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真正缘起究竟是什么？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平均每10年，中国经济就要经受一次大考，在前两次的考试中，中国不仅通过对外突围的方式成功通过了考试，而且均紧随其后迎来了一轮经济高速增长，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得中国面临第三次大考。这一次考验主因则是内外叠加（外有金融危机的冲击，内有结构转型的需要）。以人民币汇率改革为突破口的第三次突围战正在进行中。

截至2013年底，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6.05，较2005年7月22日汇改之前的8.27，已经累计升值了36%，这意味着仅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40%左右的价格优势。但为什么中国当局并未因此做出调整呢？

说书人想在《中国汇事》的第一回里，和看官们聊聊这个话题，即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真正缘起究竟是什么，真的仅仅是来自外部压力吗？

改革开放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观察之后至今的经济数据，基本存在一个这样的经验规律，即平均每10年，中国经济就要经受一次大考（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困难，增速均出现大幅快速下滑）。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得中国面临第三次大考。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前两次的考试中，中国不仅通过对外突围的方式成功通过了考试，而且均紧随其后迎来了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此点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无疑是最具借鉴意义的。

首次考试和对外的突围之举

1989年，外围是柏林墙倒塌后的两德合并，苏东解体后的社会主义华沙阵营的瓦解；内部则是由于“价格闯关”、供给短缺等因素引发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CPI涨幅由1987年的7.3%跃升至1988年的18.8%），次年则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经济随之出现巨幅的下滑，1990年GDP增速降至3.8%，要知道在1978年至1988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是10.25%，可见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下滑，甚至可以用“断崖式下滑”来形容。

如何扭转这一经济颓势就成为当时中国决策层的首要工作，这才有了影响至今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其中“两个不等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和“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论断彻底解除了束缚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枷锁，随后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并由此掀起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

外商投资数额（FDI）和注册企业数均呈现井喷式的增长，从1984年FDI进入中国以来，至1991年累计额仅为222亿美元，而1992年新增FDI就达110亿美元，并在此后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重新回归增长轨道，1992年至1996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升至12.44%，GDP总量由2万亿升至7万亿，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以来第一次连续五年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总量短缺的状态被彻底扭转，自此总量矛盾就不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第二次考试及对外的突围之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恰逢中国经济在经过3年调整后，刚刚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中国正处在内外经济协调对接的关键时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国采取了让渡本国外需的策略，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也是对1994年人民币主动贬值的外交对冲手段，因为当年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双轨制变为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且人民币还进行了一次性贬值33%，美元兑人民币汇价由5.76调整至8.62，此后以“双顺差”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也是从那个时候逐渐确立起来的。

然而受此影响，中国经济在1998年至2002年间出现了第一次“软衰退”（期间GDP年均增速由前期10%以上降至8%）。为此，中国决策层再次选择了外部突围的策略，2001年成功地加入WTO,从而推动中国的产业链同海外市场完全对接，在出口的强力拉动之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回归高速增长平台。

2003年至2007年间，中国第二次实现了连续五年超过两位数的高增长，GDP平均增速达12%，GDP总量由10万亿元升至26万亿元，中国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5%快速升至10%（不要忘了，这期间全球的出口额翻了一番）。

中国人历来有一个辩证思维：危机同样也是机会，正所谓“有机”也才会“有遇”。而市场化给中国进行的两次考试，更是用实践证明了此点。

第一次危机，是在总量短缺环境下发生的，触发因素恰恰是最初决策层想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短缺矛盾，但价格闯关的失败却把短缺经济下的隐形通货膨胀显现出来，没办法，只能寻求外援——招商引资，实质是让渡一部分中国经济福利来保证外部投资者高回报（对此说书人《中国钱事1:“不差钱”的中国》中详细讲过，《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10月29日），结果是短缺矛盾一举解决，并且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总设计师画了个圈，外部资本和中国的劳动力实现无缝对接。

第二次危机，短缺问题消失了，接踵而至的就是市场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产能如何输出的问题，还是找外援——WTO，中国的工业产能和外部市场无缝对接，当然代价是进一步让渡了部分经济领域的控制权，同样还是“润物细无声”。这两次突围告诉我们，市场化的考题，最终还是依靠市场化的办法解决。

好了，说到这，终于能够回到开始说的那个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真正缘起究竟是什么，真的是仅仅来自外部压力吗？

第三次考试及正在进行中的对外突围

说书人认为，2005年7月份启动的汇率改革，是中国第三次对外突围的号角，因为继引资入内、输出产能之后，中国经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在全球的大国地位，这绝不仅仅是口号，而是实实际际的问题，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几乎没有任何环保压力的投资环境，以及包括税收减免、开发立项等政策优惠，均非长久之计，如何利用这些阶段性的积极因素，提升中国经济的软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而其中人民币在全球中的地位则是重要的一环。

同时抛开本轮危机，实际上2004年各项通胀数据的突然升高已经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经受第三次考验，本次危机则是催化了考验的推进速度，而且如果说第一次考验主因在内，第二次考验主因在外，那么这一次考验主因则是内外叠加（外有金融危机的冲击，内有结构转型的需要），所以来了更凶险，解决起来更困难，当然如果解决得当的话，对中国经济将是又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机遇期，2007年温家宝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写到“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柳青在《创业史》里说得好：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国家命运如人的命运一样，紧要之处也只有几步。面对第三次异常复杂的考验，对外突围的策略又一次担当重任，不过这一次，中国的选择是：继商品输出之后，接下来需要输出人民币，进而逐渐建立保护我们现有的和未来的海外利益的平台。用官方的话讲，就是让人民币在国家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匹配起来。

但在输出之前，必须消除国际上对于中国市场化机制的质疑，其中汇率形成机制是否市场化就成为首要的一环，说书人认为这才是2005年人民币汇改的初衷。

接下来各位看官最熟悉的一幕上演了，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其不意”地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将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汇率制度改革又一次推到一个全新的里程碑阶段，而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他同时也被大家冠以“人民币先生”的称号。

然而自此，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究竟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外贸出口行业将会受到何种冲击，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主动性是否会被进一步削弱等各种争论不绝于耳，而对于人民币如何深入地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之中，使之能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相称，则是此次经济危机带给大家的新思考。

与此同时，此次经济危机又一次把维持了近40年的美元体系推到了风口浪尖，此前日元和欧元曾经向美元发起挑战（至今也没有放弃），这一次由于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使得大家把更多的厚望寄予了人民币。但人民币在随后道路上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还出现了人民币汇率改革注定要失败的声音，接下来的故事，待说书人下回分解。

中国汇事2：人民币汇改的快慢之争

从人民币汇率的实际变化路径来看，中国的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纵观9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行，可以说“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对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起到助推作用，为后期新的红利因素形成和释放做好了准备”的目的基本已经实现了。

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以人民币汇率改革为突破口的第三次突围战（官家的语言就是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至今已有9年，但从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启动至今，有关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各种争议仍未停止，其中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步伐是快还是慢的争论尤为突出。那么2005年7月份启动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实际变化情况又是如何呢？

2005年至2013年间，以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间价计算，人民币兑美元年升值幅度依次为：2.56%、3.35%、6.90%、6.88%、0.09%、3.10%、5.11%、0.25%、3.09%，而且人民银行主导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危机前），采取的就是快速升值的汇率政策，三年多时间就累计升值了20%左右；在危机爆发初期的2009年和欧债危机最严重的2012年，则采取人民币暂时性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而在2012年4月至9月间、2014年前5个月人民币汇率还呈现出阶段性贬值的局面。

截至今年8月底，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已由2005年7月21日的8.2765升至6.1647，累计升幅达34%，同期美元指数则由89降至82.7，即9年间累计贬值了7%，如果剔除美元自身贬值的因素进行简单推算，过去的9年间，人民币汇率的实际累计升幅已接近40%，大体和同期国际清算银行按照贸易权重估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37%的累计升幅相当。有意思的是，在2005年7月份汇率改革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测算的结果就是低估了40%（虽然其在今年7月份的最新测算结论仍然认为人民币低估了5%~10%），但包括人民银行在内的中国宏观层已经开始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

因此，从人民币汇率的实际变化路径来看，中国的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此期间还连带出几个有意思的数据：

一是20年的汇率轮回。各位看官是否还记得，说书人曾在《中国汇率的三次突围战》中提及的中国曾在1994年采取过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由5.76一举贬至8.62，贬幅高达33%，此后的“双顺差”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也是从那个时候逐渐确立起来的。而在1993年，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

20年后，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再次回到6附近，即差不多用了20年时间才消化了1994年初的那次大幅贬值，相应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则变成了2%，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汇率是否均衡的标准就是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在正负4%之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花了近20年时间，回归到当初的6，国际收支用同样的时间重归均衡，这是巧合吗？

二是货币供给机制的10年轮回。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进，近年来在中国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外汇占款，即在“双顺差”的格局下，每每从外部流入中国一美元，中国货币当局就需要按照汇率时价被动投放相应的人民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变化引发了中国货币供给机制的逆转：由过去外生供给（央行可以主动控制货币投放量）变为了内生供给（央行被动投放货币，随后才通过多种手段回笼货币）。

例如，在2005年之前，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供给（M2）的比重基本在25%以下，即在货币供给中，央行不能主动控制因素不超过四分之一，而到了2005年4月份，这一比重已经跃升至65%，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出其不意”的汇率改革，9年之后，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供给（M2）的比重再次回落至25%以下，而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则由内生回归至外生。这一变化也是巧合吗？

三是低汇率政策与人口红利的叠加。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人口红利集中释放期（均为12年），第一次出现在1977年-1988年，其间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由57%快速提升至66%，平均每年增幅0.75%，红利效果主要体现在内部工业产能的扩张；第二次出现在1999年-2010年，其间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由67%快速提升至74%，平均每年增幅0.6%，红利效果主要体现在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而这一时期恰好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阶段。

1993年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30%以来，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网络泡沫破灭期间，中国的出口年增长率基本在25%以上。而到了2012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拐点性变化，统计局数据显示当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同时中国出口增速回落至10%以下，人民币汇率多次出现阶段贬值的局面。这一变化也是巧合吗？

上面的三个巧合，莫非真是巧合？说书人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三个“巧合”，才是理解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真意，而只有取到这个真经，也才能跳出人民币升值究竟应快还是慢的“形而上”的争论。

那么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真经究竟是什么？说书人把它总结为三个“一”：

一个大局：汇率改革必须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而且这个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赶超的味道，由此就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步伐是善变的，当经济强劲或者说外需旺盛的时候，步伐就快一些；经济虚弱，外需乏力时，步子就慢一些，甚至还暂时性地回撤，目的只有一个即在经济转型之前，保证汇率改革不对经济运行产生大的冲击，所以在汇率改革初期，出口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增长态势不错。

一个优势：汇率改革对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形成消减的作用，而是要起到助推的作用，即将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效用进一步放大，所以就出现借助升值降低能源、大宗进口成本，提高这个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结合度。

一个准备：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是一个长期变化，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何在红利因素衰减之前，完成人民币汇价向均衡的修正，以便为后期新的红利因素形成和释放做好准备（人民币国际化）。

而纵观9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行，可以说上述的三个“一”目的基本已经实现了，那么接下来，相应第三次突围战自然也就进入到攻坚阶段，而由此也就带来新的争论，这就是下回说书人要和各位看官交待的事情。

中国汇事3：人民币的日元之鉴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突围战，中国和日本有着太多相似之处，日元可以作为人民币未来国际化道路上借鉴的样板，但是当前中国的处境远比当年的日本要差。除了一些有利因素，汇率制度改革还有一个最不能忽视的变化，就是中国汇率风险的承担机制也已经完全私有化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是必须逾越的一环，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一些人确实是在裸泳，可见货币当局所言的家庭作业，我们还有未完成的部分。

经过20年的一个轮回，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了均衡的水平，而在此期间有关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准备工作基本也相继就绪（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相对完备的金融监管和比较健康的金融机构），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条件具备了只能说明有成功的可能，究竟最终能否成功，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在本回，说书人想和各位看官，聊聊日元，以作为人民币未来国际化道路上可兹借鉴的样板。

首先，交代一下说书人为什么举日元这个例子，主要是因为中国和日本有着太多相似之处：经济发展策略上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思路下推进自身工业化进程；贸易对手又都是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相应又先后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发展结果作为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均创造了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结构调整方面有均是以汇率改革作为先行军；文化又都是典型的亚洲文化，例如天然的高储蓄习惯…不胜枚举。所以日本当年的路径对于中国而言，有着无可取代的样板作用。

这里说书人还想说一下自己这些年的一个感受，就是在观察经济运行的时候，尤其是做比较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地方：不同的经济体表现出相似的一些经济现象，虽然其背后的经济逻辑不尽一致，但经济实际的发展往往又是按照“形而上”的路径进行的，因此，貌似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经济经验数据规律，往往反而成为了我们进行理论推演的依据，因为经济分析无法采用实验室的实验论证法，由此经济历史就成为实验论证的一个替代，即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例如，1985年9月22日，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纽约的“广场饭店”，达成了“广场协议”——五国联手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并且实行自由兑换制，而此协议签订7年后，日本却迎来了长达12年的经济萧条（1991--2002），而且至今日本也未能完全走出来，说书人曾在和朋友的聊天中，这样形容日本经济：日本就像是得了更年期综合症，哪儿都没大毛病，但哪儿都不舒服。

回过头来，再观察2005年7月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中国，似乎日本当年的路径又在重演：例如，两国均在本币快速升值的两年后，出现了物价上涨；伴随汇率的快速升值，均出现了以股市和房地产为首的各类资产泡沫；期间两国的金融资产均出现了大幅增加；两国的出口增速并没有因汇率升值而立即出现大幅回落，只是在几年后才出现下降；期间在两国的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份量被提升到史无前例的地位；

在经历了一轮明显的通胀之后，通缩的压力逐渐成为制约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自2012年3月份以来，中国的PPI已经近30个月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均是在汇率政策变化的5年后，人口红利因素出现了拐点变化（1990年日本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开始触顶回落，中国则是在2010年出现拐点）。

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克列尼娜》中所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以汇率制度变化为起点，中日两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这个曾经是奇迹的创造者经历超过10年的经济萧条，至今也没有完全从阴霾中走出，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要经历这一痛苦呢？说书人想，这才是诸位看官最为关切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看看，日本在萧条之前，其经济状况又是怎样？截止到1990年，日本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结构中投资比重已降至30%以下，城镇化率已达到77%，人均GDP近2.5万美元，同时日本已经形成了全体就业策略支持下的私有化社会保障的福利社会。因此，才出现日本经济难受（经济竞争力下降），但日本国民不难受（福利没有大损害）的稳定局面。

而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截止2013年，中国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中投资比重仍接近50%，城镇化率虽已达到53%，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近7000美元，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10%（65岁人口比重），但涵盖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并没有实现全覆盖。因此，一旦宏观经济难受（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竞争力下降），国民的福利必将受到直接影响。

经过比较，我想不用说书人多说，当前中国的处境远比当年的日本要差。当然你可以说，差距的存在恰恰就是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所在，但是如何激发潜力，恐怕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这里说书人还是想引用柳青在《创业史》里那句话：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想国家命运如人的命运一样，紧要之处也只有几步。正如“中国汇事”前两回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突围战，而且用官方的话讲，自2005年以来，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家庭作业我们补做的差不多了，外国人也不太敢拿汇率低估说事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汇率制度改革除了这些有利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最不能忽视的变化就是，中国汇率风险的承担机制也已经完全私有化了，即货币当局虽然还会干预汇率价格，但是更多的出于国家金融稳定的考虑，至于说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则完全由市场参与者自身承担（此前是由货币当局通过汇率干预来承担的），而这一变化无疑会增加金融环境的复杂性，但这又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经历的考验，市场参与者必须学会应对波动性，并且从中能够收益。

现在，人民币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但是作为国际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是不可逾越的一环，而一旦开放，那么意味着，国内微观经济体在汇率方面的泳衣将又被拿掉一件，届时是不是会有众多裸泳者呢？说书人不知道，但是仅仅从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出现阶段性贬值期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人确实是在裸泳，可见货币当局所言的家庭作业，我们还有未完成部分。

中国汇事4：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

说书人观察五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尤其是中国央行的实际推进思路，想妄自揣测一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必定会加快，与资本项目开放并行的还有中国内部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这两条缺一不可。

第四个章节说书人将对“中国汇事”的话题略做个小结，为什么是略微呢？正如说书人在此前三回所言，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重大突围，开弓没有回头箭，伴随人民币汇率日渐接近均衡水平（当然主要是对美元的比价），接下来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怎么走，实实在在是个战略选择和战术执行的问题，而上世纪后期日元的历史则不断提醒我们，一国货币国际化路径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一旦失败，那么其产生的后果是难以估计的，日本就曾经历了“失落的十年”。恐怕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院派的人士始终对于此次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持质疑态度的原因所在。例如，余永定先生就鲜明地指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错误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跨境人民币业务五周年座谈会”，说书人认为实际上这次会议就是对已经推进五年的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从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相应一些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也得以被官方首次披露，说书人将这些数据简单归纳为“四个输出、两构建”：

人民币贸易通道的输出——目前人民币已是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占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已接近25%，货物贸易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则超过15%；

人民币储备功能的输出——一些央行或货币当局已经或者准备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人民币已成为第七大储备货币；

人民币金融通道的输出——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26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近2.9万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资产的输出——已有166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81家境外机构获得RQFII试点资格；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构建——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台湾等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初具规模，估计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已接近2万亿元。

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的构建——已在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

可以说，经过五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取得跨越式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会继续延续吗？好了，成绩摆完了，该说问题了，这也才是说书人想说的重点。

首先，货币的国际化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书人有这个问题，因为在美元成为全球主导性货币之前，基本是用贵金属或者是与贵金属挂钩的货币来完成全球经济金融运行中的货币职能的，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全球经济才首次用一个主权信用货币来作为世界货币，随后经历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和这一种全新的货币制度安排有关，所以替代美元已经喊了很多年，但美元作为全球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至今无人撼动。所以，什么是国际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具备这三个功能，通俗地讲就是全球对于一种货币的认知度和使用度很高。

其次，如果用美元作为样板的话，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天生地存在一个困境。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外部需求，为此货币当局就需要保持汇率稳定，由此带来了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一直在持有别国的货币，这本身就是对自己货币国际化推广的抵消。

这里说书人需要再摆一个数据：

截至今年6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合的数据显示，在已知币种结构的6.3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中（还有5.7万亿美元没有公布币种结构），60%左右是美元，随后是欧元、日元、英镑、加元、澳元、瑞士法郎和其他货币，而美元的占比基本和危机前一样，言外之意，危机来的七年间，全球新增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出现低配美元的变化。

截至2014年6月末，全球外汇储备余额达12万亿美元，较危机前（2007年）增加了5.3万亿元，其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则是由1.5万亿增加至4万亿，增加了2.5万亿，这也就是说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储备增量中一半是来自于中国的贡献。

上面这两个数据，反映出中国作为全球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国家，虽然其自身怀揣着“成为世界货币”的梦想，但实际它又是美元最为坚定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

诸位看官是否还记得，周小川行长曾在2009年3月撰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时，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当时他这一提法曾引起热烈的讨论，说书人认为，周小川行长可能就是看到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这个吊诡之处，才在60多年后，再一次提出1944年由凯恩斯设计的那个并未成行的“Bancor”方案的变种（该方案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融会议上提出由国际清算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只不过这一次，周行长提出，扩大现有的SDR（特别提款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作用。

由此，说书人断言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梦想中，从来就没有主动取代美元的想法，更多的是成为未来多元化货币体系的一员，而这次危机恰恰给了人民币机会，这也是说书人多次强调中国经济第三次突围的核心之意。

说书人观察五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尤其是中国央行的实际推进思路，想妄自揣测一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必定会加快，原因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就是一个“用”字，让非居民能够充分用人民币满足自己的交易、投资等需求，对于其他政府和机构而言，则是要保证其便捷地实现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只有这样人家才会愿意持有人民币，也只有这样中国政府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人民币在SDR的比重，而这些要求进一步放松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方面的诸多限制。但如果中国内部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发育滞后，一味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单边放开资本管制的话，那么必定会出现前文引述余永定先生的那个担忧。所以与资本项目开放并行的还有中国内部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这两条缺一不可。

但形势永远比人强，复杂多变又是金融运行的主要特征，所以说书人上述的揣测只是纸上谈兵，究竟未来会怎样，我是不知道的，最后用一句流行语作为“中国汇事”系列的结语：“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