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根:“一带一路”倡议远忧与近虑
从积极方面看,“一带一路”在推进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及沿线国伙伴关系的同时
作者:储昭根
本文来源:井观天下
原载于:联合早报
“一带一路”在中国从规划研究到行动已是热火朝天。“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中国新世纪以来第一个系统宏观、区域合作、经济整合及产业升级的全球大战略。同时它也是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建立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基础之上的国家级顶层战略。
从积极方面看,“一带一路”在推进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及沿线国伙伴关系的同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与经济整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中国国内看,对解决国内的资产和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保障中国能源、资源通道有特别的意义。
不过,随着中国在阿富汗最大投资项目——艾娜克(aynak)铜矿项目,因安全问题、文物搬迁及政府官员调整等因素已是无利可图,几近停止。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中泰“高铁换大米”计划的一波三折,以及中缅密松大坝工程、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和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因政治、安全、地缘政治等因素而频频受阻。
而据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文利2014年8月透露,中国有两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经济风险也是无法回避的。也就是说,好的计划要落地生根,亦面临种种问题与不足,中国必须保持足够的远忧与近虑,及补足自身的“必修课”。
一、时代性。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世界经济经济重心正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这是国际政治界多年以来、少有争议的共识。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仪的提出,出现了 “世界向东,中国向西”的独特现象。经济重心、贸易中心转移总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速度较快的国家在该区域集中出现,中国主动或部分转移发展重心会不会导致发展滞后,错失东亚腾飞的机遇?这是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实力。诚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全球化及全球经济重心转移,所导致产业转移的结果,否则中国不可能有巨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仅仅中国“一带一路”倡仪就能在沿线国家掀起产业转移、经济整合的浪潮么?没有沿线国家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撑,中国有能力支撑如此宏大的计划么?若主要依靠中国推动,中国难免顾此失彼,造成帝国式扩张过度及战略透支。即便当今追忆无限荣光的“郑和七下西洋”,因当年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亏空,被深恶痛绝为“宝船弊政”。
三、能力。美国军力全球第一,其军费比排在第二位至第九位的各国国防预算总和还多,在海军的全球优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中国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建成,最多也不过是和平时期补给用途,夸大其军事价值没有意义。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挑战是建立在动荡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多发的“破碎地带”之上,这一地带民族众多 ,各种宗教、教派纷繁复杂 ,是世界主要文明交汇与碰撞、大国竞逐的地方。
中国有这种能力在“破碎地带”之上推进宏伟计划么?即便成功了又有能力把“破碎地带”之上各种动荡、威胁拒之于国门之外么?在这种其它大国规避地带投资和发展合作,中国有赢利且收回投资的能力么?而据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2015年两会期间透露,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境外资产基本没有审计。这种必修课没有补足,怎么能急吼吼地向外开拓呢?
四、治理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难以复制,因为主要承接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机遇。比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治理模式。中国若能在动荡、冲突、脆弱地带地带提供一种可资借鉴、人民满意的治理模式,亦会得沿线国家精英及民众的欢迎。
问题在于,尽管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中国这么多年在国内一直没有走出一种超越美欧独特的治理机制,相反维稳已是不堪重负,且日甚一日! 缺乏内在吸引力,无论沿线国精英或民众对中国越了解,只会是对中国更多轻蔑,制造更多麻烦。在中国留学、亲美远中的越南前总理阮晋勇就是鲜明的例子。这种情况下,互利合作的“好心”,未必有共赢的回报。
五、世界秩序。“一带一路”的建成标志着欧亚大市场的形成,甚至是更深的一体化,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这意味着世界秩序根本性的转变。作为欧亚大市场之外的美国若不能参与其中,必然是最大输家,也会是最终、最大的阻力。不过,从短期看,美国即使不欢迎也不会特别反对。中国的西部阿富汗等向来是“帝国坟场”,是中国西进无法逾越的障碍,相反中国的计划有利于中东等动荡地区局势的缓和,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及领导。
尽管“一带一路”面临诸多困难与不测,中国新世纪的第一个大战略也颇为青涩,但倡议的提出还是有积极意义。它代表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能力与决心。同时它也预示着未来一两百年欧亚经济整合的大趋势。正如“金砖国家”概念的提出推进了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同样“一带一路”倡议也会加深沿线国家间的合作。
问题是,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有一种爱虚荣、讲面子、重形式的小农意识。当年的郑和曾率领着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的船队七下西洋,每到一地,慷慨馈赠,以显示中国的威仪与富强,这种爱虚荣、有出无入、违犯经济规律的行为,终因给国家造成沉重财政负担而终场。
相反的,1492年哥伦布率领三条海船环球航行,却掀起了西方的航海热与黄金梦,并推动了西方的殖民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分享中国发展”大蛋糕“,而是要一起做大蛋糕,且中国能分到足够的一份才有意义。
更严重的是,“一带一路”概念一经中国领导人提出,各地不问条件,不问实际,一哄而上,都想借“船”出海,这种一、两百年宏大战略怎么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不仅中国唯上不唯实的体制弊端一览无遗,且更要严防非法资金借机外逃。即便国家领导人提出再好的方向或战略,也难得善终。更何况,急剧推行尚无共识且不现实规划,在经济持续失速,资本流失的大背景下,只会加剧内部矛盾与危机的提前爆发。
笔者认为,中国若要兼顾远忧与近虑,与其逆流而上,甘冒种种风险与不测,倒不如顺势转身,转向国内,把自己的问题办好,把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让中国真正成为普惠式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沃土。这不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更是新时代的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