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财网

作者：邵海鹏

日前，在国办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第28次文津圆桌研讨会上，参会专家建议，要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多元、稳定和低成本的本外币资金筹集渠道，以便更好地发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

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先行不仅是贸易畅通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今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蒙古并出席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就提出，要加强中蒙在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对接，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对于跨境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制，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称，长期以来存在缺陷，其中一个是对外投资主体依然缺位。他说，内外市场化的力量仍然不够，内部市场的资金成本高，外部资本市场则由于国内管束比较严格，也没法有效发挥作用。

民营企业融资的难也饱受诟病。山东临沂天元建设集团海外公司总经理刘乃柱说，这是目前民企面临的最大问题。“一去谈项目，对方就是要优惠贷款。”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周润凯也认为，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的融资机制仍需改进。他说，工程履约保函额度太小了，导致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总是不够用，尤其是在融资优惠政策方面，银行对国企跟民企区别对待。刘乃柱补充说，很多民企做得很大、信誉很好，但很难拿到免担保、免抵押的纯信用额度，企业自身融资难度很大。

周润凯建议，应该对一些优秀民营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设立“一带一路”融资配套优惠政策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享受“一带一路”融资优惠政策，这样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的同时，又能推动民营企业在海外业务的迅速发展，这样自然会带动产业链上的很多小型企业走出去。

此外，国内融资成本比较高也成为主要问题之一。

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雷咸成称，一般来讲，基础设施需要的是金额大、周期长、低成本的资金。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资金看起来成本较低，但和国际上比还是偏高，因为发达国家都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比如日本。这导致有时我们能成功支持的是发达国家觉得风险比较大，不愿意支持的项目。

至于优惠贷款管理方面，雷咸成认为，与国际上相比，还需要有一些改进。他说，优惠贷款需要走很多审批程序，对资金运用方向、利率、期限都有限制性规定，“一带一路”国家和我们谈项目都希望要优惠贷款，但我们很多都支持不了。这就需要优化融资渠道和手段，提高融资效率，防范风险。

雷咸成建议，要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政策性金融资金成本。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多元、稳定和低成本的本外币资金筹集渠道，以便更好地发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对于国家优惠贷款的管理办法应该做一些修改和调整，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规模要适当扩大，利率要做相应调整，审批程序要尽量简化和优化。

另外，他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真正的政策性投资基金，由国家财政给予风险补偿，让基金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因为“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大都资本金不足，需要这样的投资基金来支持，然后再到银行融资，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贷款，而且融资成本也不高，风险还小。还有，当前外贸形势严峻，出口企业不仅需要融资支持，也需要资本金的支持。应该借鉴目前国家支持稳增长、调结构而建立的专项建设基金的运作方式，建立专门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项建设资金。

除了融资机制方面的问题，曹红辉认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还是缺乏统筹，不仅与国外政府和企业缺乏统筹，且与国内各部门也缺乏统筹，政商之间缺乏统筹。当前，各个机构、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版本的“一带一路”方案，内容相互重叠，这就需要理顺关系。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办公室主任陈欢表示，“一带一路”要本着“双赢”或“多赢”原则，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如果只体现中国战略或利益意图，或企业抱着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抢占资源与市场的心态，从长远看，是行不通的，也不利于我国的大战略布局。

此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自身也面临转型。

雷咸成提到，以前企业走出去都是搞工程承包，建完就走人。但这些项目所在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管理和运营能力都很差。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搞好运营，即便没有精力，也应帮着做未来经营方案。这个目前企业是做得不够的，跟不上他们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不过，曹红辉说，企业尤其是国企动力不足，民企又实力不济。我们的企业在成熟的市场中待习惯了，自身的能力建设不足，对外部那种不成熟的市场和法制环境不适应。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相均泳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都是硬骨头，仍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需要我们企业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实践，不断去创新，并进行持续的总结、评价和推广，但是目前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

尽管存在融资机制、协调组织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实施，曹红辉认为，要进行一个整体性评估和战略性评估，以确认战略方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再具体说问题和解决办法。

他说，首先，必须明确，“一带一路”不仅在经济上是有合理性的，而且在政治、文明交流等战略层面，也是正确的事情，必须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其次，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充满艰巨性、复杂性的挑战，是长期的宏观战略，即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业中心，构建欧亚大陆新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这是改变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最后，应该让整个社会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运作和发声的过程中。否则，会招致国外地缘政治企图的质疑。

陈欢也认为，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中政治、商业战略的不同。政商还是要分离，政治上就是要有比较清晰的战略，对一些问题要形成国家决策层面上的统一思路。

至于融资机制和企业资质认定，他说，首先，属于国家战略的，国家应出钱，或国家与企业(包括受援国国家或企业)共同出钱;属于企业商业行为的，就由企业自己干，不能什么都让国家包办，这个要分清楚。其次，应当承认，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还很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从企业文化到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其中，企业文化是关键。

当然，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需要处理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的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副所长卜永祥表示，对于政策性金融就是国家兜底，财政照单全收，主要发达国家都设有对外援助机构，这些机构对外提供国际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体现自己的国际义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发挥对外援助机构的作用，当然，定向支持谁和支持多少要心中有数，实现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至于开发性金融，他说，首先要有开拓性、创造性的进入某些目前其他机构不愿意做、没有回报的领域，并充当酵母，带动商业性金融进入，把该领域盘活、做大。开发性金融不需要多大资金，但是可以吸引来商业性金融的大钱。资金量的重头还是商业性金融。无论如何，要讲究回报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不做亏本买卖。

曹红辉建议，要设立开发性金融机制。虽然有言论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制不健全、市场不规范、治理不完善。那么怎么办呢?总不能等它都完善了再去呀。为此，应该在境外欠发达地区，建设开发性的金融机制，主动与当地政府、企业沟通合作，共同把市场培育、建设起来，推行开放性金融的国际实践。在欠发达地区，不可能吃现成的。而且这方面，中国也有着三十多年的经验，比如，以往这个项目赔钱，但是那个项目赚钱，把它们打包起来全部都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