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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普惠金融在我国广受关注，制度和实践方面都开始了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政策公益性和商业可持续性成为其发展绕不开的两个目标导向。业内专家认为，普惠金融需在政策性和商业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对于普惠金融的定义，学界和业界众说纷纭。目前，学界和业界公认的普惠金融的定义，是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推广“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概念：“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的、有尊严的、方便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在我国，2015年12月31日公开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将普惠金融界定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并指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不难看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导向。

去接触传统金融界难以接触者，为其提供更广泛的综合化的金融服务，这是近年来普惠金融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普惠金融被写入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后，中国普惠金融在制度探索和实践上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吴翔江在2日由中国金融认证中心、中国电子银行网和清华五道口《清华金融评论》联合主办的“互联网+普惠金融”实践、发展与创新论坛上表示，“普及性、可得性、便捷性、包容性”是普惠金融的四个主要特征。

吴翔江指出，普及性让我们的金融的供给，不管是它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同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可得性是金融的供给能不能没有障碍的、无门槛地到达所需要的人群当中；便捷性是金融的服务是不是能够高效地、随时随地享受金融的服务；包容性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现在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最好时机，主要就表现在现在的政策背景好，发展的成效明显、关注度提高。”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表示，我国普惠金融实际上的发展成效也特别明显，很多指标体系在全球名列前茅。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主任雷曜介绍说，金融机构按照中央有关金融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和扶贫工作的部署，通过各种形式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今年人民银行又设立了扶贫再贷款，实行比金融再贷款更加优惠的利率，延长了再贷款的使用期限。”雷曜说，此外，央行对一些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四类地方机构再贴现实行优惠的倾斜性的政策。

据雷曜介绍，在信贷政策方面，央行最近比较重要的政策是推动两权抵押贷款，目前已经在全国232个县级市区全面开展试点，也出台了具体的办法，鼓励政府部门通过贴息、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担保等多种方式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及缓释的机制。

“政府这几年在积极地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实现普惠金融、践行普惠金融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很多细则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 浙商银行总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王勇强如是说。

不可否认的是，风险高和成本高是普惠金融面临的两大难题。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日表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公众对“普惠金融”概念存在着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普惠金融就应该有优惠。这种想法使得普惠金融机构的风险不能被收益覆盖，导致缺少可持续的、更大规模的资金进入普惠金融机构。

雷曜也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那么普惠金融就需要商业可持续，即从商业上想办法找技术来解决风险高、成本高的问题。

“企业应该以商业原则来履行它的社会职责，解决高风险、高成本的问题，我们寻求用技术的方式，用政策补贴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最终要由市场来定价，由市场来扩展它的服务面。” 雷曜说，这是多年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实践所形成的一点共识，这个共识也写进了国家的普惠金融的规划。

在焦瑾璞看来，要着力解决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问题，这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难题，并且在全球发展都是有难度的。

“各家银行都在搞普惠金融，大银行也在搞、小银行也在搞、中银行也在搞，到底是不是真的普惠金融，还是假的普惠金融？”焦瑾璞认为，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普惠金融事业，但仍需探索实现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有效做法。

在实践中，一些银行机构似乎已找到普惠金融兼顾政策性和商业化的“捷径”。建行与全国供销总社合作推出的“裕农通”金融惠农项目就是其中的案例。

建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刘建忠介绍说，此项目采取“电子渠道+村口小店+建行龙卡”的模式：边远地区的农户通过开立建行 “裕龙卡”，在供销社村级服务点利用裕农公司的类手机客户端，办理小额取款、现金汇款、转账汇款、代理缴费、账户查询等一系列基础金融服务。与手机号签约绑定后，同时可享受建行提供的多项优惠金融服务，如免收工本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年费、账户短信通知服务费，在全国建行办理转账汇款业务免手续费；持卡人在助农取款点办理业务，也由建行承担全部手续费。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足不出村办理基础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建行也实现了银行服务渠道的延伸和下沉。” 建行副行长杨文升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借助合作机构完善的县域农村组织机构，为建行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建设和大规模发卡提供帮助，进而为广大农友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实现“银行、供销社、农友”多赢。

正如雷曜所言，目前来看，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普惠金融发展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在社会性或者政策性和商业性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

第一，金融的基础设施要加强。尽管国内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扔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二，需要完善普惠金融的组织体系。创立新型金融组织是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有益探索，但是更高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三，努力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普惠金融事业，但仍需探索实现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有效做法。

第四，互联网金融有利地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现在也存在着很多法律地位不清晰、管理不规范、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时有发生等问题。

第五，所有发展普惠金融的前提是提高金融消费者的素养。目前，消费者选择和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有待提高，金融消费者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待增强。同时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在城乡间、金融知识类别间的不平衡特征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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