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日报；作者：闫 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海外并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大亮点。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并购主体的企业性质、行业分布和地域流向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特征，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我国海外并购的主体已经从过去的国企和央企逐步转向了民营企业。在国家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初始阶段，大量国有企业凭借庞大的规模、较高的市场占有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纷纷在海外抢滩布局，迅速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和从事海外并购活动的主体。这些企业中许多来自能源、矿产等行业，继而被认为是“资源寻找型”的“走出去”企业之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能源和矿产行业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而陷入一蹶不振的疲态，无疑对先期“走出去”的那些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相较而言，我国的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其数量大、行业分布广、经营体制灵活等特点，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反倒表现出比大型国企和央企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弹性；加之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多元化，受到东道国的安全审查概率也更低，即便有审查，其严格程度也相较于国有企业更为宽松，不仅大幅提升了投资或并购交易的成功率，亦为后期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国在国家层面有意识地推动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享有同国企过去同样的政策支持和优惠，也为推动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从并购交易的行业分布来看，能源、资源行业的并购尽管依然保持着较大的规模，但比重已开始下降，而科技服务、消费品行业的比重在加快上升，行业分布日趋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目的的变化，即过去以“资源寻找型”为目的的海外并购，已逐渐让位于那些更加看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人才、品牌、服务以及海外市场份额等的企业。

再次，从并购的地域流向来看，我国在欧美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始终保持着绝对的高份额，亚洲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占比相对下降。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目标的转变，大量具有高精尖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知名品牌、成熟的市场和服务体系的企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资源矿产丰富的南美、非洲、澳洲等地则相对预冷；二是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家战略和相关机构的逐步落地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周边国家的优秀企业重新回到了国内并购主体的视野。

一是增长的可持续性。首先，对急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能得到国家的支持无疑是雪中送炭，但这对某些些西方国家和企业而言，他们往往会戴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他们很难然将并购交易看做是仅限于“纯粹的”商业行为；其次，国内许多曾经不知名、但资金量极其充沛的中小企业，近年来纷纷走上全球境外并购的舞台，并大有成为并购主力军的态势，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客观前提下，其并购动机和资金来源要想不引起被并购企业的怀疑，继而赢得双方合作共赢的信任，实属不易；再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仅仅是通过提供资本而单方面引进海外高新技术和优秀品牌并拓宽海外市场，这往往会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排斥，增加了并购的难度，不利于建立平等互利的长期合作关系。

二是财务风险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和之后的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低价收购欧美优质企业提供了绝佳契机。而近两年欧美的经济复苏也为此前的并购交易提供了良好的盈利空间和盈利前景。然而，在全球流动性普遍过剩、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国内产能过剩依然严重的大背景下，往往容易造成对世界经济复苏过高的预期，继而出现对项目估值过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过高溢价的现象。笔者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走向还不甚明朗的大前提下，这些海外并购的企业其未来的盈利上涨空间和盈利的可持续性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一些自有资金量相对缺乏、主要通过高杠杆来进行并购交易的企业，无疑将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

三是并购后的整合能力。并购后的整合能力，往往是大多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甚至成为难以摆脱的魔咒，直接影响到并购最终的成败。尽管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是并购后整合困难的重要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并购方自身经验的不足、人才和管理能力等短板所致，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并购前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并购过程中的资源整合以及并购后协同效应的发挥。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正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尽管相较于全球并购市场的总规模而言，中国的海外并购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但对于并购以后企业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未来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以及资源整合能力等，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需要冷静面对和谨慎思考的问题。

来源：证券日报；作者：闫 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员。