在长期的负相关关系，中国向日本的出口与汇率波动无关；短期内汇率波动仅仅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对中欧、中日的进口、出口没有显著影响。（完）

文章来源：本文摘自中山大学金融学博士胡未名毕业论文《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福利效应研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