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练

来源：供给侧经济观察（ID：SupplySideReform）

2017年终于来了。许多经济事件在继续往深入发展。一方面，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角，另一方面，有一线城市的一些舆论在渲染莫名的恐慌。本号完全赞同“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的判断，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正面当前社会舆论尤其是一线城市的部分舆论的关键问题，做出全面的重新阐释，方便大家看清楚形势。

当前经济圈的核心讨论话题，主要是中国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以及储备问题（债券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全面管控、化解资产泡沫与之密切相关）。本号之前分析“一带一路”的当前实际情况，是该问题最相关的重大政策。本号要达到的目的是：直面问题，正面回答，告诉人们——中国人，我们的真正实力如何，我们可能的危险在哪里，这种不回避的态度，也有助于某些人群化解内心深陷“两张皮”的痛苦，让自己的信心提升到应有的水平上，当然，如果他们在看完本号的解释后还惶惶不可终日，那么本号也爱莫能助了——相信这些人在反复的折腾中会得不偿失。

今天本号要解释的是：外汇储备是什么，他在中国历史中是什么地位，它如何产生，如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达到（地位）高点，如何在未来逐渐、缓慢走向消亡（或地位远不如过去20年重要）。在此基础上再来分析中国当前面对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的状况、可能前景和问题解决方法。

中国本国的经济实力、货币实力与其他大中型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不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远超新兴市场国家

2014年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陆续出现本币（对美元）的大规模贬值的事件。这里面既包括长期不重视生产投入，片面发放福利的委内瑞拉，也包括遭遇精心的地缘政治经济进攻的大国俄罗斯，既包括一度繁荣的二等能源生产国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哈萨克斯坦，也包括人口较多，受益于一定规模的全球分工的国家如巴西、土耳其。同时，从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达到3.99万亿美元顶点后也开始下降，并在2015年“8.11汇改”（有知名学者认为这次汇改其实是半拉子改革，几天后就终止了）后加快下降速度，而人民币的汇率也是在2014年上半年达到最高的（接近1美元兑6人民币），而如今已经逼近1美元兑7人民币的水平。

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对美元的（官方汇率）走势（2012-2016）

但是，中国与这些陷入麻烦的中型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需要明确几点：

其一，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国家性质上有本质不同。这些国家可以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但中国不是新兴市场国家——至多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曾经属于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也承认，他在2005年之后就不认为中国还属于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这个好听的词的另一面是经济基本面脆弱（这个词是西方投资银行造出来的用来粉饰现实的，在90年代以前，它们的名字叫LDC-未发展国家），因为他们并没有太多实力雄厚尤其是技术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新兴市场国家通常最核心的企业是技术应用型的运营性企业（即技术、设备基本依靠发达国家，只是在本国进行运转的企业，比如通信运营商，食品加工企业）。可以拿中国和土耳其对比，土耳其已经算新兴市场国家中发展的不错的国家了，但是在经济能力上，它最大的公司仅仅是一些大家族性的，多从贸易起家的，在本土从食品加工等基础工业做起的企业集团，只是在建材制造、工程等领域具有能力，近几年通过和德国、美国企业的合作进入汽车、家电中的整车、整机装配环节，在海外有一些纺织、成衣产业。举个例子，土耳其所有的发电厂要进口中国的设备。这样的国家大致相当于中国90年代中期部分产业的发展水平，而且还缺乏中国大规模的人才库和工业积淀。所以，土耳其这种国家是真正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型脆弱国家，而中国则是真正的“全能国家”。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走势（2012-2016）

其二，中国已经具备让其货币成为全世界实体经济通用货币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全世界美元流动性突然消失，让人民币取而代之，中小国家能够用人民币从中国买到他们需要的货物，而中国企业上游的不少高科技企业（比如德国）则必须接受人民币，因为中国企业是占他们销售额大部分的主顾。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其全球延展已经使得一旦支付采用人民币，它能迅速形成一个世界货币环流。这一点是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这种经济网络效应决定了只有超级大国的货币才有被视为普遍支付手段的能力。近来，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个三国组合先后宣布它们要在相互之间的贸易中采用相互的本币结算支付，可以预言，这两个同盟一定是不稳固的，甚至难以落实——如果它们采用人民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还具有可行性。

其三，中国当前货币的国际流通出现反复，被延迟，致使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其国际经济地位不匹配，主要是因为行政管理因素导致，因为中国的管理体系是条条管理。一国货币要在国际支付中具有深度的生命力，必须要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工程结算中先有较深的基础，然后才涉及比较复杂的金融领域。如果没有大循环的基础，片面在金融“产品”尤其是债券/股票等融资金融工具之外的期货、期权上单兵突进，势必使得该货币变成赌“升值/贬值”的投机工具，而非真正的流通货币，这些金融产品缺乏实体经济的“消化池”来承接，进而反而加剧其大涨大跌（目前中国只经历了一次长期上涨，刚刚经历下跌），反过来使得该货币在国际实体经济交往中作为支付手段的工作更难推动。其实中国当前最便利的抓手是：国际上几乎所有能给东道国带来重大变化的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在主导建设，这个环节非常容易导入人民币而且中国主导企业非常乐意这么做，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实现人民币结算和流动。因此，在中国，这种条条的区隔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与推动中国对外实体经济来往尤其是国际工程结算上分离，后者不归前者管辖，前者没有义务与动力推动后者的实现。

埃及（该国在经历美元荒、支付手段荒）的中国、埃及商人翘首盼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及流通，但被行政约束阻断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二十多年国际上盛行的国际金融理论对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使用起了阻碍作用，例如，认为一定要达到某种“可兑换标准”才可以成为“国际货币”，进而才具备国际支付手段的资格。事实上，如今已经被公认为国际货币的日元，直到1998年才实现“完全可兑换”。这些教条信念都是80年代之后才逐渐成型的，而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相互间的投资）是在这些信念形成之前发生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货币如美元、前西德马克在50-70年代履行其跨境实体经济货币功能时，并没有满足这些所谓的条件。这些教条形成后只是忽悠了更多中小国家将其货币“完全开放”，变成国际游资的投机品。

其四，当前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受挫的主要问题是信心问题，主要危险是中国国内过度膨胀的“纯资本运作”导致经济“脱实入虚”过于严重。具体的危险在于：现代货币“贷款创造存款”的性质使得“脱实入虚”浪潮中可能创造大量的服务纯虚拟业务的货币，这些货币连同一些老百姓（资本运作中的输家）的货币可能被一批成功赚快钱的人获得。与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群体专注于自身事业发展（其事业需要反复投入）而不会过多关心自己的人民币要不要换成美元不同，这种赚快钱的人群很容易有“财务自由后养老或置产于避税天堂”的想法，最有动力尽早将其国内货币（人民币）置换成现行国际货币（美元）并离开中国。未来中国货币当局-主推经济的组合不能是慈母型央行+赚快钱的时髦行业及相关资本运作这种组合，而应当是严父型央行+以硬实力为核心，以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为检验标准的实体经济的组合。人民币在新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扮演核心角色，只有在后一种情形下才可能实现。

“外汇储备居于重要地位”是美式全球化时期的经济制度安排

可能人们会把“一带一路”的提出时间和上述各国汇率变化的时间进行对比：我国“一带一路”正式提出（2014年年中）正好是上述变局开始启动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促发了上述变局，而是这一想法正好赶上了时代的大变革期——这次变革的规模超越80年代末90年代初，堪与1945年的变化类比。这个时代的变革是由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促发的（克里米亚事件），但点燃了已经积累很久的干柴，开始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到目前为止已塑造出一个新世界秩序的雏形。而新的世界秩序是需要新的国际经济制度来配合的，国际货币安排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一带一路”在勾勒新的世界秩序方面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还不是老手，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变动还是美国-俄罗斯“直接触发”的，我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末尾的那个阶段——即“金砖国家崛起”阶段，但其实金砖国家概念搞得热闹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而且，用旧时代的经济制度安排来支撑面向新时代的规划肯定是不行的——早在2014年就应当看到“中国4万亿外汇储备并不是我们能搞‘一带一路’的基础”。“一带一路”的可行基础在于：中国是世界工业门类最全的超级大国，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币成为具有国际信用的货币，能够随着这些海外经济的扩张被“创造”出来用于流转并进入东道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储备货币和国际收支手段。与之相反，美元资产等外汇储备在中国“享有重要地位”，是上一个时代，即美式全球化的经济制度安排，在那种制度下，中国围绕着美国转，美国仅以人们对其货币霸权的信赖而维持其经济体系的运转，最典型的情景是90年代末-21世纪头5年。

在很大意义上说，中国的先进制造能力的维系和继续提升，有赖于人民币为环流的新时期国际经济秩序的成型。仅以造桥修路相关的产业为例，中国整个产业链条，包括大型设备及上游装备制造行业的起飞发生于21世纪头12年，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爆炸式发展，最早是高速公路、通信网络的建设，后来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再后来包括电力-能源网络的建设，现在是城市轨交的建设。由于中国内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需求，以至于西方长期被压制、饿肚子的尖端技术群体纷纷投奔我国，以我们的人才池为基础，不自觉的被我消化吸收。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世界第一或接近世界第一，尤其是在201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脱实入虚问题的同时，也有可喜现象发生：实体经济领域已经发生了优胜劣汰，一批长期扎实经营的企业已经脱颖而出，这批企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登顶世界的问题，或已经登顶世界再找新的领域继续“登顶”的问题。中国远远超过俄罗斯在苏联巅峰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实现的国家实力水平，也远高于日本在80年代末巅峰期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过，实现上述成就的很多经济载体是我们国内的工程，随着我国本国国土上的开发逐渐饱和，势必需要通过新边疆领域来“创造市场”。因此，中国要一方面在海外继续扩大经济圈，同时在技术水平上让本土始终处于经济圈内尖端，才能保持我国的综合技术能力——进而经济权力不因为市场突然消逝而瓦解。

中国修路架桥能力世界第一，这是当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做到的

1991年之前，苏联在东欧之外的最大援助国就是门格斯图统治的埃塞俄比亚，美元援助

而新市场的创造显然不能依靠于创造权不在我国手里的货币去实现。没有任何国家/组织可以靠非本国发行的货币成功实现系统性的跨国大型工程。苏联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搞亚非拉军事援助的时候使用过美元，结果当了冤大头，大量石油外汇砸在门格斯图的埃塞俄比亚，一无所获（苏联在经互会体系内采用转账卢布体系，在部分经互会国家额外贸易和经互会体系外投放美元。不成功有几个原因：转账卢布体系是计划经济记账系统，结算价是内部优惠价格，不具备经济激励功能，使得在最紧密的东欧国家，后期也使用马克、美元等硬通货结算；大量美元支出是消耗性的军事援助，无助东道国建设）。国际大型工程往往是充满变数的，投入上不封顶，外汇储备又不是一个国家自己能说多就多的，高度受制于时代背景，同时如果本国货币不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外汇储备又承担着日常国际收支备用库的重要职能，这样一种格局将在汇率趋于贬值时变得被动。事实上，像中国21世纪这种外汇储备在双顺差下急速增长，而且以它为发行基础货币的依据（一手强制收兑流入外币一手流出新造人民币这就自发创造基础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日韩的高速发展时期都没有这样（韩国高速增长期贸易顺差年份不长），只有海湾君主国可以类比，但规模小得多。只有本国创造的货币，流入超级工程进行流转支撑，才有可能实现货币-实物建设的双增长。

既然“外汇储备地位很重要”是过去的历史时期——美式全球化时期的特殊制度安排，就有必要说清楚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其原理及其和一国货币体系的关系是什么，它又会如何消失。

外汇储备的历史及当代原理

外汇储备概念出现的历史不长。它最早出现是在一战以后的热那亚国际金融会议上。一战以前的20年（1890-1914）是世界上一轮全球化的巅峰期，那时各国基础货币（硬币和纸币）大多以金本位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扩张信用货币（汇票、存款等）；一战打破了这种局面，欧洲国家剩下的黄金储备太少，都在战争期间作为购买军火的国际支付手段流到美国去了。这时国际政治家发明了一种应付的办法：金汇兑本位，比如英镑是金本位（但对于兑换黄金设定门槛限制），那么其他国家从某入境商人收兑英镑（纸币）时向商人兑付出新创造的本国纸币，即实现以金本位国的货币作为基础的本国货币体制，这时收入的英镑就成了外汇储备；再进一步，金本位国也很难找，这时任何外国的货币（通常是生产能力强的国家的货币）都作为收兑的对象，这些也就是外汇储备了。那时候热心推这种金汇兑本位制的主要是英国，因为英国在一战中受损相当严重，本国黄金储备大受影响，但是不甘心丧失帝国的光环，希望维持英镑纸币作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其各英属殖民地国家的国际收支手段，通过忽悠起人们的信心，使得自己创造的英镑等价于黄金。这也是英国在20年代很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回到战前与美元的兑换平价的目的——但英国一战后国力江河日下，日后它创造的这种金汇兑本位制进而外汇储备概念被美元所接管利用，即美元而非英镑最终享受了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特权。

1922年热那亚会议确立了外汇储备的概念

那么从历史进一步推演可见，在外汇储备这个概念诞生后很长时期里，外汇储备本身不会作为一国大部分基础货币的发行基础，而仅仅是用于日常国际收支备付的一个备用蓄水池，比如20世纪20年代热那亚会议后，英国以法国法郎作为外汇储备，法国以英镑作为外汇储备，不是说法国法郎对英国有多宝贵或英镑对法国有多宝贵，只是为了国际收支备用罢了。如果英国要以法国法郎这种外汇储备为本国货币发行的基础，而法国要以英镑这种外汇储备为本国货币发行的基础，那么就“绕套”了，变得非常可笑。

外汇储备真正开始变得很重要，甚至成为一国当局竭力追求的东西，只有在货币地位不对等的环境下才可能出现。历史上，这是通过二战实现的。因为二战后，除了美国以外的大部分世界主要国家都打成了废墟，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国苏联经济上又自成一套与世界大部分国家隔绝，美国在经济上是世界唯一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被推为公认的世界盟主，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有重要商品要向美国购买，这些国家发行的货币和美元相比几乎等于废纸和金子之间的区别，此时以美元为几乎唯一核心的外汇储备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定义上是个围绕着美元转的金汇兑本位制，只不过这个金汇兑本位制和20年代英国试图推的金汇兑本位制相比，更侧重于载体货币（美元）而不侧重于黄金，这是由当时美国掌握具备压倒性优势的生产力决定的。在这种环境里，向法国戴高乐总统那种屡屡要求将法国手中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做法，最多是技术性骚扰，无伤大雅。所以，1971年尼克松让美元和黄金脱钩，其实并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只是将美元本位的事实更赤裸裸的展现出来。

二战后盟军（美军）在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发行的临时货币纸币，设计的很像简易版美元，充分显示了把握物资后的经济权力。美元就是依托这些高度依附的战后国家货币推开的

到当代，由于货币的创造来自于债务的创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贷款创造货币（存款）），外汇储备的产生源泉就更加“随意”了。所以，外汇储备的本质未必是地位很高的，只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需求而享有在一定历史阶段下的高地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假设美国一个无业黑人，刷信用卡买了一双中国出口的运动鞋，刷信用卡的行为本身就创造了消费额相等的美元货币（黑人的消费信用贷款创造了卖鞋商（在美某银行）的存款），则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流入了中国制造商的口袋（中国制造商在美某银行的美元存款），中国制造商再在收兑规则下换成人民币（中国制造商得到人民币存款，中国央行得到在美某银行的存款），这就形成了外汇储备（中国央行在美某银行的存款，或将其买成美国国债进行实质存储）。在上述案例中，发达国家的某个人/实体的行为即可创造出最后变成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源泉。

那么这个黑人的地位很高吗？我们中国时祈求着这个美国黑人尽量消费以“恩赐”给我们一些外汇储备吗？这当然是荒谬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外汇储备地位变高且中国国内的不少规章也抬高了外汇地位？原因是我们当时有很多东西自己生产不了，必须进口，进口就要支付国际接受的货币，80-90年代人民币不被接受，所以你要外汇，外储地位就高了。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和外汇相关的法规事实上抬高外币、歧视人民币（对内歧视）的原因由来。事实上，在今天一些人口很多但还处于发展起飞期的国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国，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今天，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其实已经具备让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流通媒介的物质基础，问题主要在信心和推出时机、路径上。这种强大国家的货币国际声誉（接受度）相对其生产能力的时滞现象，美国也经历过。所以，外汇储备在二战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地位好像较高，本质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在二战后四五年里（1945-1950年）美国生产、技术独步天下建立的货币权威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必须经历进口外国设备这一关两大因素决定的。

外汇储备不宜长期作为一国尤其是大国的基础货币的创造依据，事实这十几年的中国是特例

进而可见，外汇储备不宜长期作为一国尤其是大国的基础货币的创造依据（基础）。

事实上外汇储备能成为一国基础货币（纸币、银行在央行的存款）的创造基础这种事情也是很罕见的。外汇储备就性质而言，本质是两国互相国际收支时的备用库，规模和本国基础货币一般不能相比，发达国家之间尤其如此（目前，除了德日以外的大部分欧美国家不存在（大额）外汇储备的概念，现代欧美之间已通过央行互换来解决国际收支所需备用货币这个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通常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比较紧张的——既包括那些长期不发展的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尼泊尔，也包括经历高速发展而且成功跃迁为工业国的国家比如韩国（在其高速发展期）。事实上以韩国为典型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有一半多时间是经常项目逆差的，韩国1962年开启高速增长模式，到70年代末才实现里连续的经常项目顺差（期间只有1973年一年是顺差），而且韩国吸收的FDI不多，更多以外债形式引入外资，随即用于进口设备，这种外汇紧张模式不会使外汇储备成为本国基础货币的发行依据。

韩国高速发展期（1962-1979朴正熙时期）外汇一直比较紧张

外汇储备作为一国货币创造基础只有这几种案例：

• 1、城市型国家和地区，实行货币局制度，本国没有货币政策，包括香港、新加坡；

  
  

• 2、海湾石油出口国，沿袭当年的英镑制，60年代转变为美元固定汇率制；

  
  

• 3、极个别成功工业化的中型经济体——比如80年代的中国台湾；

  
  

• 4、大国，只有一个例子：中国。中国发展模式和韩国为代表的典型东亚模式不同在于：中国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很大原因是中国积极吸引直接投资（FDI），直接投资一般就地滚动而少有汇回（与FDI方向相反互相抵消的本国对外投资，中国在2012年之前都相当少），而韩国高速增长期并不积极吸引直接投资。中国这种双顺差始于1994年，在21世纪后快速膨胀，再加上2004年以后陆续进入的热钱：滚出巨大的外汇储备，也在1994年订立的企业外汇收兑制度下滚出了央行的巨型资产负债表，到2014年央行资产方中的主体是外汇储备（2014年底人行总资产34万亿元，其中外汇资产27.2万亿元，政府债券仅1.53万亿元）。

中国外汇储备历程（1980-2016，百万美元）

沙特外汇储备（百万里亚尔-本币计算）

其他试图实行货币局制度的非城市型中小国家，如阿根廷、立陶宛、爱沙尼亚等，试图以外汇储备作为发行基础，但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它们在贸易、吸引外资（FDI、借外债或吸引外来资金购买股票）方面都没有独到之处。

可见，中国21世纪以来“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是全世界尤其是大国中的孤例。未来中国一定会恢复以本国国债及其他高质量债券为资产主体的大国央行结构，现在这一进程已经被动开始了。

本轮中国外汇储备及汇率问题论争的起源及当前观点流派

本轮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及汇率问题，源自于2014年年初，在2015年下半年激化，在2016年最后几个月表面化。源起是原外汇管理部门发言人在2014年初预计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可能会再次面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情景，当时就呼吁未雨绸缪。到2015年“8.11”汇改，出现了以上述发言人为一派，社科院余永定教授为另一派的论争。

触发论争的现象是：811汇改后，外汇储备加速下降，发言人认为，这更多反映了当时一些在外发行外币计价债券的中资企业（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的过程以及居民向央行兑出外汇但并未转移出境的现象，是“藏汇于民”；而余永定教授认为，“8.11”汇改实际上是非公开的半途而废了，即原来说的是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开盘中间价以前一天的收盘价为基础，但因为头两天降得太厉害，实际在8月13日放弃，改为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开盘中间价为前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变动为基准，试图保持稳定。但这种措施使得外汇储备在一年内时间下降了几千亿美元。余永定教授认为，这种市场不断兑出美元以维持汇率的做法损耗太大，不如放手贬值——世界上没有哪个像中国这样拥有最全工业门类的国家会在放手贬值后无限制继续贬值下去的，没有。同时，他认为“藏汇于民”一说很牵强，2015年底-2016年初是放任外汇储备去收购国外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和大部分国民福祉没有意义。（见余教授2016年5月12日“中国的汇率政策”演讲及《经济导刊》2016年第10期《如何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6年9月以后，随着美联储加息趋势的形成，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速走低，使得这一讨论更加激烈。

近期，除了余永定教授外，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也对汇率问题发表了观点——这是在他发表关于“GDP增长必须保6.5%”之后的又一论断，该论断与余永定教授的方向相反，声称不能采取一次性贬值的方式，因为会“引起恐慌”，相反，徐高坚持声称要守卫汇率，但给的理由仍然摆脱不了“恐慌说”。

综上经济学家的观点，众说纷纭。本号的看法，需要跳出外汇储备看外汇储备，跳出汇率看汇率。外汇储备是干嘛用的？汇率的压力从何而来，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压力会始终存在，流失会始终存在。所以，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分析现有格局下的各派力量及动机判断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再发挥市场的力量让他们自己化解。最好能够实现“自发化解问题”。这个思路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内容：

1、 我们最终追求的是本币（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结算、储备货币。外汇储备及对其依赖终究是一种历史现象。同理，作为大国，汇率一定是自主决定，以我为主，而不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还要盯着世界第三、四……第二十乃至第四十大经济体的中小货币。中国要求着匈牙利或者南非给我们什么指导吗？小国盯大国有道理，大国倒盯着小国挺别扭。

2、 中国经济具备让人民币成为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和领域的流通货币的基础，中国货币的国际接受度落后于中国经济实力，主要是因为长期的自我低定位和受教条影响造成的，也受到行政条块切割的约束。

3、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脱实入虚”严重，是本国货币虚胖膨胀的重要原因，增大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中国海外投资中的并购类投资，确实带有大量虚涨的资本运作成分，是一种空耗，需要遏制。化解这种压力，最直接的方法是让资本运作无利可图，消除其退出渠道；同时在国内对纯资本运作型信贷创造釜底抽薪。

4、 现在这种严防死守，连人民币也不能汇出（怕人民币汇出变成离岸人民币后，在离岸兑美元有压力，在离岸市场又把人民币还回来，还是付出了美元，等同于美元汇出）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贬值预期始终存在。同时也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手段看不到启动的那天。

5、 支撑人民币价值的不是互联网、影视、文娱IP、游戏、股市概念、海外房地产，而是中国的工业实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的向世界前沿靠近的工业生产力。汇率政策应有利于这些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最近一年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先进部门的改善作用已经显现。在贬值到一定程度后，这些有活力的工业将形成强劲的实力，对其需求增大，人民币价值自然随之上升。

可以预期，在未来一两年内，遏制国内投机性资本外流，对国内投机性新增货币的创造进行釜底抽薪，并进行足够的贬值乃至一次性贬值，有助于正本清源，强身健体。严父型货币当局+经历过市场考验洗礼后的强竞争力制造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我们要警惕以“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为名，行被动宽松货币，让投机性创造货币为投机性资本运作兜底之实。在特朗普上台后美联储可能连续、陡峭升息的前景下，这样的失误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历史是现实最好的老师。我们应当学习历史经验。包括1997年“人民币不贬值”的历史条件，以及美国把美元打造成国际货币的历史过程。这将给人民币成长为与中国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货币以极大的启发。

作者简介：

简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研究院研究员，微信号供给侧经济观察（ID：SupplySide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