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5月，姜建清因年龄原因辞任“宇宙第一大行”工商银行董事长一职之后，又有两家银行的掌门人即将因年龄问题而“到站”。北京组工网日前发布两则干部任前公示，拟提名张东宁任北京银行董事长，拟提名樊大志任华夏银行董事长。这也就意味着北京银行现任董事长闫冰竹、华夏银行现任董事长吴建卸任时点已经逐渐临近。

两家银行同时面临掌门人更换

根据北京组工网的公告，现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樊大志，拟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拟提名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现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张东宁，拟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拟提名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对于两家银行齐换掌门人的问题，业内人士早有预期。两家银行的现任掌门人均已超60岁退休年龄。华夏银行现任掌门人吴建1954年出生，如今已经62岁。而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1953年出生，今年63岁，尤其在今年以来，外界对闫冰竹“到站”的预期有所上升。

两名接任者均是从内部拔擢产生。不同的是，张东宁的工作履历比较简单，主要都在银行体系内工作。今年56岁的他曾任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培训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培训部总经理等职务。在加入北京银行后，又历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培训部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北京银行纪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北京银行纪委书记、董事，副行长等职务。2014年6月张东宁出任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樊大志的工作履历则比较丰富，现年52岁的樊大志曾任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资金部副经理，投资银行部经理、投资银行总部经理，北京市境外融投资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等职。2008年12月起，樊大志出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副行长。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银行始于去年的高管人事震荡也在逐渐平复中。在去年银行高管离职潮中，华夏银行成为“重灾区”，该行副董事长方建一、副行长黄金老等多位高管先后因退休、跳槽等原因离职，华夏银行四位副行长仅剩两位，远低于其他股份制银行6-8位副行长的配置。随后，华夏银行开展了内部选拔工作。今年9月初，华夏银行迎来两位新副行长。

业务发展各有掣肘

在所有上市的股份银行中，华夏银行可以说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有业内人士曾评价，华夏银行近年来都在“埋头做事”，宣传方面不常见到其身影，但这也反映出华夏银行业务和产品没有特别出彩或有影响力，长时间的低调很容易被大众遗忘。

华夏银行的业绩表现平平。今年上半年，华夏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12亿元，净利润98亿元，同比增长6.08%，比一季度的7.13%有所回落，在股份制银行中位列中等水平。资产质量方面，华夏银行也和大多数银行一样，面临不良率上升的压力。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81.4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6%，呈现出不良双升的局面。受此影响，公司拨备覆盖率环比下降至165%，拨贷比环比下降至2.57%，两者均已接近监管红线，未来公司拨备计提压力依然较大。不过，华夏银行的新兴业务增长喜人。上半年新增853亿元理财产品，理财业务实现投资收益138亿元，实现收入26亿元，同比增长30%。不过，中银国际认为，受到近期银监会出台的银行理财产品新规的影响，下半年该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增速和利差可能都会下行。

北京银行业绩在城商行同业中占据优势地位，今年上半年，北京银行净利润106.74亿元，同比增长6.08%；截至6月末，北京银行总资产达到1.9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86%，增幅在上市银行中名列前茅，规模在区域银行遥遥领先。

不过，北京银行一直无法摆脱地区性商业银行定位的束缚。半年报显示，北京银行在北京地区的分支机构占到全行近半数，资产规模占到全行的六成以上，北京地区员工人数占到全行的58%。由于“出身”问题，北京银行目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深圳、浙江、长沙、江苏、山东、南昌、河北、乌鲁木齐等地区有分支机构，境外在我国香港和阿姆斯特丹有代表办事处。也正是因为向外拓展受限，闫冰竹曾连续多年在“两会”上呼吁，别再按“出身”区分银行，建议以资本实力、资产规模、管理能力和监管评级为主要标准，重排银行座次。

新董事长的挑战

对于华夏银行来说，新股东会助力其管理的提升。海通证券认为，完成定增后，人保将同时是华夏银行和兴业银行第二大股东，当前兴业定增已经完成，大股东影响力已显著增加，地位更加巩固，而人保对华夏的持股量基本与大股东首钢相当，考虑到人保可能对金融全牌照的诉求，人保的进入有动力推动华夏银行管理的提升。

但“樊大志时代”的华夏银行也将会面临不少挑战。海通证券表示，华夏银行的盈利、收入平稳，可资金业务略弱，压制同业负债和债券配置，会影响息差和规模。更严峻的还是资产质量问题。数据显示，在华夏银行上半年的不良贷款余额中，逾期贷款601亿元，增长42%，占比5.16%，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为3.32。中信建投认为，这一占比偏高，后期不良贷款仍面临暴露的压力，资产质量隐忧不减。中银国际也指出，华夏银行的逾期贷款余额上半年增长42%，表明资产质量压力仍然较高，且今年上半年末，90天逾期贷款中仅有40%被确认为不良贷款（低于去年末的50%），说明未来不良贷款生成率还将进一步提高。虽然不良贷款生成率同比下降，但是以此为依据断定资产质量下滑的拐点已现还为时尚早。

对于北京银行未来的“当家人”张东宁来说，担子一样不轻松。一方面，刚刚遭遇新华联举牌的北京银行暴露出了目前实控人缺位状态，数据显示，北京银行前三大股东分别是荷兰商业银行（ING BANK N.V.）、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13.64%、8.84%和5.08%；另一方面，外资股东也曾给北京银行的内部人士任命带来挑战，2013年张东宁接棒北京银行行长一职，而股东ING集团提出，为确保领导职务的顺利交接，ING集团为CEO变更设立了7个月过渡期，以确保各项工作的无缝衔接。因此，强烈要求北京银行在行长人选变更时同样设立过渡期。因此，北京银行决定参照其股东荷兰国际集团（ING）经验及国际惯例，为两任行长接替设置不超过一年时间的过渡期，在当时的16家上市银行中，此种交接方式也是头一次。

此外，在过去的20年间，北京银行被印下了“闫冰竹时代”的烙印。1995年，北京90家城市信用社开始改制时，北京市政府委派的合作银行筹建负责人即为闫冰竹。当时，闫冰竹是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主任，严晓燕为副主任。闫冰竹调来严晓燕担任自己的副手，他当时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带出的团队，后来很多成长为北京银行的中高层，甚至进入核心团队，张东宁便是当时跟随闫冰竹一同进入北京银行的。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直言，对北京银行来说，闫冰竹拥有绝对的掌控力。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何成功过渡到“后闫冰竹时代”，保持企业原来的发展战略、经营风格，并做出转型和创新探索，平衡各方股东关系，将考验新任董事长的智慧。

（本文转自北京商报，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