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利用全球声讨美元的势头，近期努力争取增加IMF投票权、中期敦促美国放弃弱势美元、长期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是现实的政策选择。

    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就从未停止过。如今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既是因为泛滥的美元实在“伤人太深”，也是由于作为最大的美元债权国，一向低调的中国政府高层也发出了独特的声音。

    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家常便饭

    回顾历史，大规模的美元危机最早爆发于1960年，其后多次反复，最终带来全球货币的“春秋”时代，美 元牢固占据了霸主地位。1976年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根本上看只是一种过渡性选择，随着这一体系延续到今天，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成为家常便 饭，其恶劣影响也令人瞠目。

    表面上看，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到牙买加体系，美元地位明显削弱了，但是实际上，由于放弃了原有责任的 束缚，美国由发行美元获得的利益达到新高峰，滥发美元成为政客应对危机的终极手段。由此，美国利用货币霸主地位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行为愈演愈烈，逐渐 令美国的“富朋友”和“穷兄弟”都开始无法忍受。

    如今，在伦敦G20峰会召开之际，改革现有货币体系之所以激起人们的巨大热情，也是基于对美国“基本面 ”已不足以支撑美元地位的判断，具体包括：认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规模占比持续下降；感觉美国经济发展质量在下降，传统行业竞争力也不复存在；觉得美元汇 率波动剧烈，早已失去了“大哥风范”，也不符合对世界货币的稳定性要求。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未“病入膏肓”

    然而，是否就此认为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病入膏肓”，很快就陷入“墙倒众人推”的境地呢？笔者认为，这还远未成为现实。

    首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事实上在20%到30%之间波动，而每次经济危机爆 发时，反而该比重有所上升。研究表明，该比例在1980~1985年，由23.6%上升到32.7%，1991~1993年由24.9%上升到 26.8%，1995~2001年由24.9%上升到31.9%。而三次全球危机分别发生在1980~1982年，1990~1992 年，2000~2002年。

    由此来看，在现有体制下，源于美国的危机总是能够被顺利转嫁出去，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当危机发生时，美元人人喊打，而当危机过后准备“真打”时，支撑其地位的基本面却再次变好了。

    其次，可以预见随着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深化的加速，牙买加体系下的货币乱局将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在此情况 下，必须有一种信用货币充当“庄家”角色，从而避免全球货币体系最终崩溃。现在来看，也仅有欧元对美元有一定替代性，但其前景也受到欧元区主权国家的利益 冲突所限，日元在结算和价值贮藏方面也先天不足，人民币则只是“初试啼声”。因此，美元主导体制对于我们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次优选择。

    另外，现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多基于政治目的，而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来说，在各国经济都困境重重时，仍然要“矮子里面拔将军”，还是相对偏好持有美元。

    同时，通过政府间制度安排等非市场途径来大幅弱化美元地位，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美国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担的问题。况且，美元垮台的受损者不仅是美国，东亚等净储蓄国也会遭重创。

    由此来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未“病入膏肓”，除非发生国际势力格局的剧 变，它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改变。当然，这也并不意味其他国家只能束手无策，各国起码可以从三方面加以努力，即防止美元的供给失控、弱化对美元的需求、加快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以攻为守”、“连横合纵”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选择无非是维持现状、走向多元化、推动超主权储备货币、回归金本 位或商品本位。其中，超主权货币虽然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但从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最早提出后就摆脱不了“镜中花”的地位，因此退而求其次，应着重推动并 适应货币体系多元化，即促进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责任与权利同时走向多元化。

    对此，在空前的“货币乱局”中，中国理应抓住各方势力激烈博弈的时机，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最大限度地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变化中谋求自身利益。

    首先是在将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博弈中，逐渐“以攻为守”，更加主动地应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难 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际金融策略都体现出一定的“被动”特征，如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等方面，都处于守势。现在，人们对美元主导体 系不满的核心原因，就是美国人做得太过分，这使得欧美国家的金融战略进一步分化，而我们也有机会积极表达国际金融政策偏好。

    当然，这种“主动出击”也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如俄罗斯虽然早于中国提出“超主权货币”，但并未引起如此大反响，正说明了全球都看重中国的巨额外储“钱包”。

    其次，是通过运用“连横”策略，努力提高在IMF等各类国际组织的表决权，增加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能力，进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只有在IMF、世行等国际组织掌握更多话语权，才能在遏制美国金融功利主义行为方 面有所作为。这里的所谓“连横”，既包括利用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不断边缘化，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地位的需要，从而加强与其合作并谋求利益，也包括 以更积极的态度对美国施加影响，在其“失道寡助”时寻找双方可实现共赢的领域。在当前IMF等国际组织迫切需要注资时，更不妨抓住机会迫使美国默许，来换 取更多的IMF实际投票权和高管职位。

    再者，中国还可以通过运用“合纵”策略，约束美国不负责任的“弱势美元”政策，并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构建。

    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都成为美元贬值挟持的“人质”，陷入解决内部通胀压力、美元资产缩水与本币升值的多重困境。对此，不仅让人想起上世纪美国财长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此时，全球对人民币的关注，远低于对美元的担忧。

    在各国对美国“不作为”普遍不满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与新兴市场国家一起采劝合纵”战略，敦促美国承担起更多的货币责任，避免美元泛滥和持续弱势，从而间接抑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降低外汇资产的贬值风险。

    同时，改变当前国际交易活动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状况，适度提升欧元、英镑、人民币和日元等货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这就需要以“合纵”之术，通过一系列国际间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新的货币利益均衡，才符合多数国家甚至美国的根本利益。

    应加强与欧元区等发达国家的“合纵”，促进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使全球范围内监管的重点实现“低端监管 ”与“高端监管”的平衡。长期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更重视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健康等“低端”领域，却忽视了发达国家金融创新过度的“高端”领域，对此，未来的改 革重点应同时兼顾资产评估合理性、金融产品可控性、金融机构透明度、银行系统稳固性等目标。

    实际上，所谓推动“合纵”策略的目标，一是建立全球金融稳定机制，抑制美国“以邻为壑”的金融风险过度转嫁行为，二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使发达国家也承担一部分货币动荡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损失。

    关键要尽快练好“内功”

    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练好“内功”，创造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基础要素。一国货币争取国际化的过程，就是 参与激烈的货币竞争的过程。直观来看，在一定时期内，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崛起，必然伴随其他货币竞争力的下降与衰落。因此，当一国货币走上国际化道路之后， 将会面临他国货币的强烈反击。在基本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度渲染人民币即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新主角”，显然是不明智的。

    人民币要真正走向国际化，需要通过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输出本币、金融体系高度市场化的支撑，也需要政府有更加理性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与战略措施安排，还需要继续改革以增加社会稳定性和透明度，这也是国际投资者和企业接受他国货币的重要条件。

    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利用全球声讨美元的势头，近期努力争取增加IMF投票权、中期敦促美国放弃弱势美元、长期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是现实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